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类型论

魏晋是一个解放的时代,魏晋风度也就是一种解放的风度：饮酒服食,炼丹寻仙,华彩词章,游走书法,言行举止,……都展示出新的风貌。这些汉帝国时期的规矩经生不愿说、不敢说、不愿做、不敢做的,他们说了、做了,并且真正地凝定在了历史的时空中,铸成了一座永恒的历史...     

简评魏晋风度

一何谓魏晋风度?顾名思义,魏晋人的文章、言谈、举止、态度。然,魏晋风度绰约多姿,表现形态各不相同。正始名士有正始名士的风度,竹林七贤有竹林七贤的风度,到了西晋元康时期,又有西晋元康时期的风度。而其中又分别有哲学家的风度、诗人的风度,天子与朝臣的风度,等等,一言难以     

陶渊明与魏晋风度

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杰出诗人,是魏晋风度真正的代表人物,执著地追求自由、挥洒清新飘逸的诗风,表现一派质朴脱俗的真情,这就是陶诗也是魏晋风度的真谛     

魏晋风度与审美

时至魏晋,中国美学开始其“二度黄金”时期,以士族为代表,形成一种逍遥世外、任情放达、风神萧朗的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玄学所孕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魏晋美学的感性显现。 一、魏晋风度的玄学底蕴 魏晋风度是魏晋玄学的产儿,而魏晋玄学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贾宝玉与魏晋风度

本文试图从贾宝玉与魏晋风度这一视点来揭示两者之间内在的精神文化联系,主要分析了贾宝玉的鄙弃琐屑的事务、外在的功名,多情、痴情,率真任性等性格特点,并揭示出其在当时的时代意义。     

试论魏晋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是成份复杂、历来颇遭非议的一群人。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忧谗畏讥的忧患之士,在他们潇洒不群、异于常人的言行后面,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奈和消极对抗。历史注定他们在身心上要承受那个时代的巨大苦痛。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姜广辉一、名士流变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习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名士现象是重名社会的产物。名士派代代有之，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当推汉末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名士派也发生演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魏晋风度与服饰境界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礼教衰微,玄学冲破儒家的禁锢,越名教而任自然,人们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一种潇洒脱俗的“通脱”,在精神上追求一种潇洒飘逸的精神,这就是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充分表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等方面,自然也体现在当时人们的饮食、歇宿、行旅、玩乐等等方面。以上诸端,五四以后诸家已多有论述;以下且对魏晋服饰境界,作一分析。     

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

本文认为魏晋玄学的中心文本是《庄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老子》。从东汉到魏晋,玄学中心文本由《庄子》到《老子》的置换,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两汉谶纬神学的崩溃以及经学的被弃;其二是庄学是人生哲学,而老学是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郭象如何对庄子的《逍遥游》进行创造性地误读,从而消解了庄子逍遥游的全部神秘主义色彩和庄子逍遥游“外化而内不化”的内在紧张,从而为魏晋士人在精神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逍遥放达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在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最常见的题目，但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角度去看，在这个题目之下，包含着许多令人神往的内容。鲁迅当年十分钟情于六朝文学，但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倒重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史，他把拟写的六朝文学，定名为“酒、药、女、佛”。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他在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主要讲了“酒”与“药”，十分遗憾的是“女”与“佛味曾涉及，否则我们今天将能见到许多深刻的见解。总的来看，魏晋时期是一个中国民族文化精…     

试说“魏晋风度”

一汉末的仲长统,就“性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常无语,时人或谓之狂生”①。其个性和举止,已开魏晋风度之先。曹操“任侠放荡”、“为人佻易无威重”,曹丕慕通达而敢作为,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曹氏父子的放浪性格和反传统行为,对魏晋风度的普遍形成起了导扬作用。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建安文士,大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并受曹氏父子影响。“曹氏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指曹丕、曹植）,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②“刘桢作诗”仗气受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③,为人处世也即如此。诗文为“建…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的转换

建安文学与盛唐文学,虽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一属典型的乱世,一属模范的治世;然而二者之间却有着神似之处,那就是:情与志的复合。也就是说,个体的“情”,与关心群体利益之“志”,处于重合关系、统一关系。     

