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亲亲互隐"问题探讨

新修改的《刑诉法》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拒作证,"亲亲互隐"被重新纳入法制系统. 本文通过回顾"亲亲互隐"在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发展过程,对"其父攘羊""窃负而逃"中"亲亲互隐"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浅谈免证特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的积极作用

免证特权制度是证据法中有关证人作证问题的一个环节。免证特权制度在中国其实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中国古代,为维护既有的家庭社会伦理,就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制度。现代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自己的诉讼法律制度中也制定有相应的"证人特权制度"。免证特权制度的广泛适用说明这一特定的证据制度尤其自身的价值和作用。     

温情与峻法的互动——兼议古代的司法原则“亲亲相容隐”

"亲亲相容隐"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制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曾承载了重要的社会职能,体现了古代严刑峻法中温情的另一面,其对于人性的尊重,对于正在进行法治建设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亲属相隐原则述评

亲属相隐原则发源于春秋,确立于汉代,完成于唐代。从开始的"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到唐代的"同居相为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时代,主体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展,直到"五四"以及建国以后被废除。该原则的产生、发展是有一定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原因的,在现代在重人性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也具有很大的价值。目前法学界将亲亲相隐制度法制化的呼声很高,主要是从刑法人道主要要求、期待可能性理论解释以及域外法律借鉴等方面考虑,本文拟从对从以上方面作简单探讨。     

论刑事诉讼中亲属拒证权制度的构建

亲属拒证权制度作为证人作证原则的例外，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证据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它具有悠久的传统与深刻的现实基础，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却缺失这一制度。本文试探讨我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和西方国家亲属间拒证特权制度， 在我国将来修改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亲属免证权制度，以期发展、完善我国证据制度。     

我国立法设立亲属拒证权的必要性分析研究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立法中都有关于亲属拒证权方面的规定，并且在我国古代至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中也都存在着以容隐权为核心的“亲亲相隐”制的规定，然而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关于亲属拒证权方面的内容。因此，加强对亲属拒证权在我国立法中确立的必要性的研究，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亲属拒证权制度则显得尤为重要。     

亲亲语文课堂教学反思

在"珊瑚最红,孩子最亲"的办学理念引领下,我们努力地实践着"亲近孩子身心,亲近孩子情感,亲近孩子思维"的亲亲语文课堂教学.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亲亲语文课堂教学不仅仅是浅表层次的亲近孩子的教学,更是面向全体学生、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富于创造的高效课堂教学.     

试述汉代家庭内部犯罪问题

与现代法律不同，中国古代法律对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犯罪的定罪量刑往往作出不同于其他不具有这种关系的犯罪的规定。从汉代的家族法中已经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规定，如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对不孝罪的严惩、对亲属相奸的严惩等等。本文仅探讨主要的家庭成员即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相犯的情况。     

构建“隐权力”的规避与转化综合机制研究

"隐权力"作为正式权力系统以外的另一种权力,从古到今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方式和危害程度有所差别而已。作为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隐权力"已经沉淀于传统社会,侵蚀到现代文明。对"隐权力"进行综合治理已成为当今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一、从制度分析视角探讨"隐权力"的产生与存在1."隐权力"与传统制度的共生性首先,"隐权力"衍生于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人情政治中。有秦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国社会长期形成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制,使     

并购事件对被并购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影响

采用自陈报告和内隐测验对消费者的外显和内隐态度进行测量,证明了强调"外国强势品牌并购本国弱势品牌"或者"本国弱势品牌并购外国强势品牌"的并购事件会使消费者对被并购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都变得更加消极。     

论官场“隐权力”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及规制

官场"隐权力"是一种超越法定职权的影响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于法定职权而产生的超越领导法定职权的一种影响力,二是基于私人因素而产生的超越领导法定职权的一种影响力。基于法定职权产生的"隐权力",实际上是利用职权影响力参与社会资源的"掠夺式"分配。它与公平正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理念大相径庭,应当加以规制。基于私人因素产生的"隐权力",实际上是官场内部的一种话语权。它与特定领导的个人魅力、气质、家庭出身等有关,对于这种"隐权力"既没有规制的必要亦无规制可能。本文所探讨的官场"隐权力"主要是指第一种情形。     

河之洲

提壶之术历史人物之品题,向有两种偏向:一曰隐恶扬善,一曰隐善扬恶。所谓隐与扬,余拟以一俗词概言之,曰:"提壶"。析而言之:隐恶,即哪壶不开不提哪壶;扬善,哪壶开提哪壶;隐善,哪壶开不     

