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回避方法

思想史上常有这种现象:一种持久的思想主题在流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会突然中断和消失。例如中世纪唯名论和唯实论争论的停顿、本体论问题在现代经验派哲学中的突然消失、人和环境论的中断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命题的突然转向等等。思想史的这种中断和停顿意味着什么?本文试图从方法上对这个历史之迷做点探讨。     

严复关于归纳与演绎的基本思想

严复,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宣传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系统介绍了西方的形式逻辑,特别是归纳法,并从“更革心思”的要求出发,给归纳法以极高的评价。于是,人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严复是如何看待与评价归纳法及其与演绎法之间的关系的? “严复是不是“全归纳派”(或“归纳万能论”者)式的逻辑学家?……本文将着重探讨严复关于归纳与演绎关系的基本思想,并由此而作出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重评汤沈之争

明代中叶,是我国戏曲史上传奇创作的繁荣时期。而就在这时,汤显祖和沈璟这两位戏曲家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即戏曲史上所谓的汤沈之争。以前大多数论者都认为汤沈之争的起因,是由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所引起的。他们认为,明代万历年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这一新的生产关系的新思想也在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内初露头角,而汤显祖则是这一新思想的代表,他要在戏曲中宣传这种“反封建、反保守的民主思想。”相反,沈璟是封建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审美文化视野中的花雅之争

花雅之争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艺现象。花雅之争涉及花、雅两部。雅部之“雅”,具体体现为文雅、雅致与典雅,其总体的审美精神是与素朴美相对的华丽美。花雅之争花部最终取胜,原因既在于其对戏曲通俗性本质的张扬和表演性、娱乐性特征的强调与实践,更在于其审美精神的返朴归真和美学风格的素朴本色。花部戏曲的审美精神和美学风格在创作以及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显著,文人作家唐英对花部戏曲的改造,花部作品通俗浅近的语言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文质之争常被一些学者比附为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比研究显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这些不同说明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归化异化翻译观在中国的接受

在当今中国,归化异化之争可以分为四派:归化派、异化派、综合派和转化派.其发展的方向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与中国语境紧密结合的、在保持差异与观照传统之间维持动态平衡的本土化.争论的结果是促成中国译界理论意识的觉醒、对话意识的产生,对传统译论的反思以及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负面因素与不利效果.     

苏共执政时期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教训

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时期的党内矛盾和争论主要围绕怎样"夺取政权"问题进行,在执政时期则主要围绕如何"治国理政"问题开展.执政时期的党内矛盾,主要是大政方针方面的意见分歧,有时是党内政治权力之争.当两者交织在一起时,党内矛盾和争论就显得特别激烈.研究苏共在执政时期如何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如何对待党内争论和组织处理的关系,如何看待党内出现的派别和争论等问题,可以加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也谈戏曲史上的“汤沈之争”

据说,我国戏曲史上有过那么一场大辩论,即明代万历年间爆发的“汤(显祖)沈(璟)之争”,并且扩而大之,说是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首的“临川派”在创作和理论上的斗争。据说,这场斗争界限森严,壁垒分明,势同水火,剑拔弩张,并且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是空前的。二十余年来,随着我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问题

问:2005年,恰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有关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讨论在一些人中相当热烈,并且也有很激烈的争论,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究竟怎样的民族主义才是积极的?究竟怎样才算是爱国?不知道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怎么看待这种问题的。答:我想,这种争论中国近代以来久已有之,不足为奇。不仅今天和过去会有争论,就是今后多少年内,也还是会成为一个很难统一认识的问题。问题的原因,由来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能不能实事求是地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的问题。实际上,真的能够了解近代以来的历史…     

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

西洋交际舞这种娱乐方式,突破了男女社交的界限,包含着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的新理念。故从它传入中国起,便引起了维护传统道德、封建礼教的守旧者的非难和抵制,由此引起的争论始终不断。1927年天津名流掀起的禁舞风波,是西舞传入中国后都市民众思想观念的一次集中展现。跳舞有伤风化、破坏礼教,还是正当的新式娱乐?跳舞是一种“肉欲的冲动”,还是一种“美欲的体现”?跳舞是一种高尚娱乐,还是一种如同娼妓般的罪恶?跳舞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与礼教的破坏,还是促发了男女平等与社交公开?围绕这些问题,新旧两派展开了激烈争论,社会各界竞相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文在认真考察这一风波前因后果的基础上,展现当时都市民众关于跳舞问题的复杂观念,评析新旧两派在跳舞问题上的观念分歧,揭示近代中国都市社会及其观念演变之曲折性。     

社会科学方法论驳论

迄今为止,社会科学方法论仍然是一个极不成熟的学术领域,在什么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如何看待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本文从批判几种错误思潮入手,力图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几个基本问题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思路提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和构想.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问题

问:2005年,恰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有关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讨论在一些人中相当热烈,并且也有很激烈的争论,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究竟怎样的民族主义才是积极的?究竟怎样才算是爱国?不知道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怎么看待这种问题的.     

