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浪漫主义契合点上的碰撞

浪漫主义的兴起是西欧文学史上有开创意义的一章,它给19 世纪俄国文学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俄国作家肩负的使命使得浪漫主义在俄罗斯很快被赋予现实主义色彩。前期创造社成员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五卅运动之后却又从建筑“乌托邦”的精神领域和渴求中逐步把目光投入社会现实,文学主张也从原来并不坚实的浪漫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明确地提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革命文学主张。     

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历史形态论(1949—1958)

从1943年起,赵树理逐渐走出自己的文学“路子”:以介入生活的文学动机和大众化的艺术方法构成的“通天彻地”的现实主义文学。1949年后,其现实主义“路子”因为缺乏浪漫而被质疑,1958年前后尤甚。赵树理对他“不浪漫”的批评的回应,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坚持,其文学之路经历了从文学事功的理想到进退失据的尴尬,但他总是从“产量不就范”的角度来限制“浪漫”,最终在1959年陷入“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危机。近年来,山西学者以赵树理和“晋军后”视角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就颇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三个历史形态,即现实主义文学观、文学事功的理想和进退失据的现实,研究三者的历史关系,对深入认识赵树理及其时代的主流价值关系,进而反思新时代文学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都是有益的。     

20世纪农民文学形象的制作与英雄人物的塑造

农民英雄人物的塑造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心事件之一。这种形象塑造的方式是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958年之后的文学形象的塑造已经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范要求农民英雄人物必须“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必须写成“进攻的性格”,是“叱咤风云”的形象。农民英雄人物的塑造存在着严重的“神化”倾向。     

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

20世纪90年代 ,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触及现实问题的力作。围绕这一文学现象 ,学术界提出了许多观点 ,其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其一极力称颂这种文学现象为“现实主义的复归”或“新现实主义” ;其二是对这种文学现象持反对态度 ,并认为这是文学的堕落 ,“人文精神的失落”。针对这些观点 ,本文认为这种文学现象既不是“现实主义的复归” ,也不是“人文精神的失落” ,而是现实主义按照历史的逻辑 ,在关注人类命运 ,祈盼人的意义与价值的过程中走向自觉与成熟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先锋文学运动是同时产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激进文学运动,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因素,是为了更好地把握20世纪文学在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变”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依循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运动,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古今演变的发展历史。     

“我”与“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类书写

本文将 2 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整体文学现象来把握 ,从作家创作中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 ,紧密联系不同历史阶段文学语境下的社会 /文学思潮 ,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在体裁、题材、主题、内容、形式、手法、风格上的继承与变化、同与异、呼应与背离 ,从对“自我”与“我们”的两类不同书写角度给予了宏观概括 ,并由此区分了 2 0世纪中国的三种作家。在剖析了两类书写各自产生的渊源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承续、变异关系基础上 ,作者着重对 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提出了质疑 ,并揭示了 :新的文学生长点 ,正孕育在将书写“自我”与书写“我们”相融合的新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     

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回归--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

历史是文学的矿藏,文学是书写着的历史。文学主体性回归后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探寻“历史理性”与实现“人文关怀”之间,获得了一种动态平衡的张力;从而实现了“五四”人文主义文学精神的复归,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向着多层面、多元化的方向开放与包容,表现出一个时代完整而成熟的风貌。     

“现实主义”和文学批判——兼论中国当下语境中“底层文学”的美学风格

“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是“现实主义”区别于其他美学风格的重要标志之一。“现实主义”背后有一套特殊的意识形态,只有承认“变化”的实际意义,当下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现实感”,而“变化”问题涉及到“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在关于“变化”的问题上,中国“现实主义”谱系中的问题小说、左翼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革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无论将底层叙述的传统接续到“批判现实主义”、“左翼文学”,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只是介入角度的不同。底层问题的浮现或者被视为集体主义的恢复,或者表明人们对“现代性”和“社会问题”持续的“批判性”关注。人们将社会问题在“底层文学”中展示出来,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却留在现实社会中。     

评耿庸、何满子《文学对话》

《文学对话》的中心话题是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文学对话》是对拉普以来半个多世纪苏联和中国反现实主义理论的清算,对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潮”文学也作了批判性的研究。《文学对话》的意义是向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回归。两位作者的通信用一种尖锐、泼辣、深刻、沉稳的论战风格写成,别具一格。     