“魏晋风度”与求仙诗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其文学样式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更彻底更全面。魏晋风度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诸多新局面,其中求仙主题就是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创作主题。就当时政治、社会局势来看,求仙成为文人挣脱精神枷锁,寻求心灵慰藉的重要途径。从疑仙到求仙,文人经过了心灵的洗礼,创作灵感更是与宗教紧密联系,求仙主题的出现为后代隐逸主题和山水田园诗的出现和发展作了铺垫。     

论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魏晋风度

六朝时期,政治局势风摇雨动“,名士少有全者”,焦虑之绪宛如乌云般笼罩。此时,名教已然摇摇欲坠,再加之祸福难料“,人的觉醒”便豁然摇曳而出,人们开始挣脱礼教束缚,转而自觉地关注起个体之本身,其思想解放之程度令古叹而今震。时势所致,魏晋玄风炽热席卷,一代“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由此发轫,不仅通过诸文学作品展呈以现,亦被六朝的志怪小说折射而显。察之,六朝志怪小说不仅数量丰富、内容奇谲,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且观,就在此些光怪陆离的玄奇故事里,人物的外貌美、人情的真挚美、人性的超越美与世风的玄味美皆于笔端尽露,光芒闪耀,璀璨夺目。由此,魏晋风度芬芳发散,令人一往情深,而沉醉不已。     

悠远的回响:魏晋风度与新生代作家

新生代作家以与传统断裂的姿态立于文坛,其实他们叛逆文学秩序的姿态,欲望化的自由书写,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对小说美学的自觉追求等方面与"魏晋风度"时期的狂狷任诞、摇荡性情、越名任心、文的自觉等审美特质有着精神命脉的契合与绵延性。     

《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浅说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是介于秦汉和隋唐两次大统一之间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时期,作为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世说新语》一书生动地记述了汉末魏晋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人把《世说新语》中描述魏晋士大夫的各种各样具有时代风貌的言行,概括为“魏晋风度”.东汉末年,发生了黄巾起义、党锢之祸、军阀混战、饥馑灾荒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社会剧烈动荡,这些动荡使魏晋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状况.门阀制度是魏晋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东汉中叶新的士族地主阶级开始形成,公元220年,曹魏统治者制定九品官人法,促使了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巩固,魏晋南北朝四百余年的统治,就建立在这种制度上.这期间,尽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则是门阀士族争夺皇权的斗争.     

比风度,尚文采——魏晋审美观述评

一痛苦的时代与美的追求从汉末三国鼎立到隋文帝统一南北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动荡时代:政治斗争残酷,改朝换代频繁,战祸接连不断,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地古代传统中脱颖而出,欣欣向荣,登上了历史的新高峰。正如宗白华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最混乱”、“最痛苦”的时代,哲学、美学和文艺却获得一次大发展。如何解释这种“反常”现象呢?就魏晋的具体实际而言,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客观因素刺激着哲学、美学和文艺的发展与     

论魏晋风度与琴及音乐之关系

在传统文化中,士人的四艺（琴、棋、书、画）生活,形成了士人爱琴、尊琴的民族特有心态,琴的文化概念不知不觉已深深嵌入士人灵魂深处;而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又形成了琴所象征的悲剧人格。琴与魏晋士人悲剧人格的契合是历史的,是偶然而又必然的双向选择。在一个虚假、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魏晋士人挟琴独行,远离凡俗,守护着独立高尚的人格,追求着生命的“大道”。可以说,魏晋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更是琴的     

文化生态:透视民国文人魏晋情结的一个重要维度

魏晋风流是文化长河中不绝的嗣响,民国文人追慕魏晋六朝,显示传统文化更新的生机与活力。建构贴近民国文化的阐释框架,在国家民族文化情态中重估传统文化价值,文化生态成为透视民国文人情结的一个重要维度。从民国文人的精神文化生态出发,充分考虑影响文人情结的民国机制,揭示文人情结的民国风范和中国气派。贴近民国文化生态的学术阐释框架,或可成为探索民国文人情结或当下知识分子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