14—16世纪藏文史籍之王统历史书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有关吐蕃王统历史的记载,最早见于P.T.1286和P.T.1287号敦煌藏文写卷。后弘期早期成书的一些藏文史籍中屡屡出现对青藏高原周边地域的零散叙述,14世纪中叶成书的《红史》作者广采汉、蒙古等地的文献资料,开创性地将汉、西夏、蒙古、吐蕃等不同区域或族群的王统历史纳入书写范畴,并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编纂体例。这一书写传统后被《雅隆尊者教法史》等诸多藏文史籍继承和发扬,影响深远。14—16世纪藏文史籍中关于各地王统的历史书写,体现出藏族史家对于元代以来汉、藏、蒙古、西夏等各地、各族群的整体性关照,透露出浓厚的多民族史观。这一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深刻反映出元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建立之后,藏族史家在思想观念层面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区域和民族关系的问题。通过对元朝统治合法性的相关论述,史学家们事实上建构起了一种汉、藏、蒙古等人群和区域的共同体认识,使得元朝治下各区域和人群之间的关系,在藏族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这一点对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颇具启示意义。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 190 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 ,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 ,因而它既为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本文从历史学、宗教学、语言文学和医学历算四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并认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 ,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不但印证和补充了藏汉文正史 ,而且在国际藏学界大大提升了藏族传世史书的可信程度     

《吐蕃王国成立史》引言

我分三部分对吐蕃王国创建史进行了研究。在第一部分,我先博采众家之说、并提要勾玄,在此基础上来说明我自己的研究方法。我分析了吐蕃王统的世系及起源之传说,通过去伪存真以接近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对于吐蕃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文书中的古藏文文献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1950、1961年出版)。以上两份目录题录的古     

敦煌文献“右行”考述——兼与杨森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文献的书写格式以左行书写为主流,但在不同的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也产生了一些右行书写的特例。敦煌文献中右行书写格式集中出现在吐蕃和归义军统治时期,它是在敦煌民族融合的多元文化背景下,主要受到藏文书写顺序的影响而产生的,部分也受到了追求平衡对称的审美心理的影响。     

七赤天王时期的吐蕃本教

从整个本教发展史来看,七赤天王时期并不是其最初阶段,但仅从吐蕃时期看来,它对于本教的发展却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藏族传统史料中的吐蕃王统始于这个时期。更引人注目的是,佛教也曾于这个时期试图传入吐蕃,但未能立足,而这些均与当时吐蕃的本教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论吐蕃时期藏汉语接触的途径

说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的接触会导致语言接触.七世纪前期,吐蕃与唐朝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逐渐增多,藏汉族接触愈加频繁.作为藏汉民族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藏汉语在吐蕃与唐朝的交往中发生了接触.根据藏汉历史文献,吐蕃时期的藏汉语接触的途径主要有吐蕃与唐朝的外交活动、文化交流、人口迁徙和民族杂居等.藏汉接触在唐蕃频繁的交往中使得两种语言得以有效的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唐蕃之间的各种交流,推动了藏汉民族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从帐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

在吐蕃王朝史的研究中,对其经济制度的分析和认识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早已为研究者所重视。经济制度除了反映和决定当时的社会性质外,还对吐蕃王朝的政治、行政、法律、宗教、军事等方面有直接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研究吐蕃王朝政治、行政、法律、宗教、军事者,都不能不注意其经济制度。五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从认识吐蕃王     

吐蕃高僧益西央考辨

受命于吐蕃王廷,高僧巴廓·益西央率领他的藏、汉团队,在藏东一线摩崖刻石,弘扬佛法、力促唐蕃和平.而在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P.T.996中,记载了另一位高僧布·益西央的传略.本文经过梳理和分析,认为这两位高僧的人生轨迹重合,实为同一人,巴廓·益西央即布·益西央.吐蕃政权分裂后,由于社会动荡、信息闭塞、路途遥远,后人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产生讹误,导致后弘期史籍中将巴廓·益西央误写为布·益西央.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吐蕃的苯教与《世间总堆》

本文通过对意大利亚非研究院藏《世间总堆》手抄本文献的缜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部手抄本系吐蕃王朝时期的文献,其年代至少在公元8世纪之前.该文献内容对“苯教”名称的来源、对辛绕弥沃的历史地位、对苯教的发源地、藏族先民与大自然的关系以及对吐蕃苯教的面貌等方面的了解和探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吐蕃乐舞”: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形成于吐蕃时期的吐蕃文化,在藏族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吐蕃文化不仅开启了藏文化的历史先河,而且对整个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作为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吐蕃乐舞,以英集歌、舞、乐及杂艺百技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方式,不仅成为承载和表现吐蕃文化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已成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本文就吐蕃文化的概念及意义;吐蕃文化与吐蕃乐舞的关系;吐蕃时期乐舞艺术的发展及艺术特色;作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艺术价值.     

