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城市经济与艺术文明

江南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为江南城市艺术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形成了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化氛围,为人们追求艺术化的生活和精神享受提供了现实可能.江南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为艺术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各种社会条件;而都市艺术发展则促进了城市人文精神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城市的进步.     

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

中国诗性文化、江南诗性文化、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空间叙事分层,显示了中国诗性文化研究在学理上的逻辑进程与经验走向。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的空间差异,主要是由南北不同的城市类型造成的。而在江南城乡之间,由于客观存在的"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形成了江南诗性文化产生"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本原因;把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江南乡镇区别开,是我们正确阐释或建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最重要前提。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不同于北方城市诗性文化,两者在逻辑上主要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对立;二是不同于江南乡镇诗性文化,两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伦理"与"审美"的不同,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都市文化模式与经验。     

鱼稻文化对江南城市生活的影响

以“饭稻羹鱼”为典型特征的江南民族,在饮食上“食鱼与稻”,在生产方式上以“火耕水耨”的稻作生产和渔猎生产并存,这与北方民族以黍麦种植为特色的农耕文明形成截然区别,因而可以把江南农耕文化定义为鱼稻文化。江南鱼稻文化的发展以及逐步成熟极大地刺激了江南城市经济和形态的发展。古代江南城市在城市生活的内容和方式上,都全面地受到江南鱼稻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具有了典型的江南城市文化特色。首先,高度发达的江南经济,为江南城市形态的发展和城市生活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因为江南只有在具有了这种超强的物质实力,使其自身成…     

从《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聚会看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功能

明清之际,江南城市出现了完备的四级城市层级体系。《儒林外史》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这些不同层级城市中的文人聚会活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风貌。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便是其独特的交通、经济、人文与自然风光等条件。     

李渔戏曲叙事中的"消愁"观念与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文化

在李渔的观念中,"传奇原为消愁设",戏曲的主要功用是娱乐消愁.李渔的戏曲创作宗旨就是博人一笑,替人消愁.这一观念反映出中国古典载道文艺向娱乐文艺的蜕变,这种蜕变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社会文艺活动的一个特点,显现了江南城市文化的一种时代特征.同时,李渔的诙谐又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这一特殊时空里的一种生存智慧.     

日本遣明使笔下的江南城市生活——以对文人生活的刻画为中心

日本遣明使的出使日记,从域外观察者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明代中叶在上下互动(朝廷和地方)、内外互动(中国和外国)中的江南城市生活。遣明使与中国士人相近的教养背景和文化观念,使他们很自然地融入到城市的文人生活中。而他们所记录的士人阶层的衣食住行及社交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江南城市的经济水平、当地社会的传统、城市间物资流通的情况以及国家政令在地方实施的情况。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市政和社会管理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迅速,与政府周密的管理措施有着重要的关联。政府对城市的管理措施,可以分成多个方面。如在城市管理上,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道路、城市房屋、城市卫生保洁等方面,有很多相关的规定。在城市的治安、救灾管理上,地方官员是城市治安的主要责任人,还经常用军队来稳定局势;发生自然灾害后,政府有专门人员参加救灾,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救助灾民。政府有专职官员负责市场秩序,管理交易,控制物价,征收市税。政府在城市的公共事务方面都有很多具体的管理措施。政府对江南城市的管理,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对江南城市的发展有很多抑制作用。     

历史追忆与现世沉迷: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以江南城市文化圈为研究视阈

金陵(南京)与广陵(扬州)同为对唐代文人产生重要影响的江南城市,这在唐诗中表现得颇为充分.在六朝末年金陵被毁后,广陵历史性崛起,于是六朝金陵的繁华逐步过渡为唐代广陵的繁华.以唐诗为观照点,可见出描写金陵与广陵的作品在吟咏内容、情感意向等多方面的不同.诗作对两城的不同展示,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从金陵到广陵的文学演进,同时,这一典型的文化现象也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得以观察江南城市文化的变迁轨迹以及城市发展与诗歌表现的互动关系.     

南宋时期江南城市工商业形态探析

南宋时期,江南城市的工商业形态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官营商业和民营商业,流通商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的互相结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城市商业和商品流通体系;手工业生产的主体由官营转向民营,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城市产业结构与城乡经济关系;服务业开始从工商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这些都意味着江南城市已由单纯的商品消费地转变为集生产、流通、消费于一体的商品经济中心,从中可以进一步明了此期城市形态的变革。     

深化改革促发展 科技创新添动力——深圳市寰通农产品公司改革与发展纪实

深圳市寰通农产品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农副产品贸易中心）成立于1985年2月，主要经营特区出口到香港及东南亚的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进口饲料添加剂等业务以及市、区两级政府“菜篮子”蔬菜生产基地的建设和管理。     

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园林建设及其特点探析

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唐五代江南城市修建了大量的园林。州级城市的子城筑起高楼,州衙按园林格局布置,建楼设圃,厅斋堂宇,亭榭楼阁,疏密相间,高低错落有致。苏州、湖州、杭州、金陵等城市,不但园林数量众多,而且建造技艺高超。城市园林的大量建造,使城市布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扩展了城市的生活功能,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变化。江南城市大量兴造园林亭阁、开山凿池,是社会风尚的需要,同时和江南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分不开,是江南经济发展的标志。     

