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的“荆公新学”

王安石二十二岁中进士后,担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多年,目睹北宋社会危机深重和人民的贫困生活。在仁宗时期,他曾上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陈时弊,提出变法主张,但未为仁宗、英宗两朝所重视。神宗就位后,在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便两次任命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法,旨在抑制兼并、放宽压榨、推动生产、富国强兵,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为着进行变法,王安石不仅改组太学和地方学校,     

“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王安石的重要法律思想

王安石,是一位曾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誊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曾为挽救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领导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熙宁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是王安石在变法改革中提出来的重要的法律思想。他说:“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维持国家的政治统治,最重要的是有财。“理财”,是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思想,他希望通过“理财”。挽救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接着又说:“治天下之财者莫如法”,治国理家的财力,最重要的是要有法律,故其为“理财”制定了一系列新法,有:均输法,农田水种法、     

《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评介

济州晁氏家庭是一个源远流长、长盛不衰的官宦世家、文学世家。当时这个大家族世代为官,人才辈出。或以博学宏识蜚声士林;或以文学行谊卓绝当时;或以为政有道、泽被百姓而名满天下。北宋真宗、仁宗时期的晁迥、晁宗壳心父子二人同知制诰,地位显赫,被当时朝野传为美谈。其后,晁仲衍、晁端彦、晁端友、晁端禀、晁端仁以及大曰成词人晁端礼等虽然在仕途上不像他们的先辈晁迥、晁宗壳心那样显赫,但在当时也都以政绩或文名为世人所称道。在“之”辈晁氏中,则更是人才繁盛,有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江西派诗人晁冲之,爱国诗人晁说之,以及晁讠永之…     

王安石的《言事书》与司马光的《论财利疏》

北宋中期,一些有识之士从爱国爱民出发,奔走呼号,上书言事,力主改革弊端,振兴朝政,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简称言事书)及司马光的《论财利疏》,是当时有影响的书奏,通过对这两篇书奏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了解王安石、司马光的政治经济思想,而且可以了解王安石为什么推行变法,以及司马光反对变法的原因,由于史学家对《言事书》评论较多,而对《论财利疏》则重视不够,本文重点探索后者的内容及其意义,     

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与谷霁光先生商榷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王安石在青年皇帝神宗的支持下,担任参知政事(副相),针对当时发生的社会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和军事危机,对赵宋王室的政治、经济、农业、商业和军事等等,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并营法等等。这些多方面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当时封建社会各阶级、     

张载的“经世”思想

多数研究者把张栽关学研究归结为“实学”,实际上,张载与同时代的王安石、二程等人的思想都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成分,即,讲求“经世”的作风是在理想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当然,张载与王安石等人的“经世”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前者期望从社会基层秩序的重建,以挽救政府的危机;后者则倚赖“君权”来领导社会。前者为“自下而上”的改革,后者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两人从《周礼》中汲取了不同的思想资源,王安石则从《尚书》〈洪范〉篇中发展了“君权”观念。     

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读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记时的改革家”。十一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已开始逐步走向崩溃。当时的宋王朝在一小撮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表人物把持下,对外屈从于异族的侵略;对内则大肆兼并土地,残酷地压榨农民。使自耕农和中小地主大量破产,政治上和经济上出现了一连串的危机。具有法家思想的革新派王安石,代表着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力主变法革新。在他执政期间,先后实行了青苗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短短的几年内,使国家财政由亏损变为盈余,国防力量有了增强,曾经取得“熙河大捷”,收复了一些失地。由于变法对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有所触犯,所以从一开始就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王安石也遭到以司马光(当     

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是我国北宋时代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学者,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在二十岁以前,曾跟随父亲王益宦游过今天的江西、江苏、广东、河南等省许多州县,对官场现状与风土民情有所了解,早具“矫世变俗之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二十二岁登进士第,从这年直到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四十九岁时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以前,他先后担任过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皇帝秘书)等职,在同僚中声誉卓著.仁宗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中提出了一整套革新政治、改革教育、开源理财的主张.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见他,     

论王安石变法的理财观

王安石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变法,因哲宗“元祐更化”而失败。因此,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历来褒贬不一,就连一些力图对变法作出恰当评价的文章,也只是肯定这次“变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是有成就的。”其实,王安石变法是整个封建社会中一次突出的以“理财”为中心的改革运动,正是由于这次变法中表现的不容忽视的理财观念。列宁才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我们研究、肯定这次变法中的理财观,对于正确评价王安石变法具有重     

苏轼《与滕达道书》系年、主旨之探讨——与王水照先生商榷

苏轼《与滕达道书》是研究苏轼政治思想的一件重要资料,但因对此信的系年有不同的判定,从而造成对此信内容的理解发生分歧。有的同志认为此信写于神宗去世之前,当时新法继续执行,苏轼因怕“(讠尧)(讠尧)不已,则忧患愈深”,就劝即将入觐的滕达道缄言。信中所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只是一种     

