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下乡与"乡村建设"——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博士下乡",是民国时期知识界颇具影响的运动,对旧中国的乡村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当时,很多博士由于受到爱民报国之心的驱使、乡村衰败现状的刺激和晏阳初人格魅力的感召,纷纷来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把科技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推行"四教三式",密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设立县政研究院,将学术研究与县政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当然,由于战争的影响,"博士下乡"无奈地终止,但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近代农业增长的一个例证:以清末民初冀中定县为中心

清末民初,由于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定县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土地收益率较高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矛盾非常尖锐,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也非同步增长,30年代与20年代前后相比,粮食产量的增加快于人口总数的增长,与清末相比,粮食产量的提高慢于人口熟数量的增加。     

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研究——以株洲县为例

农村专业合作社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以株洲县为例,论述了研究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的必要性,分析了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意义探析——以保山烟草专业合作社为例

由于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骨干产业的强力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了较大发展,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解有差距.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意义进行初步的探讨分析和研究,进而强化其宣传,深化各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探索因地制宜的管理经验,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何种合作社治理模式更加有效？——以苹果种植户合作社为例

以合作社治理结构中的相关行为主体为基础,遵循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范式,以实地调研数据及案例为依据,将合作社治理结构划分为“成员大会-理事会”和“普通成员-核心成员-理事会”两种典型模式。以苹果种植户合作社为案例,解析两种治理结构模式的运行过程、比较分析其治理结构状况。研究发现,“成员大会-理事会”治理结构模式与“普通成员-核心成员 理事会”治理结构模式相比,前者的成员参与程度更高,而且在管理型交易成本和市场型交易成本的节约方面具有优势,其原因主要体现在成员行为动机与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逻辑构架不同,成员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市场型交易成本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制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导向提供理论依据。     

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及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1932—1937年熊佛西领导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试验是一次重要的乡村文化建设尝试，它的时代背景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经济凋敝、农民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及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存在一种一向下看”的大众化潮流。定县农民戏剧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所领导的“定县乡村建设试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试验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经典的农民戏剧文本，并极大地调动了定县农民大规模参加话剧演出的热情，在试验中首次出现农民自发建造剧场。从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定县戏剧试验在文化切入途径、跨越文化障碍、“树人”等方面取得丰硕经验。     

绩效与不足：合作运动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分析——以20世纪前半期乡村合作社为中心

传统农业改造之关键是新的现代性农业生产要素的引进,而新生产要素的分配、扩散对于仅能维持生存的个体农民而言是力所不及的,需要由相当的组织机构来承担。为挽救农村危机,20世纪前半期国民政府借助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掀起了颇具声势的乡村合作运动。诸多合作社的组建,对于农村中诸如资金、技术及良种等现代性生产要素的引进有着促进作用,但同时合作社制度又为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基层社会形成的“经纪”体制所困扰,使其效用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牧区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牧业合作社研究——以阿鲁科尔沁旗乌仁图雅牧业合作社为例

阿鲁科尔沁旗作为内蒙古东部典型牧业旗,在牧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紧紧围绕党的牧区政策和地区实际,开创了符合当地特色的牧业合作社制度。本文就该旗第一个牧业合作社即乌仁图雅牧业合作社为例,分析了解放前的苏鲁克制度和解放后在牧业生产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探讨了牧区社会改造的必要性和社会背景,对合作社创建的一些原则和做法进行了档案资料考察,并对牧业合作社创建的过程做了一次历史梳理。     

对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考察

农村专业合作社是近年一些地区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它同改革开放以前的社区性合作组织相比,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征,对促进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农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采取对策加以解决。其一,在坚持民主管理的前提下,改造“一人一票”制;其二,在坚持按交易额分配的前提下,适当兼顾按股分配;其三,在坚持为社员服务的同时,努力追求盈利;其四,在坚持社员入股集资的同时,大力筹措外部资金;其五,从合作社社员自我经营转向雇工经营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对福建建阳市水吉镇仁山村山溪葡萄合作社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仁山村的葡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山溪葡萄合作社这个新型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应运而生，带领村民积极应对市场的变化多端，为社员带来了一定的实惠，增加了社员的收入，改变了村民的生存状况，同时也对基层政府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这一切也会促进合作社获得更大更好的发展。     

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点及方向探析——以南宁市盼台归合作社为例

在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农户借助合作社,已从原来零散、盲目跟风的种植模式转变为“产、供、销一体”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模式,形成了公司、农户、市场等利益相关群体的“多赢”格局,创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路子,但同时也面临发展瓶颈,应在资金流动、信息化及产品标准化等方面有所提升。农     

民国时期中国农村单位合作社的发展概况——以四川省为中心的研究

单位合作社是民国时期中国农村基层合作组织的主体,种类较多,但各类单位合作社的发展极不平衡,尤以信用合作社数量最多,发展最快。抗战中后期,随着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四川省的各类单位合作社因政策的调整得以不断完善和充实,呈现均衡发展的趋势,但信用合作社的畸形发展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性地改变,最终影响到农村合作运动全面健康的推进。     

浅论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合作社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合作化思想中最具特色和价值的内容之一。它是马列主义关于合作制的理论与根据地合作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探索毛泽东这一思想,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建国后毛泽东合作化思想的演变源流,对今天如何引导农民走合作经济的道路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新动向与出路——以江苏省为例

各地农地股份合作社在实践运行过程中逐渐演化出一些新的特征,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动向。通过对江苏省若干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实地调查,剖析其所面临的农户参与程度偏低、婚嫁妇女的权益流失、土地资产价格歧视以及耕地保护衔接不当等新问题,应当从提高农户参与程度、保护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提高入股土地资产价格评估的科学性、加强各级政府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等方面找寻新的发展路径。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模式、动因及区域差异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对江苏省苏州、扬州、徐州三市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调研资料,首先分析江苏省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状况、模式及发展动因,并进一步对苏南、苏中和苏北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即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出现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和分析。最后为江苏省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用途管理和调控;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确定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类型;三是规范农村股份合作社组织形式,做到＂政经分开＂。     

列宁《论合作社》对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启示

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提出了合作化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原则。这些思想和原则对于目前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深刻领会列宁《论合作社》一文的重要思想,从实际出发,努力探索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积极扶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以来大学课程设置改革的比较研究——以美、英、日三国为例

20世纪以来,美国大学的课程改革凸显的是在强调通识教育的同时,重视“探究”与“国际”教育;英国大学强调课程设置中过细专业化的纠正与学群制的创建;日本大学的课程设置体现为注重新型课程和创造性教育的课程;我国大学的课程改革应在通识教育、创新与竞争机制引入的基础上,强调课程设置自主权的下放,以及课程群和跨学科课程的设置。     

20世纪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建设畅通高效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也就是打造现代国家的基石。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历经了数次改革与重建。晚清民国时期,国家权力持续下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紧锣密鼓,但并未与传统乡绅的作用相得益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国家权力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的全方位渗透,解决了权力内卷化问题,但农民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弥补了农村社会管理出现的真空地带,但村民自治制度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央倡导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