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

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墙的修筑。隋朝灭陈后,江南一些城市新筑了城墙。不过由于没有重要的战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修筑城池的景象。唐朝建立后,江南地区对修造城墙渐渐重视。湖州及一些县城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新修、增筑了城垣。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时有动乱出现,一些城市继续兴筑、扩修了城垣。唐末五代,社会动荡不定,大量城墙或新筑或加固,江南出现了一轮修造城墙的高潮。随着战事的变化,有的城市多次对城墙加高加厚,增强城墙的防御功能。江南州级以上的城市,一般均有内外两重城墙,城墙下宽上窄,环以护城河。除少部分山区县城之外,大多数的县城至唐末都修筑了城墙。江南城墙的修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既是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结果,更是江南城市加快发展步伐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从晚清苏州的商业变化看江南城市的开放格局

19世纪中期以前,以苏州为代表的古典江南城市大多表现为一种失衡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同时具有政治意义上的“城”和经济意义上的“市”的双重身份,而其“城”的份量不仅大于“市”的份量,且“市”的那部分明显附属于“城”的那部分。“市”虽曾一度昌盛,但总体上讲,“市”是因“城”而繁荣,因“城”而辉煌。大多数的商业活动都围绕着官府与地主官僚阶层的奢侈需要而表现出某种自给性和封闭性。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从一个边远滨海小县一跃而为一个华洋杂处工商繁盛的大都市,其经济辐射力随即就洞贯整个长江流域。江南城市很快便感受到这种辐…     

上海农副产品贸易货栈调查

一九七九年底以来,上海有关经济部门先后分行业恢复和建立了一个综合性贸易货栈(上海市供销社农副产品贸易货栈)和四个专业性贸易货栈:议价粮油经营部、水产品贸易货栈、上海市副食品交易市场(原名蔬菜贸易货栈)和果品食杂代理行。据不完全统计:去年至今年上半年它们经营的农副产品共有五百多个品种,成交金额合计为一亿八千三百三十余万元,其中代营业务占百分之二十二,自营业务占百分之七十八。这些贸易货栈共同的特点是:信息灵通、联系面广、交易灵活、方便购销。货源来自全国除新疆、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等广大地区;全市有数以百计的专营议价粮、油、水产品和兼营议价水果、蔬菜的销售网点,对促进农副产品流通,搞活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末新疆私茶案件与地方政府应对

清末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主要包括湖南安化官茶交易、晋商私茶贩运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呈现出国内茶商与俄国茶商之间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其中官茶滞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晋商大量贩运私茶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导致茶叶倒灌的结果。这一时期私茶案件的大量涌现,反映的是清末新疆地区茶市的混乱,具体表现为经济贸易纠纷频繁,中俄商人之间、当地民众与俄商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清末新疆茶叶市场的乱象,根源于清廷及新疆地方政府应对的缺陷。     

长江文明视域下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

长江和黄河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以黄河文明为摇篮的中原文化,其核心是一种“政治—伦理”结构,而以长江文明为母体的江南文化,其核心是一种“经济—审美”结构。长江流域城市是长江文化特有的“容器”,沿线城市文化代表着长江文化的最高发展“境界”。长江流域的江南城市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中心的“经济化”和“人文化”,二是经济中心的“更经济化”和“更人文化”。江南城市不仅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今天长江经济带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和主平台。江南文化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典范形态,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的智慧,因此必然要成为引领沿江区域文化转化创新的榜样,并在当代长江文化传承保护弘扬中发挥出“龙头”作用。     

民国时期江南旅馆业与城市生活的现代化

民国时期,由于西方科技与工业文明的持续影响,江南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网络与生活空间发生诸多变化.这当中,旅馆业的发展演变极具代表性.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江南城市的新式旅馆业空前兴盛,反映出城市生活中为人们提供食宿的服务业日趋现代化,并重塑了人们对公共服务业的崭新认识.     

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

归化城是清代蒙古草原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是漠北、漠西蒙古和新疆地区与中原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乾隆二十六年清政府在归化城设关榷税,随着汉蒙贸易、边疆贸易的发展,该关税额有较大的增长。经由归化城输出的商品以茶叶、布匹和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牲畜、皮毛、粮食为主。归化城的商业构成以金融业、批发业、贩运业以及皮毛加工、餐饮旅店等业为主。     

浦东开发与长江流域协调发展

一、要用发展的观点和整体的观点、认识浦东开发与长江流域协调发展的关系。 1、历史上,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有着兴衰与共的密切联系;当前,这种联系又面临着新的发展要求。 明清以来,上海凭借其扼江通海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及广阔腹地的资源条件,靠贸易起家,发展成“龙头”,带动了沿江埠岸城市的崛起;长江流域各地源源不断的矿产资源、农副产品、游资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随江而下,支撑了上海民族工业和都市贸易的繁荣,逐步形成了沿海各     

关于巴彦通地理位置的订误

贵刊1987年第1期发表的《清代三姓域的勃兴及其经济特点》一文,读后收益匪浅,但文中有两处明显错纰,特提出予以纠正。 198页18行:“‘护江关税局’是一个具有海关性质伪税务机构,于光绪六年(1880年)设于松花江与乌苏里江合流处巴彦通地方的江岸上,用以稽察‘贩运货物驰往下游一带贸易’的商船,按例抽捐课税。这对于惩治‘走私’、维护国家主权都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