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思想的功利主义与墨学衰微之原因

墨子秉持功利主义原则:从谋利之方看,墨子推行“为天之所欲”和“兼相爱,交相利”两条谋利路线;从利之主体看,墨子强调“三利”,呼吁兼顾天、鬼、人三方面的利益,其中的人之利既有国家群体之利,又有百姓个人之利;从利的内涵看,墨子之利主要指以“衣食之财”为基础的经济、政治之利.墨家与法家都崇尚功利,墨子对功利的阐释显示了有别于法家的功利诉求,并且导致了墨学在秦后的衰微.     

驰利予民:宋元时期洞庭湖区水面与沙洲的经营理念

宋代国家力量还没有致力于洞庭湖的开发,湖洲之利往往被少数人群以“扑买”等方式获得,这种与小民争利的方式引起不少争议.元代曾设立宣课提举司以括山泽之赋,但也因为“扰民”而被裁撤.岳州儒学在争夺湖洲的过程中逐渐取得优势在于：一方面,与元代中后期医学地位下降而儒学势力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儒学并未排他性地占有湖洲而能够维护小民的利益.在洞庭湖的开发过程中,经济利益促使湖面的产权不断被界定.国家既要驰“山泽之利”予小民,又往往通过“官有”的方式来禁止豪民独占湖洲.     

论齐文化中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在齐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齐文化中,爱国主义首先表现为强烈的祖国统一的意识,如管仲、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和齐宣王的“莅中国而抚四夷”思想;表现为“夜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壮举,如田单复国和王孙贾杀敌;表现为因国家衰败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表现为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如管仲、晏婴等人大胆地提出了殉国不殉主、“社稷是养”、“社稷是主”的口号;表现为希望并致力于祖国的繁荣富强     

认识“国家利益”需要理清的几个关系

以“民族国家”出现于近代西方为据而认定“国家利益”形成于近代西方的观点,混淆了 “国家”与“民族国家”、“国家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如同民族国家本身只是国家的一种具 体形式,“民族国家”是“国家”的种概念一样,民族国家利益也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民族国 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种概念,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全部外延。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还需要理清 国家利益意识与国家利益本身、国家利益与国人利益、国家利益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国家利益与公共 利益、现实的国家利益与理想的国家利益、实际的国家利益与声称的国家利益等等之间的关系。弄清这些 关系,对于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深入研究国家安全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诸葛亮军事伦理思想研究

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气节 ,彪柄史册 ,为后人所敬仰 ;“崇智善谋”、“严纪守律”、“和军爱卒”的将帅武德修养论 ,弘扬了前人将帅武德修养的精华 ,在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存国家安社稷”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 ,与先秦时期军人忠国利民的道德价值取向一脉相承     

墨子义利观新论

墨子赋予了“利”以“天下之利”和“自我之利”两种维度 ,然后从互利原则出发论述了“自我之利”实现的道德合理性及可能性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义 ,利也”的命题     

苏联经济转轨及其受挫原因探析

198 5年后 ,苏联先后制订或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转轨措施 ,但由于转轨措施违背了利益刚性增长的规律 ,国家职工享有低物价、高补贴、“铁饭碗”、“大锅饭”等种种刚性利益不断减损 ,而国家又无法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 ,结果人民大众对转轨产生不满 ,采取抗拒行为 ,最终导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转轨目标的落空     

论功利主义思想对构建我国市场经济伦理观的启示

文章认为，功利主义思想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观的基础，但其中通过利民利他而利己；强调义利相一致；一己之利的实现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当个人利益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时，国家有责任对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给予必要的干预等内容，对构建我国市场经济伦理观很有启示。     

居延汉简中的“社”及其源流

原始氏族的“宗教活动”,是以集体的祭奠活动为主要内容,它的存在积极地影响着、维系着氏族本身已经十分微弱的联系纽带,在此纽带之内的成员们的祭祀活动,我国史书典籍中多称为“社”祭。“社”既由以农业为其主要经济部门的氏族脱胎而来,所以,春秋战国往往用“社稷”一词代表国家,最初,似应指氏族实体,与原始公社不无关系。由于新兴的奴隶制“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同它对立的”,这种对立性也就决定了“社”——氏族制宗教活动的残余形式与国家政权间的矛盾的绝对性与发展过程中统一的相对性、暂时性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波浪式的、渐进的始终贯穿在各阶级社会形态之中。     