《格萨尔王传》中藏汉关系的艺术再现

藏汉两个民族的友好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史载,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后,便致力于发展同邻邦的友好关系。他迎娶了尼泊尔公主,接着就派使臣到长安求婚,迎娶文成公主入藏。到了公元710年,应吐蕃赞普赤德祖丹的请求,唐王室又许配金成公主远嫁。吐蕃两代赞普同唐朝两位公主的联姻,加强了唐蕃之间在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开辟了唐蕃两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互相交流的广阔前景。两位公主入藏时,带去了中原地区     

噶尔世家对唐军事战略研究

噶尔世家是吐蕃时期主要的政治世家之一,该家族先后有五位成员担任吐蕃大论即首相职位。文章根据藏汉文文献对7世纪下半叶唐蕃之间的友好来往、边境冲突进行了梳理,并归纳了噶尔世家对唐的策略特点。     

吐蕃入滇与滇藏交通的发展

吐蕃入滇后,滇藏交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根据南诏、吐蕃的文物考古资料及汉文史籍中关于8世纪滇藏人员往来和与之相关情况的记载,以及双方人员往来特点的分析,可以在滇藏主要交通线及其走向、道路状况与保障措施、主要交通线的作用与影响等方面得出一些初步认识,大致勾画出这一时期滇藏交通发展的基本轮廓。     

《致吐蕃臣民与僧众书》略探

<致吐蕃臣民与僧众书>载藏文<大藏经>,编号4194,归类于<书翰部>,桑杰商哇著.全文共有320偈,主要分为4部分:<与吐蕃王书><致诸论波><致诸大修行者><致全体僧众>.桑杰商哇在此著中以一位印度佛教出家人的身份,对当时吐蕃的各种现况,以及佛教思想都有所描述.本文对桑杰商哇个人背景、<致吐蕃臣民与僧众书>的文字、内容逐一探讨,以一窥撰者的想法.     

论清代四川省志中的西藏书写

四川因与西藏接壤,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样,其相较于内地,了解西藏、认识西藏也更早、更全面。清代四川3部省志,康熙《四川总志》设“西番”目,雍正《四川通志》设“西域志”一卷,嘉庆《四川通志》设“西域志”六卷,专目专卷记载川西高原地区和相邻的西藏地区,逐渐形成了清代四川省志书写西藏和行省修藩志的特色。此与川相邻的地缘格局,清朝不断调整完善的治藏政策,四川省在边疆经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清代从上至下对修志的重视密不可分。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及川西高原地区,经历从西番之地、四川之西域到国家一统下的西藏书写视角的发展,展现出有清以降内地人们从对“氐羌地外”之“吐蕃区域”模糊认识,到以宁静山为行政区划的初步认识,再到大一统疆域观下西藏的成熟认识,反映了清代大一统疆域观中内地时人对西藏认识变化的过程。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的资料,也从延续明代的地方性文献,逐渐发展为基于中央政府贮存的史志修纂,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展现出四川省官署从“经世致用”的地方志修纂思路转变为对标中央政府权威史志编纂思路上,对之后西藏地方志修纂产生了影响,昭示了“一统无外之盛”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是清代...     

吐蕃占领区的民俗政策与文化交流的关系

公元663年(龙朔三年),吐蕃灭亡吐谷浑之后,唐蕃争夺安西四镇、丝绸之路和青海的战争,相当激烈,至今青海境内、黄河北岸还有多处名为“汉血原”和“汉尸原”的地方,遗存着当年战争的酷烈.到680年,吐蕃已“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岭(?)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资治通鉴》卷二○二).安史之乱起,唐朝驻守河陇的精兵猛将调回关陕一带,吐蕃乘机占领河陇,只有一些孤城在吐蕃包围下,苦战坚守.781年,沙州坚守十一年后,因弹尽粮绝,才与吐蕃签订城下之盟.至自,吐蕃在隐定住对西域、河陇的统治.851年(大中五年),吐蕃王廷内讧,无暇东顾,张义潮举兵起义,收复瓜、沙、伊诸州.到866年,吐蕃最后退出西域,河陇失地重归唐版籍.在这占领西域、河陇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吐蕃几乎     

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

盟誓文诰在吐蕃王朝时期被视为极重要的王室档案,有关这类文书在当时就已形成专门的文献学分类和管理体系。本文对于盟誓文诰的产生基础,吐蕃时代有关文献学的知识体系以及盟誓文诰的性质、书写程式和其所具有的史学史意义、价值等方面加以分析与探讨,认为盟誓文浩这种文本在吐蕃历史学家的眼中,不仅被当作一般的文书档案,而且还被视为系统性的历史著作。通过对盟誓文诰的研究,可以揭示长期不为人所知的吐蕃史学与文献学的独有的分类体系以及相应的史学观念。     

浅议西藏卓卡寺藏经与敦煌《大般若经》的关系

藏经洞古藏文文献自20世纪初出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保存至今的吐蕃古藏文文献,除了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献外,只有敦煌藏文文献。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西藏仍有大量吐蕃古藏文文献,与藏经洞文献属同一时代;这些文献属佛教典籍,收藏地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由此,这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地就成了今天西藏的“藏经洞”。文章就西藏卓卡寺藏《大般若经》与藏经洞出土钟经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