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密疏的保密制度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文书。与普通题奏本相比,它有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而不需内阁票拟,亦不假他人之手高度保密等特点。保密是密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明代的君臣都有很强的保密意识,明代对密疏的保密,从密疏的誊录、进呈到最后的批出,都有严格的保密措施,正是这些措施确保了明代密疏的保密。     

明代的密疏:强化君主专制的特殊手段

明代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发展的顶峰时期,明代君主专制政治的加强,除了一些传统的措施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由于皇帝在处理密疏时,既不需内阁的票拟,又不必司礼监太监的代为批红,批答后也不必经过六科的驳正发抄,完全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与正常的题奏本相比,明代的密疏是强化君主专制的特殊手段.     

论明代密疏言事的职能资格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皇帝的一种秘密奏章。在明代密疏言事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密疏言事人的资格作过明确规定。但随着明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君主专制的发展, 朝廷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因某些特殊事宜必须密疏奏闻, 从而使得这些部门的官员有了密疏言事的资格。在明代, 有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部门主要有钦天监、内阁和整个监察体系。这些部门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获得与明代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论明代官揭进呈和发抄

明代官揭文书在朝政运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进呈和发抄有其规范性。阁揭与普通官揭进呈存在较大区别,阁臣拥有进呈密揭特权,可以直接进呈或由司礼监文书房转呈御前,而一般官揭的进呈流程为经通政司到司礼监文书房再达御前。根据官揭的不同类型与功能,普通官揭进呈又存在多种情况:御前直奏,由司礼监官承旨接上;遇紧急或特殊情况,直接从会极门封进等。在明代权宦或权臣把控朝政的特殊时期,普通官揭进呈制被打乱,即出现先向权臣权宦递进揭帖再走程序的现象,在明末甚至允许白头揭帖进呈。考察明代官揭进呈和发抄,是揭示朝政运作的重要窗口。     

明初密疏言事改革的制度化趋势

明初的洪武时期, 是明代密疏言事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个时期密疏言事的特点是: 在对前代密疏言事特点继承的基础上, 明初又有了一定的制度性建设, 这种初步的制度性建设, 既使明初的密疏言事表现出与前代迥然不同的差别, 同时, 也对明代中后期的密疏言事, 产生了深远的直接的影响。历史地说, 明初密疏言事的制度化过程, 是和汉、唐、宋等朝代对密疏言事过程不断完善的趋势相一致的, 也是相联贯的。     

密疏政治与嘉靖朝内阁倾轧之新探

嘉靖朝的内阁倾轧是明代内阁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嘉靖朝的内阁倾轧原于正德、嘉靖之际首辅之权的膨胀,而嘉靖朝广泛存在的密疏政治使内阁倾轧更加激烈。密疏成为内阁诸臣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主要方式,也是用于打击政敌的秘密武器。内阁的倾轧对嘉靖朝的皇权与内阁的关系、内阁与六部的关系、内阁与宦官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读《明代密疏研究》

王剑先生的新著《明代密疏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收录)。这部30余万字的大作,以明代政治史为宏大背景,用翔实的资料,全新的视角,公允的立场,全方位多层次地对明代密疏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明代政治史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必将推动清代政治史的相关研究。全书由绪论、正文、结论组成,共七章。著名明史学家商传先生特为该书作序。笔者拜读后,认为该书学术贡献与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一个全新的具有开创性的选题笔者长期致力于明清史的研究,毋庸讳言,我对该选题是知之甚少。…     

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

清朝御门听政早在顺治朝即已有之 ,及康熙朝形成定制。康熙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听政 ;皇帝出巡则在行宫听政。皇帝听政时辰主要经历了“黎明进奏”与“定时视朝”两个阶段。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 ,它不仅是康熙帝勤政的标志 ,更是清朝前期推行皇权统治 ,迅速走向强大统一的基本保证。御门听政是抗灾减灾 ,恢复农业经济的中枢。康熙帝建立并施行御门听政制度 ,表明他的勤政思想和坚定划一的统治风格以及修明政治 ,强化皇权 ,建立强大清帝国的决心 ,乃得“守成而兼创业”的一代明君之称号     

