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对“土司”名称的出现、内涵、使用范围的考析

元代至明嘉靖中期没有“土司”名称，嘉靖四十一年才出现“土司”名称。嘉靖、隆庆时土司是对武职个体的专称，在四川、贵州少数地方使用。明嘉靖至万历时，土司、土官区别明显，土司主要指属兵部的武职带“司”的职衔、衙门和官员，土官指属于吏部的文职。万历至天启、崇祯时，土司扩大为武职、文职的统称。清承明制，只是兵部所辖武职称土司，吏部所辖文职称土官。明代湖广、四川、贵州、云南、两广使用土司名称，东北诸夷、西北诸夷和属番的同类职衔没使用土司名称。清乾隆时，土司使用范围增加了甘肃、青海、西藏的土司。因此，把元明清王朝在民族地区以各族首领为世袭土职的统治制度称为土官土司制度更准确，称为土司制度不准确。     

关于中国土司制度渊源发展研究的十个问题

在土司制度“渊源”、“发展”及“衰落”历程基础上,首次集中讨论了中国土司制度的十个问题.本文认为,土司制度目的是稳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设置四种类型的土司也是围绕这一目的.土司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奴隶制和农奴制,核心与实质是土民与土司的依附性,根本是土兵.土司制度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清代“改土归流”实际上是变土司地区的奴隶主和农奴主专政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过程.与西南土司制度相“异”的是明王朝版籍内的东北边外土司,它是经过朝廷遣官“招谕”、少数民族首领入京进贡输诚后才授予土司官职的.研究土司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存史”和“资政”,总结历朝历代施行土司制度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和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     

土司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初探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大一统”。西南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在共同拓展中华疆域、共同发展祖国经济、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文中简称“四个共同”)的过程中,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土司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初叶红河南岸开发治理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20世纪初,云南建水纳楼普氏土司招募建水、元阳、石屏、曲靖、通海等地汉族向“江外三猛屯方”移民,通过这一举措进一步开发和治理红河南岸地区。作为地方政治精英,纳楼普氏土司实施了一系列的“兴边政策”——开街互市、马帮商贸、征收银粮等,同时联合西南民族部酋共同开发和治理“江外三猛屯方”,实现其“以市治边”的政治目的,继而维护西南边疆社会的稳定,保卫祖国领土。因此,红河南岸领土的开拓与守卫过程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宝贵历史。红河南岸地区各民族百年来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此实现西南边疆社会稳定。这对当下民族地区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积极意义。     

明朝西南少数民族人才选拔政策及其历史影响

明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政策,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人才选拔政策,以“华夷无间”“因俗而治”为价值取向。本文梳理了明朝兴建学校,保证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国子监优待招录和保证应举中举等少数民族人才选拔政策,指出其具有“教化”少数民族,稳定边疆和规范秩序,加速民族间的交融及增强国家认同等多重意义。     

“大一统”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元朝土司制度

从四个方面对元朝治理土司地区理路作了系统梳理,认为元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兼用金代文化与中原“汉法”,将地方社会管控与“大一统”体制紧密结合,在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该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从内地不断向边疆延伸,使土司地区的社会秩序变得日益稳定。元朝土司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土司地区社会生产、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土司社会变迁,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论明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土司贡纳制度

在对明早期、明中期、明晚期西南边疆土司贡纳制度的变化态势进行观察的基础上,认为明早期的土司侧重于纳赋,明晚期的土司侧重于朝贡,明中期处于土司纳赋与土司朝贡的过渡期.纳赋制度形成于明早期地方卫所制度形成之际,主要是以一种补充卫所屯田收入不足的面目出现的.而朝贡,则是在土司进京袭职、升迁、述职甚至是控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准则.     