试谈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及其改革实践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他在北宋中叶参政期间领导了著名的“熙宁新法”运动,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变法革新运动。在这场变法运动中,王安石同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大官僚地主顽固派所坚持的复古、倒退、投降的儒家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执行了一条反保守、反倒退、反卖国投降的法家路线。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熙宁新法”是以“理财”和“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对内抑制大官僚地主兼并势力,发展农业生产,改革官僚机构,整顿军队;对外反对向辽和西夏入侵者妥协投降。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是他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财政经济制度的改革实践则是他执行法家路线的主要表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及其改革实践,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现     

“不解丹青追世好”——苏轼论艺术创新

苏轼反对文学创作的雷同。他写的《答张文潜书》中有一段人们熟知的文字: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 此则王氏之同也。”这一段文字是批评王安石的。王安石的一些散文,言辞犀利,说理透彻,不失为好的文章。苏轼认为,他的毛病“在於好使人同己”,要求天下人的文风和自己的一个样。这就使得文坛象盐碱荒滩,黄茅白苇,一望无边,十分单调荒凉。     

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一封信,写于宋神宗熙宁三年二月。这时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巳进行整一年了。 在过去这一年里,王安石提出了几项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先后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役法的改革,也正在积极酝酿中。他的这一系列变法措施,打破了当时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搅扰了“习于苟且非一日”的士大夫的酣梦,捅了顽固派的马蜂窝。那些维护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利益的顽固派,一个个惊讶莫名,大为震怒,在司马光的指挥和影响下,纷纷跳了出来,向王安石发动了猖狂进攻。司马光的喽曪吕诲打先锋,滕甫、郑獬、王拱宸、范纯仁、祖无择、周(岂页)、苏辙等接二连三地跟着起哄,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到了熙宁三年,顽固派头子司马光亲自出马。他一方面配合顽固派“元老重臣”韩琦,向皇帝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系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 ,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 ,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 ,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 ,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短小精悍——《读孟尝君传》读后

一篇议论文,短到只有四句,恐怕是从来罕有的吧。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正是这样一篇被誉为“千秋绝调”的短文。 “孟尝君能得士”,这一点是从来没有人怀疑或反对的。他门下也不乏象冯欢那样的有识之士,并非全是“鸡鸣狗盗”之辈。这一点,王安石当然知道,但他为什么要在此文中一翻旧案,认定孟尝君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呢?我认为:他是有所为而作的。 为了推行新法,实现政治改革,王安石对人才是十分重视的。他在有名的《上仁宋皇帝言事书》中明确指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他一方面就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等问题,向皇帝提出了详尽的意见,同时又规劝皇帝:实行改革要坚定,不要因为“一有流俗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上而不行”。也就是说,对力行新政的优     

宋代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

宋代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四位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深刻影响了宋代律赋。仁宗于天圣五年(1027)下诏提高了策论的地位,而律赋地位却开始下降。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在进士科举考试时候罢了律体诗赋包括律赋,而代之以经义、策问等体例的议论性文章。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禁止士人写作律体诗赋,如有违反,“委御史台弹劾。”因此律赋成为了徽宗褊急性格的牺牲品。高宗考虑到党派平衡,权力制衡,于建炎二年(1128)采取律体诗赋、经义并取的策略。经过改革以后宋代律赋的地位相较唐代律赋的地位有很大下降,而且数量和质量相较唐代都有很大下降。由此可见宋代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     

《鲁迅杂文中的人物》选刊(续一)

王安石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北宋著名的唯物论哲学家。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担任宰相,他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和残酷剥削,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因之,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守旧派发生了尖锐斗争,最后失败。王安石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史观,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来批判孔丘“畏天命,     

王安石的“均输法”和“市场法”

王安石的“均输法”和“市场法”汤标中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它不但在宋代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领域中。激起了极大的波澜，而且传播到欧洲，对世界政治、思想有所影响。因此，王安石被列宁誉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王安石教育思想简说

王安石是我国北宋一位富有爱国热情的改良主义政治家,也是一位很有卓见的教育改革者。他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很多改革的主张,四十九岁入参大政,做了宰相近十年,实行了他所主张的“变法”新政。他把教育作为推行新政的一种手段,为推行新政服务。王安石虽然不是一位教育实践家,但他从政治改革需要出发,对教育的目的和作     

试论梅尧臣和苏舜钦诗歌风格的异同

<正> 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城人(今安徽)。苏舜钦(1008年—1048年)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四川中江)实生于开封。梅、苏是北宋中期的两位著名诗人,他们在北宋诗坛上均享有很高声誉,以苏梅并称。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是他们的好友,常以诗唱和,欧称梅为“诗老”,赞扬他“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对苏舜钦则称其“名重天下”,“天下之士闻其名而慕,见其所传而喜,往揖其貌而竦,听其论而惊以服,久与其居而不能舍以去也。”南宋的刘克庄则称梅为宋诗的“开山祖师”而陆游《书宛陵集》后则评梅为唐代李白,杜甫后的第一位作家,有“突过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