约稿启事

官场"隐权力"专题研究"隐权力"作为一个新名词,近来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热议。何为官场"隐权力",见仁见智,或可包括以下几种内涵:一是超越领导法定职权的一种影响力,二是与显性的规则权力相对的暗含性权力,三是领导的自由裁量权过大造成的衍生性权力,四是领导法定权力之外的特权,五     

领导干部如何过好人情关

正"六亲不认"不是一个褒义词语。对于讲"亲亲尊尊"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官场上飞黄腾达,还是经济上腰缠万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要对亲朋好友伸出援助之手,这也是儒家实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必由之路。"六亲不认"有违道义,有违传统伦理道德。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讲人情世故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血缘、地缘结成的关系是人们安身立命的重要纽带,这种纽带实现了某     

组工干部要公道正派、干净干事

公道正派是组工干部的灵魂。各级组织部门要主动打破神秘感、消除优越感,构建更加开放的组织工作体系,规范程序,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组工干部要公道处事,正派为人,考察评价干部坚持一把尺子、一个标准,坚持原则,廉洁自爱,始终保持高尚的职业操守。对服务对象一视同仁,不看背景,不看来头,生人熟人一个样,不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与干部保持等距离,与     

“亲亲”“ 尊尊”原则在唐代刑事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亲亲”“尊尊”原则自西周周公制礼之时就已有雏形、并贯穿于之后千年的司法过程中。到了唐代，司法制度逐步健全，“亲亲”“尊尊”制度更是在律法中有了重要体现，在刑法制度之中表现的更是明显。这一制度虽然极具封建主义社会的落后性，但其中却也有一些精华值得我们借鉴，只有正确把握这一原则的内涵及其优缺点，才能更好地继承我国千年来的传统文化。     

领导秘书应对“隐权力”的“畏”、“为”、“违”

"隐权力"是一种非正式权力,主要依赖私人关系网络的维持,完全不受正式权力结构和制度程序的约束。领导秘书通过与领导干部形成特殊的工作依附关系和人际互动关系,而拥有了从领导干部那里延伸下来的间接作用于公权力的隐性权力。作为一名本身不是"官"的领导秘书,要应对"隐权力",须做好以下三个方面。要有所"畏",唱好公道正派的"红脸"。"有所畏者,其家必齐;无所畏者,必怠其睽"。作为领导秘书,只有心中有所畏,才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居安思危,时刻恪守公道正派的职业道德,不正之风不染,不义之财不取,不法之事不干。一是畏权。领导秘书本身没有权力,却因是领导"身边人",间接地靠近公权力而拥有了一定的"隐权力"。作为领导秘书,要站好角度、摆正     

如何突破瓶颈,实现销售飞跃?——海豚会深圳湾分会举办微咨询式圆桌会

正2月28日海豚会深圳湾分会在海豚会深圳活动基地恒会馆(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沙河世纪假日广场B座211)举办了微咨询圆桌会。此次活动以"如何突破瓶颈,实现销售飞跃?"为主题,50多名商业精英出席了当天的活动。本次活动由深圳湾分会副会长、深圳市现代港口国际集装箱码头人力资源总经理王仲涛先生主持。圆桌互助环节,东莞亲亲我实业有限公司CEO郑子枫,著名管理专家、百思特     

上下级博弈中的内隐领导及其激活之法

上下级博弈中的内隐领导主要体现为领导者能够抓住下属判断的最重要信息、维系下属心目中的领导形象、印证下属最原始的正向预期、满足下属最在意的素养标准。其起点是领导者对自身"优秀"的定义,作用基点是下属的认知图式,追求的效果是达到上下级间感知的一致性。领导者要激活内隐领导,就需要在管理中用心用情构筑良好氛围,观心得道剖析认知图式,积极打造建言与信息分享文化,构建心理感知的双向反馈机制。     

中国传统礼治在单位现代治理中的价值

单位在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价值共识难以达成、职责分工不易明晰、领导权威受到挑战、人际关系趋于淡漠等困境。要摆脱这些困境,可从中国传统礼治中汲取智慧。中国传统礼治对单位实现现代治理的重要借鉴价值在于:礼治主张"天下为公",启发单位领导者在树立承载价值共识的崇高愿景时,着眼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把个体利益的实现融入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中;礼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启发单位领导者厘清单位内部的权责利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位成员的工作积极性;礼治强调"亲亲,尊尊",启发单位领导者重塑领导权威、把控全局,平衡权威与民主的关系;礼治倡导"和为贵"以及利他精神,启发单位领导者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抑制人际关系淡漠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