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司法认定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违反《公司法》竞业禁止规定而构成的犯罪,在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时要把握董事、经理的范围,经营活动,同类性质的认定以及非法利益的确定;在区分与相似罪的界限时,要区分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以及贪污罪的界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不存在犯罪未遂,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可以形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共犯。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司法认定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违反<公司法>竞业禁止规定而构成的犯罪,在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时要把握董事、经理的范围,经营活动,同类性质的认定以及非法利益的确定;在区分与相似罪的界限时,要区分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以及贪污罪的界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不存在犯罪未遂,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可以形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共犯.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立案与查处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我国刑法中涉及经济犯罪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含义和特征入手,通过对此罪的行为发生的审查和对关联事项审查确定了立案环节的关键及对证据内容和各项证据设计,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侦查策略和侦查途径的选择提供了基础,也为此类犯罪案件的查处提供了保障。     

论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对象

市场体系不同 ,非法经营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也就不尽一致。非法经营罪的对象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行许可经营或禁止买卖的物 ,而不是限制买卖的物品。这一新的界定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甄别非法经营罪与其他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     

非法发行、销售彩票的行为的刑法认定--兼评两高《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的解释》第6条

随着我国彩票事业的飞速发展,与彩票有关的犯罪也越来越多样化,然而刑法的规定却是相对稳定的,面对新出现的此类犯罪,有人主张应该对与彩票有关的犯罪单独立法予以规制;也不时有相关司法解释出台,讨论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行为的定性,通过对非法经营罪的剖析,否定非法发行彩票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观点,依案件事实具体的情况,认定非法发行彩票的行为分不同情况构成赌博罪和诈骗罪,从而对无限扩张非法经营罪的处罚范围,进行检讨和合理限定.     

论非法经营罪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非法经营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一种犯罪,该罪在实践适用中暴露出很多问题。应对作为本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作严格的限定和解释,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小口袋罪的弊端。同时,对于本罪中罚金刑的适用及与相关犯罪的区别也应予以充分重视。     

非法经营罪疑难问题研究

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客体为市场经营管理秩序,其犯罪对象应以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限,司法解释通常将其明确化.作为本罪客观行为表现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应作严格的解释,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小口袋罪的弊端.本罪的司法认定也应予以充分重视.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制售“瘦肉精”“含三聚氰胺的蛋白粉”等非食品原料的行为,并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构成要件,增设专门的罪名予以规制,虽不失为一种思路,但由于这类非食品原料往往具有正当合法的用途,完全予以禁止也存在问题。生产、销售假药等行为,只有实际售出,才能成立销售假药罪等相关犯罪的既遂,故生产而未销售以及购入而未销售的,不成立相关犯罪的既遂。销售假药等金额巨大,由于其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致人死亡”不具有危害相当性,根据同类解释规则,不应认定为销售假药罪等相关犯罪的“其他严重情节”以及“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非法经营互联网彩票的刑事可罚性探析

我国互联网彩票市场存在着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导向不明确、非法经营罪的入罪可能等法律风险。为了避免刑罚权的不当扩张,刑法理论应当对违法的互联网彩票经营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刑事可罚性进行具体分析。结合我国刑法中的相关罪名,只有互联网彩票赌博、销售境外彩票和以欺诈手段销售互联网彩票这三类行为可以构成犯罪;主体不合法的互联网彩票经营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     

论非法经营罪的法益

解释刑法规范需要以刑法法益为指导,而刑法法益的确定,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文章从分析关于非法经营罪法益的不同观点入手,认为将市场秩序作为非法经营罪法益,对解释非法经营罪不具有指导作用,并导致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通过对非法经营罪的罪刑规范的分析,文章提出非法经营罪的法益应当是市场准入秩序.     

