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超市筹资机制的合法性分析

慈善超市是在“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社会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创新,是集中社会扶贫济困资源以实现社会救助目的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资源紧缺的问题。慈善超市的筹资机制具体包括对体制内资源的利用、对体制外资源的动员和特卖经营。政府选择型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获取依赖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外部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筹资有促进和约束作用,政府应在加强行政支持的基础上改善法律环境。     

慈善组织社会问责探讨

通过介绍国外非营利组织社会问责评估,特别是慈善组织社会问责及其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慈善组织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对我国慈善组织社会问责目标、内容、原则提出本文的观点,并尝试建立我国慈善组织的社会问责指标体系。     

我国建立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基本构想

慈善组织的认定是慈善立法中的基础性问题,是慈善组织享有"慈善"字样冠名权、免税资格和募捐资格等的前提条件。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目的是将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其他非营利组织作相对清晰的区分,促进慈善组织实现其慈善宗旨。     

论中国慈善组织的监管

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然而2011年集中爆发的慈善丑闻为其发展蒙上了阴影,慈善组织的监管问题日趋迫切。加强慈善组织监管必须采取建立健全慈善组织内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治理结构、调整政府监管思路和监管策略、积极调动社会先进监管资源等措施。     

新媒体与“善治”的可能——基于中外网络慈善监管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外九国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各国政府、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协会利用新媒体加强慈善监管的模式与特征虽各不相同,可在信息披露方面都取得了可喜进展,但在利用新媒体加强互动方面也都还有待改进,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并未如期带来慈善监管"善治"。究其原因,一方面,各国政府,或因片面强调社会自组织的作用,或因缺乏福利共治的经验,结果都在促进慈善监管机制整合方面踟蹰不前,另一方面,慈善组织使用新媒体主要旨在获取资源,并非真正以受助者为导向,也不愿加重自身监管负担。因此,各种社会主体应进一步构建互动和回应更加充分的新媒体平台,加大监管和问责的力度,提高慈善行业的公信力,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现代慈善资源的动员机制

立足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探讨了决定我国慈善资源动员机制的三大要素:慈善组织的合法性、慈善组织的信任资本、慈善组织网络。认为这三种要素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彼此间的均衡发展将使慈善资源动员机制优化,动员效率达到最优。我国慈善资源的筹资动员机制将更加注重社会交换和信息传播的策略。     

关于我国公民慈善意识的调查

通过社会调查的翔实数据 ,客观地反映了目前我国公民的慈善意识的现状及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及参与状况。慈善事业在中国社会正逐渐被公众认可和接受 ,但总体上还十分落后 ,其发展中还存在诸如地方慈善组织的影响力有限 ,慈善资源调动能力差 ,全社会尚未形成自觉和浓厚的慈善意识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依赖关系研究——以对孤残儿童的救助为例

通过对孤残儿童慈善救助事业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互动合作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机构缺乏为孤残儿童弱势群体提供覆盖全面的特殊服务的供应能力,亟待民间组织的补充介入;另一方面民间慈善组织因其组织优势而利于开展相关救助服务,但亟须制度支持和资金等来自政府的资源。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资源互补依赖关系:民间慈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主要体现在组织身份的合法性、组织架构的人事支持和资金支持这几个方面;而政府较为依赖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快速反应、志愿精神等资源。并且在此关系模式中民间慈善组织得以保持一定的组织独立性。     

多元慈善合作及其法律规制

民间慈善乃至其他单一慈善形式不足以自足,其长期发展必然走向多元慈善合作之路:由单一制慈善走向混合性慈善,从"中慈善"走向广义的"大慈善",从慈善冲突走向慈善合作。从其深层社会根基而言,多元慈善合作之本质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现国家与社会之合作;通过确保私人利益实现公共利益;通过市场和社会途径解决民生问题。在现实国情之下,多元慈善合作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基于合作的掣肘、基于选择的偏私和基于资源的依附等现实问题,故而,必须对其进行制度规范与资源平衡,在个人层面、民间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均做出努力。     

治理吸纳慈善——新时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总体特征

新时代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生了新的转型，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治理吸纳慈善的核心是国家汲取能力，国家汲取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公益慈善事业中，公益慈善组织正从以往分类控制体系下发挥拾遗补阙作用的角色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汲取能力也通过治理吸纳慈善得以体现和深化。汲取资源的范畴突破了传统资源观的局限，逐渐向意识形态、行政管控及战略资源领域延伸。在治理吸纳慈善下，国家与社会达成了深层次的合作与嵌入关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吸附、行政监管及战略资源的运用有效地汲取了社会资源，而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战略位置也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促使那些相对独立的草根组织发生了新的转向：回归社区、回归志愿者的自组织、回归传统慈善以及让商业和企业家担负起自己的公益使命成为民间公益转向的重要形式。     

