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的“孝治”

唐王朝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其通过树立帝王“以孝治天下”的榜样形象、表彰民间孝行、强化《孝经》教育、以“孝”选人、尊老养老、以法护“孝”等举措,实践“以孝治天下”,从而谋求其统治的长治久安。     

汉代“以孝治天下”与士人的政治人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由此形成了"三纲六纪"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形成对士人的政治人格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士人束缚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奴性进一步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士人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从而在"道"与"势"的对抗中保留了部分人格的独立性.     

汉唐孝治经典《孝经》刍议

《孝经》糅合了道德、伦理与政治社会的统治秩序,适应了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根本和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需要。汉唐两代均以孝道作为教化之根本和以孝治作为其治国的基本方略。今天,传统孝道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但作为人伦价值的道德观,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永恒的秩序:汉代“天”的重新建构与社会秩序的论证

传统观点将秦亡汉存归于秦不懂文武并行,汉代统治方略的改变保证了王朝的长久。但这些讨论没有揭示出深层次的原因,即对此的本原性论证。汉代统治者认识到军事力量和法律的不足,知道了教化的重要性,即人们从内心接受其统治,这就需要对采纳的统治方略进行本原的论证。传统的观点均认为汉承秦制,其实汉代承袭的只是秦朝的政治制度,汉统治者认识到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其他社会秩序的协调,其他关系的伦理也会对政治秩序的伦理有影响。为了教化民众,汉代需要论证君主专制、社会秩序以及秩序伦理等的合理性,论证任务的多样性决定了他们在抬出先秦的“天”时,赋予了其神性、义理、自然等多种性质,三种性质是混沌的。“天”既论证了君主专制,同时也论证了君臣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存在的拟宗法化性质以及对君主权力做出了限制,从而保证了汉室的长久存在。     

汉代母权研究

“汉家旧典，尊崇母氏”。在汉代，母亲地位虽然次于父亲，但由于统治者大力宣传孝道，汉代的母权得以确立和彰扬，母亲在家庭中拥有一定的权力。汉代皇室的母亲还积极参与政治，汉代母后频频干政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汉代的母权。但是汉代的母权仍从属于父权，母权并没有超越男尊女卑的社会框架。     

汉代“以孝治天下”及其现代价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在实践中，汉代政府采取了以下三方面的社会政策，以“孝”作为官吏选拔的途径与评价标准之一；用社会政策和制度培育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以礼入法”，对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对孝的行为进行硬约束。汉代的措施给我们当今培养敬老爱老的风尚提供了有益借鉴。     

浅议隋代的孝治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为巩固政权施行了诸多改革.这些改革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但长期以来,隋朝的孝治政策及孝治措施却被忽视.而实际上,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以孝治天下,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行孝治.     

论传统孝道的当代建构

在当代社会中,传统孝道已难以维系,同时却出现了长幼颠倒、小依长、“养儿防不了老”等,与父母缺乏自省自律这些不和谐的亲子关系,如何构建当代的“新孝道”日益显得重要。构建当代的“新孝道”主要应在体现义务性、注重感情性、强调自律性、提倡互益性四个原则性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传统道德观,并营造家庭内部良好的伦理道德氛围,实现代际和谐,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石。     

孝的三层次与《孝经》的解读

孝字从教、从学。孝的涵义有三个层次：养、敬、顺。孝敬父母最基本的要做到奉养,核心的内容是敬,高层次、高境界是顺。《孝经》认为,孝对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地位高、权势大的人,其孝的外延更大一些,对社会所负的责任更重一些,“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汉代画像中的“事死如事生”观念与孝道思想探讨

汉代画像是埋入地下的一种特殊的画作,是两汉时期厚葬之风的产物。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的特殊性,从图像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服务于墓主人,与丧葬礼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幽冥世界的关怀与想象,始终是汉代画像着意表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譬如由体现孝道思想而产生的"事死如事生"观念,在汉代画像里便有生动而深刻的反映。     

《论语》中关于“孝”的文本及其解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新议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之一。在这个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论语》中的记载及其后世的解释都起了极大的作用。本文由"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解释困境入手,对孔子之"孝"做出新的理解和解释。     

从《论语》和《孝经》看孔子“孝”思想的可能意蕴

从中国“孝”文化传统的主流来看,父权主义的主体原则、强势原则、血缘亲情的核心性原则、道德行动选择原则化的解释路向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解释学的视野看,“孝”还可以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其伦理内容要靠其他道德范畴来补充说明;“孝”范畴主要功能在于构建社会纵向关系和天人关系的意义内涵,孔子对“孝”的行动指令的说明是服务于这一意义内涵的。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儒家孝道思想及其在民俗美术中的体现

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文化影响深远,而其中孝道思想则是最深入人心的儒学思想之一,孝道以其深厚的伦理根基和强大的政治机制推行而广布天下。民俗美术中大量艺术形式对儒家孝道思想的表现,则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一思想。儒学孝道思想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便体现在民俗美术所表现出的生命力上;民俗美术所具有的生命力,实质上亦即儒学思想仍具有的生命力的表现。     

西汉以孝治国悖论浅析

西汉推行以孝治国理论,这种理论常常陷于维持宗室秩序与骨肉相残的悖论。西汉统治者通过"大一统"的主流意识、"众诸侯"推恩的软着陆方式,破坏地方王国与中央对立的现实条件来解决王国问题,以孝治国悖论却成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普陀山二十四孝浮雕看佛教对儒家孝文化的接受

明代石刻儒家《二十四孝》浮雕是普陀山佛教文化会通儒家文化的历史见证.这一事件,是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暗合儒家文化主张的内因表现,也是普陀山高僧在明代皇家崇佛、明末高僧隐士倡导儒佛融合与会通思想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白族民间文学的"孝"主题与汉文化

明清时期,由于汉文化的强力渗透,孝道观念在白族民间文学中演绎成为一道壮观的主题风景.白族民间那些以宣扬孝道、歌颂孝道为旨归的文学作品既表现出吸纳汉文化的态势,又显示出与汉文化不太相同的价值取向.白族民间文学的"孝"主题展现了白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生命联系,也揭示了文化传播和接受的复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