共犯中止条件的现实挑战及重构

当前刑法理论学派之争正在趋于折衷,对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也应该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路径来适应世界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在强调客观方面的同时,关注共犯的主观努力,同时对共犯的中止行为提出一定的要求。依据牧野英一"因果的共犯理论",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条件应从因果关系理论的视角来构建,即时间性、自动性、脱离性。     

试论非法行医罪的罪过

对于非法行医罪等法定犯的行为犯、情节犯而言,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可以直接体现在违法性认识上,其内容应当以行为人对行政法律法规的违法性认识为前提。非法行医罪只能是直接故意犯罪,不包括间接故意。非法行医罪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不应包括间接故意。     

论量刑情节竞合的解决

量刑情节竞合是指同一案件中存在多种量刑情节的情况 ,包括同向量刑情节竞合和逆向量刑情节竞合。对于同向量刑情节的竞合 ,应在区分多种从宽情节的竞合和多种从严情节的竞合的基础上予以不同处理 ;对于逆向情节的竞合 ,应主张抵消说 ,但抵消说必须在量刑情节对于刑罚量的影响指数和量刑裁量程序两方面进行完善。     

犯罪客体不是犯罪构成要件

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在理论上存在矛盾,实践中毫无根据。根据犯罪构成内容的事实特征要素具有明确性和具体性两个条件,应将犯罪客体从犯罪构成要件中剔除,从而形成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客观要件的“三要件”犯罪构成要件理论。     

关于犯罪中止和中止犯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犯罪中止行为是法律和社会赞许、支持的行为,与中止犯(犯罪行为)有着质的区别。立法者应当在价值取向上把中止犯的存在范围限定在严重犯罪之中和犯罪过程中的实行阶段、实行后阶段。中止犯的成立条件不能混同于犯罪中止的成立条件。我国刑法关于中止犯的规定存在若干弊端,应当进行修改和完善。     

我国刑法中的包容犯问题研究

包容犯是法定的一罪和加重的犯罪构成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罪数形态,在我国新刑法中存在多处包容犯立法例,其和结合犯、吸收犯、牵连犯等一罪的形态存在差异,对包容犯应依法按照包容罪名的加重构成论处。包容犯立法例存在一定事实和逻辑上的依据,体现了立法者对公正和效率的追求,但包容犯立法例也存在不少弊端。刑法学界应在对包容犯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比较论证的基础上来探讨这种立法例的存废。     

论犯罪着手

犯罪着手是认定犯罪未遂形态的重要标志,但究其定义,理论上存在多种定义的方式。文章在对其具体分析后认为这些观点都有片面之处,很难揭示其本质特点。犯罪着手作为具有刑罚可罚性的行为,既要明确其区别于犯罪预备行为的本质特征,又要坚持主客观的有机统一。对犯罪着手的合理定义应该是,犯罪着手是行为人为实现特定犯罪目的而实施的能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产生直接侵害的行为起点。     

试论我国单位犯罪的范围

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100多种单位犯罪,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法律规定,单位危害社会行为得不到惩处的情况屡见不鲜,造成司法实践的困惑。我国单位犯罪应以现有规定为基础,从社会危害性和单位自身特征出发,确立单位犯罪的标准,对单位犯罪的范围进行适当调整。     

论性犯罪对象

以目前我国男性性权利没有纳入立法保护的范畴为切入点,从男性也可能成为性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角度,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立法上关于性犯罪对象的规定,揭示出我国对男性性权利保护的现状。论文还列举了国外的相关立法例,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建议在我国现有关于性犯罪罪名的基础上,扩大犯罪对象的范围,将男子的性权力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从刑事立法上解决这一问题。     

认定牵连犯和吸收犯若干问题之研讨

牵连犯、吸收犯均是刑法理论、司法实践中难以界定的处判一罪形态概念.牵连犯应界定为行为人出于直接追求一个犯罪目的,而犯罪的方法或结果行为又必然构成其他犯罪的犯罪形态.吸收犯应是数个犯罪行为因一个被另一个所吸收而失去独立意义,仅按吸收的犯罪行为处断的犯罪形态.两类犯罪形态的区分以罪质数为准.牵连关系和吸收关系分别是准确认定牵连犯和吸收犯两类犯罪形态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