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译论研究——寻求突破

印度佛典之中国传译,史近两千年。这漫长的译经历史,不仅译出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中国翻译学也随着佛典翻译的开始而诞生,又随着佛经翻译事业的成熟而成熟。佛经翻译几乎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翻译的全部,从中产生的理论也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和思想。因此研究佛籍译论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翻译理论,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之主体。但目前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古代译学理论的研究并不深入,需要突破。     

英汉翻译中动态等值理论的研究

等值理论在英汉翻译中有着巨大的影响,也是翻译理论创立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译界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从语言学、交际学、翻译学的途径阐述了有关等值理论的重要观点,尤其对"动态等值"作了深刻研究,以克服英汉翻译的语言障碍,取得翻译的最大等值。等值理论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处于中心地位,译界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等值进行研究,并推出了不同的等值理论。     

翻译学的新兴分支——翻译伦理学刍议

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近年来翻译社会学的兴起,翻译与伦理学的关系日渐成为国内外翻译界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翻译伦理学由此诞生,并逐渐成为翻译学的一个新兴研究分支。本文对翻译伦理学进行了概括式的探讨,对其进行了界定,概述了其研究对象、学科地位、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及研究方法,以期能对翻译伦理学的进一步研究和翻译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读《必须建立翻译学》--兼与谭载喜教授商榷

谭载喜教授的<必须建立翻译学>一文在译界影响巨大.它引起了我国近廿年的翻译科学热,掀起了翻译(学)是科学或艺术(论)的争论,模糊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方向.重读该文章,发现它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马建忠翻译观的历史命运:基于系统观的解读

19世纪末马建忠基于比较语言学提出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翻译观的"善译"翻译理论,但是没有得到当局和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重视。本文从多元系统观的角度分析了马氏译论在当时翻译系统中被边缘化的原因。导致马氏翻译观归于沉寂的不利因素有当时的关于文学、翻译、语言的主流观点,翻译活动现状,马建忠译论自身的理论基础以及严复译论的登场等。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思考

当代译学研究已经置于跨文化的国际背景下,文化因素对于译者在译学研究过程中的影响十分重要。本文从当代译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探讨并思考“文化转向”,同时对中国译学的研究态式进行了分析,提出文化转向必须推动翻译理论研究的大发展。     

关联理论与生态翻译理论的比较研究

生态翻译学将生态学融于翻译学当中,将两个曾经看似互不相干的两个学科融会贯通到了一起,论述了生态系统对与翻译学科的影响,这在翻译理论界是一大进步。而关联理论在翻译理论中影响深远,运用最佳关联原则,让读者产生最佳认知语境,从而达到翻译目的。本文通过对两种翻译理论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更好地指导翻译策略的选择。     

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

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中的语言学派的译学构想为切入点,以奈达、威尔斯、卡特福德和费道罗夫四位重要代表人物为例,旨在探讨这一学派对译学研究所作的语言学探索,并指出其贡献和局限性。就译学研究而言,对语言之外的各种要素的关注都是必须的。要建立起翻译学的知识体系,语言要素仍是最主要的要素,离开对它的研究将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以语言作为媒介的。应该重新认识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们为推动译学研究的发展所作出的积极探索。     

“译文学”之于比较文学的作用与功能

比较文学不能仅限于"文学关系"的研究,不能只满足于"跨"的边际性、边界性或边境性,还要找到得以立足的特定文本,那就是"译文"。为此,就不能像一些欧洲学者那样把"翻译研究兴盛"与"比较文学衰亡"合为一谈,要把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联通起来,把"译文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使之与"译介学"并立。只有这样,比较文学才能拥有"译文"这种属于自己的"比较的文学",才能克服边际性、中介性的关系研究所造成的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化"化倾向,才能在有限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资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为今后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无穷无尽的研究文本资源,从而打消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和学科衰亡论。     

试论中西译学的殖民关系--兼谈中国翻译学的身份建构问题

后殖民翻译研究一般指用后殖民的视角对翻译作品进行研究,而本文作者把这一研究视角引向了翻译理论本身,认为不平衡的中西译学之间存在着话语霸权关系。为了从根本上揭示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作者分析了当前翻译专业的课程教学与学科设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进行中国译学的身份建构的问题。     

