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

孔颖达的《对<论语>问》,是一篇精美的政论文,但宋代俞德邻认为,唐太宗误认曾子为孔子,而颖达竟不省,故责其告君欠谨。俞德邻的解读依据《新唐书》。根据《贞观政要》、《旧唐书》、《十三经注疏》、《全唐文》,《新唐书》所载《对<论语>问》错误有二:其一,张冠李戴;其二,文体不合。同时,《全唐文》等文献所载《对<论语>问》的几处异文值得商榷。     

《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

孔颖达的<对<论语>问>,是一篇精美的政论文,但宋代俞德邻认为,唐太宗误认曾子为孔子,而颖达竟不省,故责其告君欠谨.俞德邻的解读依据<新唐书>.根据<贞观政要>、<旧唐书>、<十三经注疏>、<全唐文>,<新唐书>所载<对<论语>问>错误有二其一,张冠李戴;其二,文体不合.同时,<全唐文>等文献所载<对<论语>问>的几处异文值得商榷.     

《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作者笔谈

<正>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官德思想的发展概貌赵雅丽:《史说官德》作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官德的培养。很     

《史记》写人格

对人格的揭示,是《史记》创作的重要目标。司马迁认为君子人格有五个基本要素,本文通过《史记》对孔子、秦始皇、刘邦、项羽、伯夷、李广、韩信、陈胜、李陵诸多人物的人格描绘和评价,探索司马迁《史记》的人格观。     

《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的特色和意义

正谭维克:《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主编,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的创作出版,是在北京市领导关怀下,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倡导推动的一个重点工程,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近两年来负责实施的重大科研项目。刘淇同志亲自为丛书作序。丛书从一开始立意构思、谋篇布局、     

论《孟子》对《毛诗传笺》的影响

郑玄的诗教思想受孟子影响最深的是"以意逆志"法与以史说<诗>.他在笺<诗>的过程中借鉴并吸收了孟子诗教思想的精髓.孟子认为<诗经>是西周王道教化的产物,可以用<诗>来证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理想王道时代.郑玄接受孟子以史说诗的方法,于<毛诗传笺>中在<诗序>和<毛传>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成体系的"正变"说以史释诗.郑玄也继承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并加入了他自己的创新,将孟子的"以意逆志"法上升为以"美刺"释<诗>.他将<诗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置于解诗的过程之中,从而推求和诠释诗人之志,赋予"以意逆志"更为深广的内涵.     

论《史记》“鸿门宴”真相

司马迁《史记》中＂鸿门宴＂一段文字是借鉴了陆贾《楚汉春秋》而写作的。因为《楚汉春秋》渗透了统治者的意志,＂鸿门宴＂所写并非真正的历史事实,具有创作痕迹。＂鸿门宴＂实质上是项羽和刘邦就关中地区统治权展开的政治会谈,项羽兵不血刃地得到关中,而刘邦得以保命。＂鸿门宴＂文字重点叙述刘邦集团,放在《高祖本纪》中更合适。     

桓谭《新论》散论

文章从分析桓谭的经历入手,对《新论》中桓谭关于其自身创作原因、目的、经历的论述及对文学创作成功的基本因素的阐释和对作家作品评价进行了探讨。     

严复《天演论》对孟、荀人性论的调和及其理论得失

严复于其原创成分较多的《天演论》一书之中,不止排斥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定“天行”的“丛林法则”逻辑在“人治”层面上的运用,而更是倡导一种荀式“制天用天”精神。但与其荀式主旋律貌似相冲突的是,《天演论》通篇使用“固有之良”“天良”等概念以指代人性,这又似是一种孟式的人性论。实际上严复于《天演论》实现的,是统合两种演化机制——即“慈幼者仁之本”的亲缘选择与“制自营以保群”的群体选择——并强调“天行”与“人治”的“异物同归”关系,于是初步调和了荀式“善群”思想与孟式“非由外铄”的“固有之良”。     

历史进程与政治理念之间:论《史记》《汉书》的编次

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世家的西周春秋十二诸侯和《汉书》重新排列西汉初期功臣列传的次序为例,可以看出历史进程与政治理念两个因素对于纪传体正史体例与书写的重要影响。与《十二诸侯年表》所反映的西周初年分封所建立的政治秩序有所不同的是,十二春秋诸侯世家的编次,实际上是之后历史进程和诸国实际历史地位的反映;《汉书》对《史记》所建立的西汉开国功臣列传次序的重新调整,也是班固出于展示汉初政治秩序及国家机制的目的所有意为之,而《外戚传》的次序安排,则又反映了班固对于西汉衰亡这一历史进程的认识。总体而言,实际的历史进程与作者认同的政治理念并非截然对立的两种标准,《史记》与《汉书》的编次亦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