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垃圾实名计量收费

从7月10日起,广州开始在试点小区实行垃圾按袋计量收费,居民要为超量的垃圾埋单。 跟很多中国高速发展的大城市一样,广州也正在面临着＂垃圾围城＂的困局。广州每天大约会产生1.8万吨生活垃圾,经分类和资源回收后仍有1.4万吨的垃圾进入终端处理系统,这正好与广州目前垃圾实际处理能力持平,这些生活垃圾目前绝大部分以填埋的方式处理,还有一部分进行焚烧。随着广州城市的扩张,每天的生活垃圾产生量还在不断增加,     

协同视角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三元合作治理机制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关乎城市土地资源紧张、大气、土壤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导致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本文分析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合作机制,认为应从主体协同、政策协同和资源协同三个方面入手来推进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城市生活垃圾机制的建构。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现状及法律对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垃圾围城”问题已成为当代城市问题的核心,备受关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推广和落实,离不开高位阶法律法规的宏观指导和地方各级立法的细化实施,同时还需要各部门切实有效地分工配合,从多维度进行立法考量,完善法律责任辅助,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长效机制,从根本上缓解生活垃圾带来的环境承载压力,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广州生活垃圾分类面临的形势、问题与对策建议

生活垃圾分类面临新形势,国家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十九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宏伟蓝图,广州对生活垃圾分类做出新部署.生活垃圾分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现有垃圾分类模式缺乏可持续性,生活垃圾精准分类的作业场地不足,物业服务企业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起来,生活垃圾分类急于求成,居民参与率、 投放准确率有待提高,以及垃圾分类后端处理设施建设滞后.笔者提出深化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 长效化运行机制,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有机融合,构建生活垃圾分类"大城管"格局,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以及建立生活垃圾监督考核评价体系等对策建议.     

论政府在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中的政策供给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大幅增加,给城市环境带来很大影响,垃圾管理已经成为近十几年来热议的话题。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生活垃圾的结构也越来越复杂,这给垃圾分类处理及高效利用造成了严重阻碍。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对垃圾源头进行分类的建议。住建部于2000年6月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杭州、厦门和桂林8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目前看来,这些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回收效果都是宣传大于实际,垃圾分类收集率仍然低下,垃圾分类名存实亡。     

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与可持续发展

城市生活垃圾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丢弃的固体废物以及清扫的地灰和商业垃圾等城市代谢产物.城市生活垃圾具人文性、速生性、组成复合性、强污染性和城市化性等特性,因此也就具明显的两面性,即若生活垃圾未作处理,势必造成垃圾围城,严重污染环境,危害市民健康,阻碍城市可持续发展;若生活垃圾作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则净化环境,变害为利,变废为宝,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人们大多只知城市生活垃圾有害的一面,对垃圾围城人人厌恶,却忽视或漠视生活垃圾资源化的可能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应深刻认识城市生活垃圾具有可循环利用和再生利用的潜在价值,是地球上不断增长的资源,誉称"城市矿藏".本文着重探讨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对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无废理念下的垃圾分类治理困境与纾解

我国垃圾分类治理工作历时20余年,成效与期望相距甚远,症结主要在于分类欠效,实现垃圾有效治理、普遍分类势在必行。2017年3月《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出台,垃圾分类治理进入强制时代,强制分类具备稳健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但实践中存在诸多困境。当前的垃圾强制分类,仅是柔性强制,唯有转化为刚性强制,垃圾治理工作方能取得良好效果。应通过纾解当前困境,深化对垃圾分类治理目的认识,硬化垃圾分类制度落实,细化典型性示范主体参与分类要求,强化垃圾分类治理主体协同联结,使垃圾分类治理走向刚性强制,从而实现无废城市建设目标,同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城市垃圾减量管理--破解“垃圾围城”

垃圾围城是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普遍现象。由于城市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加，垃圾处理设施处理能力不足，又因为城市扩张，边远郊区已经成为居住区，垃圾处理设施选址困难，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曾经出现大量的“邻避运动”，倒逼经济发展模式、消费模式以及垃圾管理的变革，垃圾管理从末端管理向全过程垃圾减量管理转变，随着变革的不断深入，日本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有效地降低了垃圾产生量，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笔者提出我国应从垃圾末端管理向全过程垃圾减量管理、建设循环型社会逐渐转变，破解“垃圾围城”。     

乡村治理视域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

农村垃圾分类须以城市经验为借鉴,结合乡村特点,探索科学的宣传教育模式。面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困境,要基于新型乡村治理体系框架,建立以"科学化、多元化、多样化"为基本原则,"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自治、法治与德治相融,科技支撑"为路径,"善治"为目标的长效农村垃圾分类宣传教育体系。     

试析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法律规制及实践

本文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现状入手，通过对我国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法律法规和实践的分析，指出阻碍我国垃圾分类实施的根本原因，认为要实现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除了法律上的支持外，还需要广泛深入的宣传和垃圾管理部门的积极努力。     

垃圾分类，看看别人怎么做

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大,与城市的繁荣一并出现的,是每天产生的巨量垃圾。由于垃圾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中国现在已经有近三分之一的城市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而目前认为能妥善处理垃圾的唯一途径就是做好垃圾分类与垃圾回收。让我们来看看先行者是如何做的。     

