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结果表明：不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区域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我国人口城镇化都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在此基础上,从我国现存的外部制度和内在的经济发展方式两个层面分析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原因,最后提出三项建议：一是中央应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和改革;二是限制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三是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应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去等。     

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原因分析

运用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指标对2000年以后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全国及大多数省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土地城镇化速度远高于人口城镇化速度。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重构和转移,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国家建设重心转移推动土地城镇化先于人口城镇化发展,国家城镇化战略实施、城镇化方针转变更有利于破除土地城镇化的制度障碍,行政区划调整、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削弱了土地征收征用的阻力,产业园区、新城建设等城市规划实践直接推动了城市扩张,社会转型加剧了失调程度、助推城市扩张。在今后发展中,土地资源瓶颈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可能会对失调起反向作用。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区域效应异质性研究——基于1990—2012年284个城市的经验数据分析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异步发展困局是城镇化发展中的难题,东部土地城镇化模式能否成功复制到中西部区域,从而有效地带动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呢？运用塞尔指数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分析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发现区域内部差异要大于区域间差异,西部区域差异明显要大于东中部区域,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加速扩张并没有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同步增长。并运用1990—2012年284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经验研究表明：土地城镇化显著拉动了人口城镇化进程,并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影响系数增大。从区域来看,东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具有拉动效应,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从城市规模来看,大中城市土地城镇化显著促进了人口城镇化发展,而小城市并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于人口城镇化的吸纳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西部城镇化发展不能简单复制东部城镇化发展模式,应实行差异化的区域城镇化发展战略,强化大中型城市对于人口的吸纳作用,市场与政府双重合力下的城镇化发展更多地要发挥市场机制,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     

要素流动视角下河南省城镇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农业碳排放在我国温室气体排放中占据重要位置,基于河南省2000—2021年的相关农业数据,测算了河南省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并从要素流动视角把城镇化指标分为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构建了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分析法和方差分解法研究了河南省城镇化对于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从整体上降低了河南省农业碳排放强度;三个城镇化指标中,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均负向影响农业碳排放,土地城镇化则正向影响农业碳排放,其中,产业城镇化是农业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主要驱动力。据此,要推进城镇高质量发展,重视产业城镇化的减排效应,加速产业城镇集聚化;严防土地城镇化占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促进农业低碳转型。     

安徽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分析

安徽新型城镇化道路力求摒弃传统的土地城镇化,着眼于实现人口城镇化。因此,通过多方面的投入,使农村人力资本的综合素质和适应城镇化的能力得以提高,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城镇化对农地利用强度的影响

以武汉城市圈为案例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等方面定量分析了城镇化对农地利用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对农地利用强度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人均GDP对农地利用强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进程中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农地利用强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减少量对农地利用强度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口城镇化对农地利用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公路密度对农地利用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在当前阶段对农地利用强度有抑制作用.     

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的三维向度:战略意义、意愿分析与路径选择

就地城镇化是不同于异地城镇化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一种重要模式,是实现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在推行农村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选择,积极探寻影响农民就地城镇化意愿的乡土情结、社会保障、城镇谋生能力、公共设施、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因素,需要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障碍,推进制度变革;塑造新型职业农民,解决农民就近就业难题;广泛开辟资金渠道,营造乡村生态宜居环境;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形成特色小镇,才能最终实现农民"人的城镇化"。     

中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转折点探讨--基于中日比较的视角

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基本变化。基于3个假设,借鉴日本城镇化水平、人口变动、经济转折点经验,结合中国城镇化未完成、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的实际,利用1990—2014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城镇就业人数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预测中国将在2028年左右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在到达转折点之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能满足城市工业部门和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同时政府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要把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城镇化制度改革的苏州实践(专题讨论)

编者按: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以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意涵的城镇化。对中国城镇化建设来说,城镇化问题首先是一个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改革问题。反过来讲,不能把城镇化化简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结和集中的"人口城镇化",也不能把城镇化当作地方政府GDP和财政增长的"土地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制度改革,既在经济层面,更在社会政治     

京津冀城市圈城镇化质量测评及协调性研究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口状况、经济结构、社会发展和空间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随之而来的城镇化质量及城镇化协调性问题亟待解决。采用多指标法建立京津冀城市圈的城镇化质量体系,使用熵值法进行测评,并用系统协调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综合探讨京津冀城市圈的10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京津冀城市圈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各地区间仍有较大差距,各地城镇化协调性较低,应结合当地实际采取相关措施实现新型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