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关于"楚辞"的传播与"楚辞学"的分类--撰写《楚辞学史》的思考与探索

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史”应该以“文学发展史”为背景,以“文学传播史”为参照,而以“研究”为主线。《楚辞学史》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基础研究之上。写学术史,不应回避该学科的当代研究进程。强调实证研究,注重研究史料的丰富性与可靠性,通过全方位的信息载体,提供实证研究的范例。     

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使命和新楚辞学构建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说,学术预测有其独特的意义。只要认真回顾历史,总结研究史规律,客观地认识现实社会状况及其与学术的关系,在必要时我们是可以对学术趋势作出预测并取得某些成功的。如果对新世纪我国古代文学的格局作一定的前瞻和估测,则古代文学的研究使命将重点在“学术创兴”———创构自己学术思想、理念、方法、体系,实现古老传统学术的现代复兴。就楚辞研究而言,则需要创构“新楚辞学”,具体包括基础材料、思想文化精神与理论方法诸层面的全面构建。     

论楚辞学的艺术审美研究

在历史悠久、卷帙浩繁的楚辞学领域 ,长期占主流地位的一直是考据训诂方法或社会学方法。始于本世纪初的王国维的艺术审美研究方法虽然有近一个世纪历史 ,但这种极为切近楚辞学艺术本体研究的方法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而并未繁荣扩展开来 ,直到本世纪八、九十年代 ,它才随着新时期美学理论热潮又重新显现。本文初步厘定了这一学术路向相对于传统方法的优越之处 ,清理了它的多种表现形式 ,并且预示艺术审美研究对楚辞学领域的重要作用 :它开拓了一种新的阐释可能性。     

潘啸龙先生三十年楚辞学研究述评

潘啸龙先生的楚辞学研究融旧学新学于一炉,运用多学科知识多角度、多侧面综合考察,显示出宏阔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当代意识。敢于打破前人成说,对权威提出挑战并勇于辩驳纠误,显示出鲜明的研究个性和争鸣意识。对楚辞研究中的热点、难点反复思考,不断深入探索,提出一系列既切合客观实际又有根据的新见解。     

论萧兵楚辞学研究方法

萧兵楚辞学研究在当代学术领域引人瞩目,其表达效率、思维深度及研究方法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本文将萧兵现象置于学术方法演进的具体语境,对其超越性价值及局限进行了透辟分析.     

明代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

终明一代,人们对楚辞的评论与研究皆与政治环境关系密切。明代前期,皇权膨胀,理学独大,朱熹《楚辞集注》大抵是唯一流行的《楚辞》本子。明代中叶以后,学术思想转趋自由,《楚辞》新刊新注本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楚辞学的日益兴盛。有见及此,全文以明代政治场域为背景,从明代前期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明代后期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明末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清初明遗民的楚辞学四个方面考察明人楚辞研究的特色。     

郭维森和中国当代楚辞学研究

早在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郭维森先生的楚辞研究力著《屈原》便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新时期,郭先生的楚辞研究更是呈现出立体的多维观照、纵向的由表及里、横向的渗透扩展等时代特点。他的工作几乎涉及到了楚辞研究的各主要方面,为维护楚辞学研究严肃性和科学性做出了贡献。郭先生的研究工作还涉及了美学、民俗学、比较文学、文化学等等,往往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拓宽了原有研究领域和视野,弘扬了民族文化精华,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     

香港楚辞学著作举隅

五十多年来,香港投身楚辞研究的学者数量甚多。可是,由于时局变化、讯息阻隔、资料散乱,导致其研究成果不显于世。香港代表性的楚辞学著作有:黄华表的《离骚四释》、饶宗颐的《楚辞书录》、林莲仙的《楚辞音韵》、梁简能的《楚辞九歌注笺》、蓝海文的《今本楚辞》等。     

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分别作为汉代和宋代楚辞研究的成功之作,典型地体现了汉、宋思想文化加之于楚辞学的各种影响,以及由这些影响导致的汉、宋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转型:阐释目的由外向经世到内省治心的转变;文本注释由偏重训诂到阐发义理的转变;研究视角由经学原则到文学观照的转变。     

《楚辞》、《诗经》双宾语结构的语用比较

《楚辞》、《诗经》双宾式及其同义句式的用例比分别为8：17、62：16。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是《楚辞》双宾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诗歌整齐美＂、＂诗体体例＂是其同义句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四言体＂诗歌体例在《诗经》双宾语结构中起强势作用,在符合节律的条件下,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才在其双宾式中起作用。这种语用差异是由二者的文体特征决定的。     

楚辞的美学价值四题

楚辞本身并不是美学著作,但却是研究中国美学不应忽视的角度。骚人遗韵,开辟了中国人审美生活的新境界。说到楚辞的精神气质“,自怜”二字最可当之。楚辞的“自怜”,一是自怒,二是自爱,三是自慰,三者一体相联。楚辞的格调是忧郁的,楚辞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楚辞的“自怜”还深藏着一种超越情怀,在超越的境界中延伸生命、寄托理想。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楚辞触动着中国艺术琴弦的最隐微之处,中国艺术的唯美传统、超越情怀、感伤的气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存在价值的追寻等,这些艺术世界的核心内涵,都与楚辞有密切的关系。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上,革新派诗人“四杰”与陈子昂能够有所突破,写出颇具“骨气”的诗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楚辞》的接受。对《楚辞》的接受,增强了“四杰”与陈子昂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他们诗歌的艺术表现。     

论柳宗元诗歌对楚辞的接受

唐代贬谪文人柳宗元的诗歌创作受楚辞影响很深。不但表现形式上大量运用楚辞典故和芳草美人的比兴手法，而且内容上继承了楚辞，特别是屈原以南方山水题材寄托哀怨情感的特点。除遭遇、性格等和屈原相似外，贬谪环境下的“囚徒”意识与渴望北归的矛盾情感碰撞；南方山水孤峭幽冷情态和自我闲置的焦灼情感交汇等都是柳宗元诗歌受楚辞影响很深的原因。     

从楚辞神话看楚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

楚辞尤其是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大量运用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体现了楚辞的创作特色，同时也折射出楚民族的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即：民族文化个性与理性兼融的精神气质、人神合一的文化特色、念祖爱国的民族精神。     

关于楚辞骚体文学的分离现象

在楚辞骚体文学如《离骚》、《哀郢》中,乱辞与正文没有什么不同。而在不久以后的《涉江》、《怀少》等作品中,乱辞则与正文迥然相异,它们开始向富有技巧性的长篇歌谣体发展,可以说,这些乱辞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