清末民初教学论的知识结构、特征及其影响———以教材文本分析为中心

清末民初,涌现出一批翻译引进和国人自编的教学论教材,它们普遍吸收了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思想和理论,沿袭了赫尔巴特教授论"目的—材料—方法"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并以教师、教材和教法为其论述的主要内容。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教学论学科的基本内容及其构架得到初步确定;学科教学论初具规模,为其日后发展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奠定了基础;呈现出"重教材、教法而不重课程"的总体特征及倾向。这些对中国近代教学论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顺应论及其在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中的运用

莎士比亚诗剧作品堪称世界文坛中的瑰宝,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研究在中国已有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众多翻译理论中,语用顺应论以综观性的研究视角成为莎学翻译中的一个新方向。本文的理论框架为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比利时学者Verschueren提出的语用顺应论,并以此从语言语境、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等方面对莎士比亚诗剧作品的翻译进行探讨和分析。     

将"信"的标准融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近年来的一股新生力量,它给译界带来不少的活力,而且它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研究视角.而中国译界中被长期视为翻译标准的"信"达"雅"也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信",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应该怎样去认识呢?     

论中国传统译论的批评属性

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的不同主要在于前者是基于过程研究确立翻译原则,建立翻译模型,而后者则是描述现有译文,进行价值判断,为读者建立译作阅读支点。中国传统译论术语主要源于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多数术语具有抽象性、主观印象性等特征,同时传统译论关注翻译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及价值判断倾向,因而具有批评属性,对实践缺乏指导意义。必须对中国传统译论话语基于现代性进行扬弃,以资构建科学系统的、对策性强的中国当代翻译理论。     

西方译论研究新方法探索

西方译论进入中国,始自"五四""文学革命"诸君,20世纪50年代转而吸纳前苏联译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再度吸收西方译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译论,走过一条"之"字型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现代翻译研究史,就是一部伴随西方理论引进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走的是一条从吸收、对话到发展的道路。     

建立译学评论 推动译学研究

本文旨在建立"译学评",明确"译学评论"的重大意义及其与"翻译批评"的关系,并在回顾我国译学评论历史与考察现状的基础上呼吁建立译学评论,完善翻译批评,推动译学研究。     

我国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探讨的回顾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以来,其学科性质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社会心理学家们,迄今仍众说纷纭。故试以中国大陆1924~2008年间出版发行的56个版本的社会心理学教材为主要研究取样,回顾中国学者对于该学科性质的诠释,探讨中国学者持有的观点概貌,以资鉴照中国社会心理学前行之路向。统计归纳发现:①我国教材多半持"独科论"的观点,即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②心理学分支论明显压倒社会学分支论;③对于社会心理学除了具有社会科学性质之外是否还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有待进一步深化认识;④对于社会心理学是基础学科还是应用学科认识仍然混乱。     

“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围绕"创造性叛逆"问题,形成了"忠实派"与"叛逆派"的理论论争。两派论争活跃了译学思想,也出现了一些偏颇与问题。"忠实派"的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实践要求,"叛逆"派理论则是对翻译成品即"翻译文学"的描述,但两者却将各自的主张绝对化。特别是"叛逆派",将翻译中的一切"叛逆"视为理所当然并加以肯定,没有看到翻译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叛逆",一种是"创造性叛逆",另一种是"破坏性叛逆"。而只有看到"破坏性叛逆",才能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纵观中外翻译文学史,翻译中的"叛逆"逐次递减,叛逆中的"破坏性"逐次递减,是人类翻译发展进步的基本趋势。     

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乐府诗三家英译及其译论特点

乐府诗的英译目前主要有许渊冲、汪榕培和李正栓的译本。三位译者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各自的翻译理论,又在其理论指导下译出了风格各异的乐府诗。许译乐府诗"意美"、"音美"、"形美";汪译乐府诗"传神"且"达意";李译乐府诗则"忠实对等,形神兼求"。这些译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诗歌翻译理论,并有效地指导了诗歌翻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