把顾准还给历史--顾准的诞生与争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顾准的诞生首先是中国人的一个精神事件,特别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精神事件.思想顾准成为精神事件,是其在当代中国思想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内容所致.随着顾准的诞生,争论也随之而起是否有"两个顾准"?顾准思想中的学术性问题?顾准是怎样的思想家--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抑或民主社会主义?学术争论是应该的,但,那些脱离历史的、简约而单向的表白不仅无助于对顾准的研究,更无助于对当下思想学术界讨论环境的建设.     

现代货币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一轮“两个剑桥之争”

2019年以来,现代货币理论异军突起,围绕"财政政策应坚持平衡预算还是功能财政""政府开支面临融资能力约束吗""菲利普斯曲线存在吗""扩大政府赤字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金融稳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何者更有效"等五大问题,与主流经济学展开"大争论"。此次争论固然有两派之间对具体经济问题存在不同理解甚至部分误解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是后凯恩斯主义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之争,是20世纪50—60年代"两个剑桥之争"的历史延续和现代翻版。放眼未来,我们必须跳出理论看理论,以经济实践为遵循,在两大理论范式的相互攻错中加以比较和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寻找更有益于经济发展现实的经济规律。     

规范与实证:如何看待经济学家的争论

为什么在经济学家之间有这么多争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些争论?本文尝试从经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解答.经济学可以划分为价值中立的"实证经济学"和带有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的争论,集中在经济事实和逻辑推理上,这种争论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规范经济学的争论,则同研究者本身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这种价值观上的争论,从根本上是无法解决的.另外,经济学作为一门观测科学的特点,也使得经济学的许多命题难以得到验证,这也是不同的经济学派、经济学说长期共存的原因之一.本文对于理解其他社会科学的争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叙述者能聚焦吗?——一场叙事学争论的透视

叙述者能否聚焦?这是聚焦概念引入叙事学后出现的新问题.对它的肯定和否定回答形成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学术争论.实际上,这一争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语言使用不当引起的.虽然争论双方都在使用"聚焦"一词,但各方对它都有自己的定义,双方所使用的"聚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肯定派和否定派在对叙事事实的认识上并无根本的冲突,概念的错位是导致对立的主要原因.这一现象在叙事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值得引起重视.     

1920年井田制辩论: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

192 0年井田制辩论不仅在经济史上有重要意义 ,更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代表着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辩论根源于治史理念上的歧异 :史观派的胡汉民、廖仲恺视史实重建为中心任务 ,史料派的胡适以史料整理为首要工作。针对井田制问题 ,双方的立论角度和研究门径截然异趣 :前者侧重于井田制的经济史分析 ,努力借取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 ;后者着眼于井田的史料沿革 ,谨守广搜精考、穷源毕流的清儒成法。作为方法之争的井田制辩论 ,史观派最终占了上风。其后史观、史料两派的命运却大为不同。     

历史剧的“戏说”与历史“诗意”的构成——汤显祖和“雪中芭蕉”的启示

汤显祖《牡丹亭》被改编演出而引发的“沈汤之争”,反映出争论双方美学思想的尖锐冲突.沈璟崇尚戏剧艺术的形式美学及历史剧的“真实”原则,而汤显祖则要打破形式主义束缚,以主观抒情和审美意象突破史实的局限而追求“神似”.这一争论引发我们对历史剧创作中“史实”与“诗意”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历史剧在坚持整体架构符合历史史实的原则下,象征意象的意蕴美与精心虚构生活细节的诗意美,是构成历史“诗意”的两大途径.在历史真实的基石上,意象的选择、“诗意”的浓淡与格调,则决定着历史剧创作不同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最终形成各种流派.在网络时代,历史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一种元素,由此,影视剧创作中的“历史”与“诗意”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新的格局.     

论汤显祖的诗学观与晚明曲学批评

对于汤显祖传奇创作的界定、评价,晚明至清时期的戏曲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甚至多有指摘,"沈汤之争"引发的戏曲创作及研究的争辩热潮一直延续到清代。在晚明汹涌的曲学思潮演变的时代背景中,汤显祖锐意创新,在晚明曲坛独树一帜,更为明传奇乃至中国传统戏曲的整体发展开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其《玉茗堂四梦》的创作,集中体现了汤显祖诗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即倡导"意趣神色"的诗学本质观,讲求"字句转声"的曲学声律观,和追寻"率性而已"的诗学实践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