试论解放区文学的土地意识

所谓的土地意识，就是对土地的依存、珍视、迷恋的情感以及认知系统，它表现为对以农为本的生存方式以及附属其上的精神文化的关注和尊重，对农民式的土地情感的认同和超越，对土地的意义和价值的形而上的深层领悟。我国古代的文化观念和文学传统中间有着深厚的土地意识。《尚书·洪范》中“五行”之说的木、水、土均与“地”有关。古代以社稷作为国家的代称。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古代皇帝和诸侯在建国和大典的时候，都要立坛祭祖。土地、国土、国家（社稷）几乎成了三项对等的概念，与这种土地崇拜相联系，从而产生了“土地”重力牵引下的…     

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的制度建构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利益优位观、犯罪中心主义的刑事法学观、惩罚犯罪的国家责任观的影响,造成刑事执行中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严重不足。虽然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可能会产生一些弊端,但与其获得的利益相比,这些弊端都处于次要的地位。为了充分发挥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之利,抑制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之弊,应当从被害人的知情权、陈述意见权、监督权、查询权、获得赔偿权等方面予以权利建构,以及从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的决定、执行、变更、终止等过程予以程序设计。     

论顺治“罪己”

顺治“罪己”通常采用颁罪己诏、下罪己谕旨及祭告天地、太庙、社稷三种方式,其主要内容有列举自己的罪过、不称圣、不接受朝贺三个方面。“罪己”基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它是在清初复杂政治局势下皇权政治在多重矛盾中运行的产物,与顺治亲政后的政治密切关联,反过来它又对当时的政治统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建国初期我国外交战略中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是一对密切联系而又极其复杂的关系.二者的联系在于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其复杂性则表现为二者时而一致、重合,时而又充满矛盾,有时意识形态占主导作用,有时又是国家利益占主导作用.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灵活运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分别制定了“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以及“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有力地维护和实现了国家利益,为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两晋之际儒家“家国”观念的演变

迫于西晋末年的国破则家难存的现实教训 ,两晋之际士大夫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 ,在渡江前后逐渐认同了司马睿为国家的象征 ,由西晋后期关注自身生存和家族利益 ,于东晋初期转向对晋室的拥戴。家国一体、忠君报国等儒家传统家国观念得以复苏 ,因此 ,关于魏晋士大夫不顾社稷的安危而惟求身家自保的传统观点 ,似不适于东晋时期 ,值得商榷     

现代社会中利益群体发挥政策调控功能的方式

现代社会中,随着民主的发展,政治参与的扩大,利益群体积极参与政治过程,从而对政策调控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利益群体比较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群体已成为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研究利益群体对国家或政府的政策调控发挥其作用和功能的方式,改善我国利益群体发挥政策调控功能的方式,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群体发挥政策调控功能的方式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群体往往以“压力集团”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策调控。一般地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     

申不害的法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言术的申不害首先是法治论者。他主张立法律之名“因”以为治。治者因法而治便可无事 ,“任法”便应“无为”。他的法治就是用法律的有为代替君王的有为 ,用法律的治代替君王的治。术与法治是相背离的 ,申不害之所以既倡法治 ,又多言术 ,是由君王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一致造成的。法治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 ,而术服务于君王的利益。     

"道德边际约束"与国家限度--诺齐克的权利理论研究

诺齐克的“权利”是指自然状态 (TheStateofNa ture)中的个人权利 (IndividualRights) ,它以利益最大化或损害最小化为目标 ,在市场交换中形成“道德边际约束”(MoralSideConstraints)这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诺齐克认为 ,国家的产生基于这一“约束” ,国家的存续同样离不开这一“约束”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最小国家”(MinimalState)本于个人权利、立于个人权利、成于个人权利而达于个人权利。这样的国家从性质上讲 ,是“非模式化”的 ;从功能上讲 ,是真正的“最小化”。惟其如此 ,国家才是正义的。与功利主义所禀持的…     

“一切向钱看”是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按劳分配带来的吗?

近几年来,在提倡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杠杆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一切向钱看”的倾向。“一切向钱看”指的是一切活动以追求个人或小集团的物质利益为目的,而不顾国家政策、法令,不讲职业道德,不惜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思想和行为。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存在着商品、货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那么,“一切向钱看”的产生就是必然的、合理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的存在、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实行,是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根源。我认为,这样一种看法是不对的,有澄清的必要。     

洪秀全政治思想平议

洪秀全的政治思想,产生于中国旧民主革命的童年时代,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产生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作为农民革命运动领袖的洪秀全,其政治思想既摒弃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学思想形式;又不可能汲取后来才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政治学说,因此,采取了宗教的、王朝的、民族的复杂而特殊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一、宗教的——政教一元化的国家观国家观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几千年来,不同的阶级和政治集团的政治思想家,都从不同阶级的政治利益去解释国家的产生,如“君权神授”、“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说等。洪秀全的国家观,如同“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一样,也与宗教观紧密相连。他说:“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