台北生活垃圾处理掠影

正如何进行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理,是当今城市面临的一大难题。让生活垃圾从源头减量,让垃圾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是当今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苦苦寻求的破解之题。台北市大力推进实施的"垃圾不落地"、"资源回收计划"和"垃圾费随袋征收"有力地促进了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回收利用。使生活垃圾回收、运输和处理整个渠道畅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处理链和经济圈。这些措施、办法的综合实施,大大促进了垃圾逐年减量。     

健全分类处理体系 促进天津生活垃圾"三化"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运输、 处理体系不健全,是制约其"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运输、 处理体系是推动垃圾"三化"的关键,主要包括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运行体系,即在前端确定合理的分类方式、 配置相应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在中端配备"干湿分类"专用运输设备、增设餐厨垃圾预处理节点,在末端增设综合性的干、 湿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保障体系,即统筹规划天津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加快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法规,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处理体制的机制创新,加强宣传引导和民间推动.     

鏖战“垃圾围城”

机器化生产和爆发式的生产能力,点燃了人类对物质产品无休止的欲望和追求,与此同时,也把人类带入垃圾时代。垃圾,犹如现代城市的皮屑,随着资本和物质洪流的滚动而抖落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每天夜晚,当无数辆大大小小收集和运输垃圾的车辆从我们美丽的城市驶出,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正以相当于GDP的增速向前推进。随着北京、上海、南京、南昌、深圳、武汉、青岛、温州等多个城市陷入"垃圾围城",在全国660座城市中,已经有1/3城市被垃圾"大军"所包围,每年产生的垃圾总量高达1.3亿吨,而29%的城市尚无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很多人以为,每天把垃圾扔出家门,倒入垃圾箱,远离人们的视线,一切就算万事大吉了,孰不知,这仅仅是生活垃圾漫漫旅途的开始。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它们并没有消     

三峡库区农村生活垃圾现状调查及处理对策分析——以垫江县长大村为例

针对目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生态环境和危害人畜健康的问题,以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长大村为例,实地调查了村民生活垃圾排放处理现状,并结合当前国内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基本模式和当地县城垃圾清运处理方式,提出了“统一收运,集中处理”、“分类收集,分别处理”、“就地减量,定期清运”3种防治处理方案。通过对收运处理量、收运处理成本、填埋库容、资源化、减量化、村民接受程度、政府投入等7个方面的比较,最终确定“就地减量,定期清运”这种方案最有利于农村生活垃圾的管理。     

疫情静态管理期间上海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疫情静态管理期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受到严重影响,如投放环节垃圾不分类、乱丢弃,收运环节清运不及时、“混装混运”,处置环节处置能力不足等。这些问题会对城市生产、生活环境带来负面作用,甚至会成为疫情传播的风险点。管理部门应加大对疫情静态管理期间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视力度,通过完善应急体系、优化基层治理、强化队伍建设、加快设施建设等措施,筑牢生活垃圾处理防线,确保疫情静态管理期间生活垃圾能够得到安全、规范、及时的处理。     

“开放经济下的国际商贸吣城市发展”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2013年12月14日，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国际商贸中心重点研究基地主办、《城市观察》杂志社协办的“开放经济下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发展……2013广州报告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来自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广州市政府研究室、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垃圾处理向左向右?

“垃圾围城”是去年以来曝光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我国在30多年持续高速发展后，一直隐藏在角落的垃圾终于不甘寂寞，以其庞大的数量和巨大的危害掀起一轮垃圾战争。2009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垃圾问题集中凸显之年，激烈的全民大讨论扩展到全国范围。那么，垃圾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我国垃圾问题现在究竟处于什么阶段，是“围城”还是“危机”？我们对垃圾究竟了解多少？垃圾的背后存在什么问题？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活力分布特征及空间治理策略——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

提升城市活力的空间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构建“人群—环境”城市活力模型,运用多源数据测度城市活力系统中人群与环境活力的协调程度。研究发现,广州中心城区正面临边缘地段城市活力较低且功能组成较为单一、城市“人群—环境”活力耦合协调度有待提升的问题。基于此,从公共空间营造、边缘地段产业空间活化、完善多层级治理渠道、促进公众参与四个维度针对性地提出面向活力全球城市的广州城市空间治理策略,为建设和提升活力广州提供思路,也为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空间治理提供实践参考。     

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企合作机制

在垃圾治理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作为主要承担者,以合作的形式构建了良好的共治局面。本研究以北京市为例,研究了城市生活垃圾治理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沟通机制,政府通过优惠政策、资金支持、福利待遇、技术研发等措施给予参与垃圾分类处理企业一定的激励,并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进行交流,以法律标准为依据,从线上线下平台对相关企业进行监督管理,构建起了友好互动、高效协作的政企合作机制。当前,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政企合作机制建设还存在着法律规定不完善、分类投放监督难度大、政企目标不一、盈利模式不清晰、参与形式单一、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应当从完善法律法规、落实监督考核制度、发挥市场竞争优势、建设服务导向政府、开辟多元参与方式、适当下放权力等方面加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