明清时期泗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明清时期,随着国家权力向西南地区的延伸,泗城土司的国家认同逐渐加强。其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构建华夏英雄祖先的身份认同,积极贡赋、服从征调的政治认同以及主动研习儒学的文化认同。泗城土司高度的国家认同体现了其自觉的“华夷一体”的共同体意识,这有利于西南边疆的政治稳定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客观上推动了泗城地区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明代河湟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明朝时期中央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在河湟地区实行以夷制夷、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不断向边疆延伸。中央王朝通过实行特有的治理模式、推动文化变迁、将土司辖区纳入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多种途径,不断强化河湟土司对国家的认同。河湟土司面对强大的中央王朝及其先进的经济文化优势,再加之自身处于族群边缘的困境,于是主动融入中央王朝,忠君爱国,学习儒家文化,认同“国民”身份。     

遗产与旅游: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与背离

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并延续的传统,蕴含着人类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如今时代、权力、商业等因素的操控中,遗产成为了一种被出售的传统,特别是20世纪以来大规模的群众旅游,为这一传统的出售提供了巨大的消费群.以遗产作为品牌的遗产旅游,一方面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并置;另一方面,旅游者对遗产传统文化的消费本身根植了现代性对这一文化的损害,如何消费传统的问题成为了关系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人格与家教--《傲慢与偏见》与《小妇人》之比较

<傲慢与偏见>与<小妇人>,两部作品虽然描写的都是儿女情长,但侧重点不同,前者在描写爱情故事的同时,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后者则偏重于对个性独立,自我约束的描写, 突出人格完善的重要性.从对两部小说的对比可发现家庭教育对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不同的人格结构会造就出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人与环境及人与文化——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述评

对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的缘起、特点作了介绍,并概述了徐杰舜、邓启耀、张有隽、方李莉、于长江、李宏夫、郑瑞贞、黄东秋、赵绮芳等学者所提交论文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伊斯兰教与回族服饰文化

伊斯兰教是回族文化的源头与核心。伊斯兰教对回族服饰文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影响的途径和方式有多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伊斯兰教仍不失为回族传统服饰文化传承发展的保障。     

试析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经贸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之间竞争的激烈化。因此,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不仅成为了各国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还是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基础。沙特阿拉伯作为海合会成员国中的大国,其石油出口发展对全球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经贸关系特点的分析,提出中沙经贸合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及如何加强中沙经贸合作的建议对策。     

甲壳质、壳聚糖的制备及性质

甲壳质是一种天然的生物高分子，目前主要利用化学加工法（酸碱法、酶法等）从虾、蟹壳中制备得到。甲壳质的溶解性能较差，通过脱乙酰化反应可得到壳聚糖，即可溶性甲壳质，甲壳质、壳聚糖可以通过一系列反应得到相应的衍生物。甲壳质、壳聚糖及其衍生物有许多优良特性，因而在许多领域得以应用。     

伊玛堪生成发展的文化基础及其历史价值

伊玛堪以东北地区高纬度、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三江流域为地理环境基础,以渔猎为物质文化基础,以萨满教为精神文化基础,以相邻民族文化涵化为多元文化基础而产生并代代相传;作为赫哲族独有的一种口耳相授的古老文学样式,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哲学、宗教学、美学、语言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中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赫哲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为赫哲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佐证资料,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回鹘与唐的马绢贸易及其实质

中唐以后,回鹘发展成为唐北部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与唐朝的百年密切交往中,马绢贸易是双方经济、政治往来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贸易的长期维持涉及到回鹘与唐朝双方的根本利益.唐与回鹘进行绢马贸易是唐王朝执行羁縻政策的一个重要体现.     

论语言的形式与语言的"优劣"

本文从语言的结构和形式没有简单与复杂之分 ,语言没有难学与易学、发达与原始、优秀与低劣之别的角度 ,驳斥了偏颇和错误的语言价值观。作者认为 ,任何一种被使用着的语言 ,都是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的完整的符号系统和交际工具 ,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在有效地为其使用者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 ,而且常常是只有本民族语言才能更好地满足该民族成员自身的需要 ,才能更有效地表达和象征该民族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