鲁迅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演变

抱着启蒙主义、改良人生的宗旨投身文学的鲁迅,秉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但学界在论述中多把它视为静止、孤立的形态,而忽略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具体而言:先是偏重于"科学实证"的写实主义阶段,鲁迅认同实证主义哲学的认知原则,追寻对客体对象精确、逼真的观察与反映;再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阶段,他赞赏陀思妥夫斯基那种进入人的心理、探测人的灵魂深处善与恶的创作方法;后是"现实底理想主义"阶段,他接受了普列哈诺夫的"艺术也是社会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接纳了卢那察尔斯基从历史发展总趋势的预测中来把握现实真实——这一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原则。     

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

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一系列文学艺术思潮、流派的总和，现实主义则是有相应审美意识、艺术原则规定性的文学艺术现象。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中相互不能替代、各具强健生命力的奇观，它们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总体生命律动大体有三种比较典型的情况。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倾向同社会变动有着带规律性的密切联系，我们能从中获得历史的、文化的、美学的启迪。展望新世纪，可以预见，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会像一对孪生姐妹一样，继续变换着花样活跃在文学舞台上。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百年嬗变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 2 0世纪初引进中国 ,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形成最有影响的文学思潮。在百年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经历了多重畸变与变异 ,也经历了多次的“恢复”和“回归”。研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百年嬗变 ,对反映 2 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 ,分析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 2 0世纪文学的影响和作用 ,探索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和 2 1世纪文学的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陈应松看底层文学的现实主义特质

针对新时期出现的底层文学潮流,探索其现实主义的特殊形态。得出结论:底层文学奉行高尔基的"赤裸裸的真实"观,在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和推进现实主义非经典化方面与新写实相通;在叙事立场上不同于新写实的"零度情感",而以强烈的人民性及批判性与"左翼文学"相连;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的创化"形态区别于"左翼文学"对现实主义的固守而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底层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文学史上任何一种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它是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     

浸润与连通：胡适现实主义文学观述论

胡适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杜甫、白居易以及元稹等人之文学观念的清醒延续，尤其是白居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文学主张对其影响深巨。但西方体验对其文学观的形成也同样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开阔了其阅读视野，深化了文学体验，丰富了理论储备，使其文学观念产生了新变和质变。进化史观、实用主义哲学、近现代欧美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易卜生主义”等丰厚的西方文学文化资源有效充实并强化了他早期所接受的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使之逐渐凝结成一种中西连通、古今交融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在新文学的初创时期发挥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论湖北的"类先锋"作家及其创作

现实主义是湖北的主流文学形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文学对湖北文学的影响尽管有限却也是存在的,湖北文坛出现了一些逸出现实主义传统和规范之外的作家,如方方、陈应松、刘继明、张执浩、李修文、苏瓷瓷等,他们既坚守了湖北文学的特色和传统,也兼具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胸怀,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向现代主义--先锋文学开放与包容,在艺术形态上呈现出更丰富而驳杂的色彩.     

转型时期俄罗斯文学发展面面观

苏联的解体给文学以巨大的冲击 ,一直雄踞苏联文坛的社会主义文学及其创作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遭到了彻底的颠覆 ,文学创作呈现多元化格局 ,后现代主义文学成为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最亮丽的景观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和现状

东南亚的华文文学渊源于中国。她的萌芽是随着中国向东南亚地区移民开始的。作为一种白话文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广泛诞生，是在中国发生了震憾世界的“五四”运动之后。在华文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由侨民文学到本土文学的发展过程。出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创作思潮合流，而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发展趋势。进入８０年代以来，文坛不同程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文学进入了成熟期。当前的状况是喜忧参半，繁荣与困境同在。     

中俄、中苏文学关系的历史省思

中俄、中苏文学关系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历史已进入21世纪,我们应调整认识这一关系的路径和视角,重新认识70年来苏联文学的历史遗产,正确看待世纪之交的“当下俄国文学”,正确认识20世纪末中国兴起的俄国文学热。     

重新理解延安文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返延安文学场域,力求对延安文学有所全新的理解。对“延安文学”的命名、延安文学的性质以及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延安文学”的命名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党的文学”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它既是一种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文学形态;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