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关注中国社会风俗原因初探

近代来华传教士曾经对中国社会风俗给予了热切关注,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又有迫切的现实因素,然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基督教的传播.     

略论近代来华传教士认知中国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演变

近代以来,来华传教士为了推动传教事业的发展,十分注重对中国社会风俗的考察。传教士对中国风俗的考察和研究,是其了解中国国情、探索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西方中国观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传教士对中国风俗的考察、认知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中央苏区社会风俗改造:必要性、经验及启示

在中央苏区的开创、巩固、发展过程中,旧社会留存下来的一些陋俗恶习时不时侵蚀革命,以致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为此,党和苏区政府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的同时,还致力于建设科学、民主、文明的社会风俗,有效地肃清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陋俗恶习,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素质,促进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夯实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基础。中央苏区社会风俗改造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清末资产阶级的移风易俗潮

社会风俗中的恶风陋俗代表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沉积下来的丑陋的一面,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落后性。清末资产阶级从变革政治的需要出发,以西方近代风俗为参照系,对传统风俗的弊端和危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试图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形成了移风易俗的强大舆论,为民国以后社会风俗的革故鼎新作了必要的准备。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就总体而言,清末的移风易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取得的实际成效不彰,并没有使传统的风俗习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在华传教事业初探(1917-1939)

在与南京政府的改革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的西方教会人士当中,美籍传教士牧恩波是非常重要的一位。牧恩波(George William Shepherd),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934年,基督教人士与国民政府合作,在江西黎川县组织"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把黎川作为一个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服务实验区,牧恩波被推举为实验区的总干事。抗战爆发后,该实验被迫停止。1936年4月,牧恩波牧师受邀到南京担任新生活运动顾问。后成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他看来,新生活运动是"一个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使中国的家庭成员获得平等权利的运动,并以此使中国不断进步,获得国际上的平等权"的行动。     

试论明清之际基督教平等观念在中国的影响

明清之际，西方来华传教士将基督教平等观念带入中国，与当时实学思潮相结合，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表现在新的伦理观、价值观、政治观涌现，也表现在对传统的批判上．     

晚清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

进入19世纪,中国的重要任务就是尽快走出封闭保守、摆脱愚昧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早日实现工业化。而当时的满清政府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再到读书人、普通民众都生活在封闭、保守、愚昧、坐井观天的文化环境里。而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向中国社会传输的科学、技术、医学、教育等西方文化思想,终于使中国一些思想敏锐的少数官员、知识分子、民众率先触及西方先进的文明。他们是中国摆脱愚昧落后的宝贵力量。在近代中国向工业化道路上艰难挪步过程中,有赖于基督传教士对中国文化送来的福音。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国迈向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做出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贡献。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论纲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源于二十世纪早期来华的农业传教士 ,到三十年代随着全国乡建运动的发展而达到鼎盛时期 ,它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受世界基督教乡村运动的影响。基督教乡建运动通过把乡村建设与教会建设合二为一的方法 ,以最终建立基督化的乡村社会为目标 ,但它的理想与实践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 ,宗教 (教会建设 )与世俗 (乡村建设 )并不能完美地统一在一起 ,两者的持续张力以及近代恶劣的社会环境最终使中国基督教乡建运动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丁韪良在宁波十年宗教活动述评

丁韪良(W.A.P.Martin)是近代来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中一位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曾以所谓布道“先驱者”,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清政府的国际法“顾问”和多产的“汉学家”而著称于世。西方学者至今还认为他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间仅次于赫德(R·Hart)的在北京的影响最大的外国人。他从1850年到中国,至1916年在北京去世,长达六十余年,几乎以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本文主要评述丁韪良来华最初十年在宁波的宗教活动,这对于研究近代早期西方传教士和基督教会有一定的意义。     

从实证研究看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

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宗教的产生方面,也体现在宗教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过程方面,同时,还体现在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方面。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基督教是一种舶来品,它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自然另有一番特色。而且,由于中国社会自身的各种因素与之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这样一种特色就越加突出。本文试从实证研究的三个方面,即北京基督教不同形式的教会组织、中国基督徒的身份认同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社会道德重建方面的影响出发,来探讨基督教①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关系。     

