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学性”

文学与伦理(哲)学的关系是文学与伦理哲学本身以及文学(批评)家和伦理哲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古希腊文学批评家兼(伦理)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观体现了文学对伦理思想的关注,美国伦理哲学家纳斯邦认为伦理哲学与文学密不可分,英国批评家福斯特对小说"情节"的阐述以及美国批评家释诺尔对小说"叙事技术"的分析为我们重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文学的"文学性"提供了借鉴,中国学者聂珍钊教授在区分文学伦理学批评和伦理学时提出前者的本质特征是"虚拟化"——引发我们思考文学形式(文学性/美学特征)之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性。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解读文学作品的伦理内涵的同时,要重视文学本身的"文学性"——情节安排、结构设计、人物刻画、叙述视角和方式、意象与象征、张力、语言特色等,因为它们对表达伦理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反映伦理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往往既是伦理主题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主题的组成部分。反之,只强调内容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会陷入将文学沦为伦理哲学的"仆人"的境地。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论“制度伦理”的四种思维方式

学者们对"制度伦理"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种:制度与伦理的同质化、异质化与侧重化。这种分析方式从概念到概念,有利于澄清语词的用法与内涵,属于"概念分析"的思维方式,有可能陷入宏大叙事的学理探讨中。而制度伦理概念的提出,其本意应当是着眼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因此可对制度伦理进行"生存分析",即研究具体制度与具体伦理环境的相融性,进而研究两者生成的适用于特定公民社会的特定"制度伦理",探寻它如何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如何构成公民的生活世界。     

在怀疑和虚无中断裂--论"新生代"小说的叙事伦理

20世纪90年代是个多元化、个体化的时代,"新生代"小说作为文坛的热点,它与过去的文学传统决然"断裂",构成了一种叙事伦理个体自由伦理现.文章选取"叙事伦理"这一独特视角,从个体自由的身体叙事、面向虚无的狂欢等层面深入阐释"新生代"小说的深层伦理内涵.新生代小说总的倾向是滑向虚无而难以回返.这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新生代小说"写作本应有的深度与魅力.     

在情欲与伦理之间——论清末民初小说的情爱叙事

在以"仁"控欲的中国传统伦理系统中,个体情爱的叙事空间非常逼仄.个性思潮的萌发以及传奇、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发展,为欲望形态的个体化呈现开拓了新的可能性与叙事空间.承袭晚明"以情抗理"的人文思潮与叙事传统,清末民初的小说开始注重情爱过程与心理描写,其叙事伦理呈现出在情欲与伦理之间徘徊的姿态.这种姿态恰是五四"人的文学"冲决传统文化罗网的前奏.     

理性迷失后的伦理困囿——麦克尤恩《爱无可忍》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伊恩·麦克尤恩的《爱无可忍》是一则关于现代社会伦理困囿的启示录。小说通过紧扣"援救热气球"和"同性病态迷恋"两起核心事件,解构"我"以理性为名的科学推理过程中做出悖论式伦理选择,回避道德承担,因此陷入伦理身份的困囿,在重构伦理意识努力中遭遇理性迷失的尴尬。作者对理性的讥讽和人性复杂性的解剖顺应了当今英国文坛后现代语境中现实主义回归的潮流,寄寓着重构伦理意识、唤回文学社会责任的诉求。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

在早期的翻译文学中,对日本"私小说"影响最大的,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部分以内心独白、心理分析见长的风格化小说。小说《罪与罚》,以其细致入微的"自我"剖析、现实情境与意识流相融合的创作手法,对日本近代小说中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对日本作家认识或表现近代化的"自我"状态,皆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萧伯纳戏剧中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以《巴巴拉少校》为例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强调文学及其批评的社会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巴巴拉少校》讲述了救世军少校巴巴拉从最初希望通过慈善事业使人们的灵魂得救,到最终放弃转而服务安德谢夫的大炮工厂的故事,表达了萧伯纳对宗教谬误的批评,并且对自己基于当时的伦理环境提出的"费边社会主义"伦理诉求进行了考量。同时,萧伯纳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结合巴巴拉的宗教信仰与柯森斯的理性知识,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费边社会主义"的伦理维度。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社会隐喻系统

以完整自足的乡村社会隐喻系统为参照,对赵树理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进行细致的叙事学分析,可以发现赵树理将"农民生存"与"农村革命"两种话语形式糅合在一起互动互融的内在理路.此举并不仅仅是以社会变迁直接验证文学流变,而是力图从小说艺术发展中透视某些社会变迁在文学领域的再现或表现,以及某些文化因子的变化,使小说内部与外部的阐释得以契合相通,进而探寻赵树理笔下"农民中国"图景的特殊内涵.     