试析汉代的上封事制

汉宣帝创立的上封事制,是对汉初吏民上书制度的调整改革,是为突破权臣对信息的垄断封锁、确保书呈天子的渠道畅通的制度.密劾权贵宦戚专政,秘密议政指陈得失,是汉代上封事制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的基本功能.宣帝"始令吏民得奏封事",是不限身份地位的允许、倡导上封事;东汉诏令上封事演变为皇帝对百官的强制性、指令性要求,且上封事有六百石以上的资格限定.汉代上封事制有严格的保密要求,谨慎周密地防范泄密、无限期地缄默守密是上封事者应负的责任和义务.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是康熙朝奏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初奏折发展中也居于重要地位。通过对已刊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数量、分布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由于整理不当,今刊诸皇子奏折内容及进折时间多有错误,无年月奏折甚多。同时,由于康雍之际皇室内部斗争和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时未行全译,致使其中阙漏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的学术质量。通过考辨,还可看出,奏折起源于顺治时期,其原始形态是皇室戚属致送皇帝及皇太后之请安折。康熙间,奏折使用范围扩及内外臣工,内容也改以政事为主。与之同时,在上行文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重要。作为奏折原始形态的继承,康熙朝诸皇子奏折亦呈现过渡状态。这些变化,对于当时政局和此后奏折发展方向,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宋朝的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君主处理臣下章奏的过程即是法律的孕育与分娩过程。章奏呈递渠道畅通是下情上达的基本保证。宋朝设置了多种机构、多种呈递方式,以确保臣庶的章奏能够通畅上达。章奏承转机构有明确的业务分工,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详细的工作规范,以保障其有效运行。通过责任人员联保制度,以保证信息的安全;通过章奏承转时限制度,以实现信息的快捷传递;通过将各种章奏梳理分类,以淘汰无用的信息和有害的信息;通过章奏处理情况的备案和催办制度,以监控章奏的运行。皇帝对章奏的审阅、处理,多由宰相班子以及不同层次的官员先期论证。从形式上看,仍是皇帝个人独裁独断,但其决策已不全是出自皇帝个人意志,而是融进了官僚士大夫群体的智识和经验。     

论汉宣名臣张敞

张敞是西汉宣帝时期的著名大臣,曾长期担任地方大员,成绩卓著:一是敢于直言,有政治远见;二是有行政才能,长于处理繁乱的地方事务;三是勇于追求个性解放。他成功之秘诀在于采用教化与刑罚两手并用的统治方法。因其为官风度随便没有威仪,受到时人的指责而不得升迁。然后代有识之士却给其以极高的赞誉,成语“张敞画眉”的广泛流传即为明证。     

清代国子监行政官员选用制度述评

清代前期,对于国子监行政官员的任用制度屡有变化。管理监事大臣一直由皇帝特简,满汉祭酒一般为科甲人员,但亦有例外,由上级官员推荐后经皇帝钦定。司业作为祭酒的副职,满员、蒙员、汉员的铨选制度颇有差异,亦须由皇帝选用。监丞、典簿等中下级行政官员则由吏部铨选产生。     

关于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

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的太子监国制度，并非为了皇帝亲征所设置，而是皇帝在京师时设置的。明元帝时，皇帝离京出征时开始置留台，为统筹留台而发展为太子一人监国的制度。以往的研究有皇帝统军事，监国掌内政的说法，但在明元帝时期，重大决策交由皇帝裁断，监国也负担一部分军事任务，皇帝则握有内政上的最终决策权。太武帝时期，监国并未被授予军事权，与军事方面有关的镇也由皇帝亲自处理，皇帝与监国职权分明。皇帝的诏经由监国下达到全国各地，可见监国制度运作极为严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迷信与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 ,战乱频仍 ,政权更替频繁 ,各种迷信思潮极易滋生泛滥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图谶、巫术。统治者或崇信迷信 ,或利用迷信造神、造谣 ,为自己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虽然迷信在当时国家政治中不占主导地位 ,却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汉武帝民族关系思想的演变——以汉与匈奴的关系为例

汉武帝在考虑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及解决现实民族问题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在汉武帝的理论思维中,"中国一统"既是民族关系的最佳状态,也是他本人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对如何实现"中国一统",汉武帝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念。     

《宋史·礼志》所载赏赐考论

赏赐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宋朝诸帝赏赐的原因、物品、对象、标准及特点等,就《宋史·礼志》所载来看,与前代并无多大不同。但在具体进行赏赐时,宋朝诸帝则有着重文轻武、轻民、讨好强大、轻视弱小等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民族交往的严重弊端。因此,宋朝最终灭亡,当与统治者未能合理地运用赏赐这一统治手段有着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