明末清初传教士变译特性之考察

明末清初一批西方传教士借科学技术传播推进宗教在中国的传布,这是一群独特的翻译主体。作为中外文化接触、碰撞、融合的范例,受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西方传教士采用的并非是传统的全译策略,而是变译策略,诸如增(写、释、评)、减、编、述、缩、并、改等,无意中推动了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翻译事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互动之探析

基督信仰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的问题 ,是基督宗教进入中国以后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传教方式、中国文化对基督宗教的反应、非基督运动与本土化运动等三个层面可以看出 ,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矛盾冲突 ,源于不同思想理念的混淆 ,没有分清基督宗教的超越信仰的价值维度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维度     

中越节日民俗之比较研究

民俗是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根基。中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比较传统节日之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中越民俗文化之同和异。从韩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江陵端午节祭成功,促进中国对节日民俗研究之重视,提高对申报世界遗产、中国国家级遗产之认识与战略。     

明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情的调查

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商人、士兵、官吏和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调查中国国情。其中传教士的表现尤为突出。明代西方传教士调查中国国情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所获得的情报或用于在中国的传教实践之中,或汇集起来传回欧洲。这既对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有较大的帮助作用,同时也形成了东学西渐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洲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

本文基于经典的“世代分析”框架和系统信任研究的“文化论”路径,试图回答：与其前辈相比,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在对基督教信任方面有无差异？若有,近代以来影响国人对基督教态度的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其间是否仍具中介影响？以此会突显民众对基督教怎样的态度变化？文章通过对长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更高;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在世代与基督教信任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且影响较弱。由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新生代在实现包容性国民精神转型方面的向好态势。     

从“圣瓦伦丁节”在中国的盛行透析“七夕节”的生存困境与出路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河所积淀的产物,七夕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以乞巧为主要内容的节日习俗已不能满足当今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精神需求,七夕节面临着生存困境。西方圣瓦伦丁节在中国的盛行,对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礼俗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挽救七夕节,不能盲目效仿西方情人节。只有官民合力,采取有效措施,才能共同实现七夕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的创造再生。     

SPECIAL ISSUE： RELIGION AND SOCIE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Tracing Judaism in China

中国是唯一一个犹太人在此连续生活过一千多年的远东国家。由于犹太人与犹太教密不可分,犹太教也在中国社会存在了一千多年。犹太教不仅仅指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也构成犹太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追溯了犹太人在中国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宗教仪式、教育、饮食、丧葬等,力图为犹太教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提供佐证。文章还从历史角度讨论了中国官方对犹太教的态度。     

长三角“大通关”建设的经济学分析

“大通关”建设已成为长三角改善贸易环境,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然选择。从经济学角度,讨论长三角“大通关”建设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意义,根据国外“大通关”建设的经验和启示,长三角共同加快“大通关”建设需要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发挥中央总揽全局与地方主导协调的作用,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结合。因此,要明确长三角各类口岸的功能定位,提高整体规划水平,推进相关体制改革,强化相应的金融监管,加快电子口岸信息平台建设。     

辽金时期渤海族习俗研究

辽金时期,渤海人长期受异民族统治,与汉、契丹、女真诸族人杂居相处,社会风俗发生显著变异,形成了本族习俗与他族习俗杂揉共存的特征,一方面衣食住等物质习俗的变异十分活跃;另一方面恋爱婚嫁等习俗,却长期按照本族传统习俗发展变化,表现了独特的民俗风情.辽朝和金前期渤海人的经济、社会、信仰、游艺等习俗还保留某些本民族的传统特征,到了金朝后期其习俗多已汉化,本族习俗所剩无几.     

风俗视角与《诗经》的还原阐释

《诗经》因为被罩以神圣的光环而掩盖了它的原貌,也蒙受了种种附会和曲解。从风俗视角可以梳理出《诗经》文化背景的两个重要特征“诗以言志”的习尚和“礼乐救化”的传统,有助于对《诗经》的还原阐释,风俗视角还能使读者领略到《诗经》所展示的鲜活多彩的风俗画卷,感受“天籁之音”的艺术魅力,有利于《诗经》去圣返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