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论文通过比较分析成长小说的欧洲传统为美国成长小说的发生与发展提供的文学背景,透视了特定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心理下的社会道德、伦理秩序、精神环境对人生成长过程的影响。着重分析《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的成长经历,透过青少年的复杂心理,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关于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一种追问——基于中国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的考辨

中国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作为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传统哲学基础,具体到对文学本质观念的影响及理解上,即是经由一种政治伦理诉求的元叙事模式以获得合法性认同,其经典的合法表述,就是中国传统而正统的文学"载道"说。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文学本质观念,是在文学"载道"这一文学本质言说的合法性认同表述中获得合法存在的,在此认同表述中,政治伦理构成文学合法与否的依据,能为其所容纳的情感诉求也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认同,而不是放任个性化情感的抒发,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教化目的,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学的主导倾向与整体面貌。对此,显然不能不予以厘清与分辨,否则,谬矣,而这也正是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本质的观点及其抒情传统论的理论误区所在。     

文化的认同与精神的重建——论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叙事情感

由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的文学对家族文化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在新时期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由20世纪80年代对家族伦理的批判与嘲讽走向90年代对家族文化的情感认同与精神重建.文化认同表现在叙述者对血缘关系与家族伦理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对"家"的眷恋与归依情怀.在精神重建时作者常常把敢爱敢恨的性格、野蛮、强悍的天性作为民族精神的宝贵资源,以积极的态度表现出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与民族文化精神重建的尝试.     

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的叙述者干预与叙事伦理

在中国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叙述者干预主要分为对话语的干预和对故事的干预两种方式。二者最基本的区分在于"是否削弱小说之结构"。叙述者干预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叙事技巧,大多受到中国古典传统戏曲和小说的影响,且部分地融合了西方现代小说和电影的理论与技巧,与所讲述的故事往往密不可分。叙述者干预对小说伦理意蕴的展现和读者的伦理取位均起到重要导向作用,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与理解故事和人物。     

伦理—政治与解放区小说的内在结构及文化属性

由政治而伦理与由伦理而政治构成了解放区小说主旨实现的主要途径,但这种方式的采用则表明解放区小说依然属于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值阈.解放区小说的言说者旨在构建一种与叙说对象同一的关系时,自然在遮蔽对象的同时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自我遮蔽.     

马克·吐温中期作品的文体特点分析——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例

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领域,文体学基于语言学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的文体特征,同时也促进了语言学和文学的双向发展。本文依据文体学的相关理论,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例分析马克·吐温中期作品的文体特点,从文体学角度探讨分析和鉴赏英语小说的有效途径,旨在寻找一种通俗易懂又符合实际需要的分析方法,以实现既推动文体学理论的发展又发扬英语小说闪光点的双重目的。     

选本编纂与当代文学体裁格局变迁

选本类型在选本格局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与某一体裁在当时社会语境中的地位息息相关。就当代文学而言,诗歌选本和小说选本之间地位的演变,所涉及的主要有以下命题:"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选本的功能变迁,及其背后文学主体构成上的变化。选本编纂以"选"的方式自觉运用文学体裁或类型分类原则,既强化了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的文学观念和对文学的评价与看法。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真实的建构与审美的回归——论先锋小说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

回望新时期文学30年,审视新时期具有先锋特质的作家作品,发现、发掘先锋小说叙事革命中蕴含的先锋性,着重分析先锋小说对文学真实观的解构和建构,及其在文学审美品质上的回归,从先锋小说在对“五四”文学革新与审美传统的承继和对先锋后小说创作的影响上,来探寻先锋小说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     

地域环境对黔中明清文学的影响研究

讨论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学者多从地理上的南北差异研究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影响.本文以黔中明清文学创作为例,从中土与边省之地域视角,讨论边省地域对文学传播、文学风格、文学体裁和艺术创新精神的影响,认为中土主流文人因地论人、以地论诗,制约了黔中明清文学的传播和影响.黔中"大山地理"兼具荆楚的清秀隽朗与塞漠的雄奇险峻于一体,孕育出黔中明清文学以清稳坚强、野古浅直为特点的"大山风格".黔中明清文士长于诗,不擅于词、曲、小说,亦与黔中边省地理环境有关.艺术经验、地理环境和创新精神密切相关,黔中明清诗歌有"凌驾乎中原"的成就,是由诗人在黔中地域环境中孕育而成的创新精神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