青少年慈善意识培养与校园慈善文化建设

公民慈善意识是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是道德基于感性基础上的理性升华。青少年处于慈善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时期,慈善意识的培养可以促进青少年道德人格的养成,为全民慈善意识培育奠定基础,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价值理念。但当前青少年慈善意识的现状和学校对青少年慈善意识教育的现状都相对比较薄弱。因此,作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地,学校应将慈善意识培养引入学校道德教育的课堂,并同时加强校园慈善文化建设,构建良好的慈善教育体系。     

从运行过程看中国现代慈善制度的构建

2011年,"郭美美事件"使慈善走上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围绕这一事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中国现代慈善制度。目前,中国的慈善研究过于强调慈善的道德属性,削弱了慈善工作的专业性。从现代慈善的运行过程看,慈善是由慈善组织进行专业运作的具有很强专业性的一项社会服务工作,是多元开放的综合性社会制度安排。我们应从这一特点出发,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并形成共识,发展现代慈善组织,强化透明度和公信力建设,实现全方位的监督。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价值构建与逻辑表达

慈善是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标志,能够起到传递社会正能量、调节社会资源的积极作用。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在助力于探索中国近代慈善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义演可以作为价值构建,勾勒出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观、慈善伦理、慈善表达方式,以及慈善义演的社会功能、动员机制,梳理出中国慈善史的发展脉络和逻辑表达,为当代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论慈善文化的道德意蕴

出于对我国当代慈善事业落后的历史反思和寻求敉平当前分配差距的“第三条道路”,慈善文化越来越受到国人关注。慈善文化主要包涵观念、制度、行为三个相辅相成、共生共进的层面,具有心理平衡、认识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和推动经济发展四大功能,我国应通过公正评价慈善行为、教化养成慈善观念、营造整体慈善氛围来引导人们共同参与慈善事业,在慈善活动中提升公民的道德境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研究——基于衣物资源供需结构的分析

日益增长的慈善服务及产品需求与慈善资源供给能力及方式相对不足的矛盾,制约着我国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进程。当前,以衣物资源为主的慈善实物捐赠上中下游各环节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断性和失衡性,导致慈善实物利用需求与捐赠供给间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匹配机制,从而带来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在成本控制、运输支付、人工收储、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实践难题。根据我国《慈善法》"以法促善"的原则精神,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兼顾资源配置链及制度环境优化,有助于解决慈善资源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促进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的精准化与常态化。     

合作的慈善:香港地区政府与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关系及启示

香港社会现代慈善传统的形成与各大宗教团体密切相关.基督教会为回应社会问题发起慈善事业,奠定香港早期社会服务的基础.其后佛道教也积极致力慈善事业.港府早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社会问题增多而逐步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责任,确立政府出资并负责监管及与志愿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模式.政府监管包括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注册、免税、募捐活动的审批和社会福利署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服务施行监察职能.政府既给志愿机构进入慈善服务的自由,同时它们也有被政府淘汰退出的可能.在这种框架下,香港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处于竞争性的慈善市场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提高服务绩效和强化管理与透明度以获得社会认可方能维持自身生存.由于政府和宗教慈善组织的视角和利益差异,特别在牵涉到外部的社会公众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其合作关系有时也充满张力.香港特区的这种模式及其经验为大陆在推进宗教慈善活动方面提供了某种借鉴.     

慈善捐赠中的税收立法问题研究

服务于社会公平目标,立基于中国国情,完善税收相关立法,给予捐赠群体、中介组织、受赠群体等以税收优惠,对于促进慈善捐赠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税收立法,应在合理限定其组织规模和商业活动范围的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票证和专用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以规范税务管理;而捐赠群体的税收立法,应在尊重基本国情的前提下,通过对所得税优惠尺度影响因素的科学考量和流转税减免的特别关注,给予该群体以充分立法保障.同时,捐赠企业的员工、中小股东的财产权利保护等亦应在相关税收立法中予以兼顾.     

我国慈善组织的行为分析及其启示

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保障机制的补充,对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区分消费行为的方法分析慈善组织的行为,慈善组织通过筹集社会物资进行各项慈善活动,其成员行为主要依靠道德的约束,容易导致角色定位不清、公信力不高、管理成本过大、商业投资行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大力倡导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捐赠,加强慈善组织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并完善慈善立法。     

1927—1937年京津地区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慈善与救助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权力对民间慈善组织在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干预态势,使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压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慈善救助资源的整合,也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进程。     

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辩析

当代中国慈善正处于发展转型期。中国当代慈善的基本定位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而不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观是"利他"而不是"利己"。为了"利己"才去"利他"不是真正的慈善。对主观上有功利目的而客观上有慈善行为者,应主要看其客观效果而予以充分肯定。不能用对待个人慈善的标准对待企业慈善。企业慈善功利是合理和应该的。企业应当确立慈善发展的理念与战略,将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排他性商品,和以慈善为目的的生产公共品这两类基本行为统筹起来,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美统一。慈善是民间资源,本质上只能是民间行为,理应由民间自觉自愿地去做、去发展,而不宜由政府去运作与实施。"民办"与"官助"是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民办慈善发展的路径应当是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政府要确立慈善与公益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让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公民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