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密疏的保密制度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文书。与普通题奏本相比,它有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而不需内阁票拟,亦不假他人之手高度保密等特点。保密是密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明代的君臣都有很强的保密意识,明代对密疏的保密,从密疏的誊录、进呈到最后的批出,都有严格的保密措施,正是这些措施确保了明代密疏的保密。     

论明代密疏言事的职能资格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皇帝的一种秘密奏章。在明代密疏言事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密疏言事人的资格作过明确规定。但随着明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君主专制的发展, 朝廷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因某些特殊事宜必须密疏奏闻, 从而使得这些部门的官员有了密疏言事的资格。在明代, 有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部门主要有钦天监、内阁和整个监察体系。这些部门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获得与明代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明代的密疏:强化君主专制的特殊手段

明代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发展的顶峰时期,明代君主专制政治的加强,除了一些传统的措施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由于皇帝在处理密疏时,既不需内阁的票拟,又不必司礼监太监的代为批红,批答后也不必经过六科的驳正发抄,完全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与正常的题奏本相比,明代的密疏是强化君主专制的特殊手段.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论明代官揭进呈和发抄

明代官揭文书在朝政运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进呈和发抄有其规范性。阁揭与普通官揭进呈存在较大区别,阁臣拥有进呈密揭特权,可以直接进呈或由司礼监文书房转呈御前,而一般官揭的进呈流程为经通政司到司礼监文书房再达御前。根据官揭的不同类型与功能,普通官揭进呈又存在多种情况:御前直奏,由司礼监官承旨接上;遇紧急或特殊情况,直接从会极门封进等。在明代权宦或权臣把控朝政的特殊时期,普通官揭进呈制被打乱,即出现先向权臣权宦递进揭帖再走程序的现象,在明末甚至允许白头揭帖进呈。考察明代官揭进呈和发抄,是揭示朝政运作的重要窗口。     

密疏政治与嘉靖朝内阁倾轧之新探

嘉靖朝的内阁倾轧是明代内阁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嘉靖朝的内阁倾轧原于正德、嘉靖之际首辅之权的膨胀,而嘉靖朝广泛存在的密疏政治使内阁倾轧更加激烈。密疏成为内阁诸臣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主要方式,也是用于打击政敌的秘密武器。内阁的倾轧对嘉靖朝的皇权与内阁的关系、内阁与六部的关系、内阁与宦官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初密疏言事改革的制度化趋势

明初的洪武时期, 是明代密疏言事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个时期密疏言事的特点是: 在对前代密疏言事特点继承的基础上, 明初又有了一定的制度性建设, 这种初步的制度性建设, 既使明初的密疏言事表现出与前代迥然不同的差别, 同时, 也对明代中后期的密疏言事, 产生了深远的直接的影响。历史地说, 明初密疏言事的制度化过程, 是和汉、唐、宋等朝代对密疏言事过程不断完善的趋势相一致的, 也是相联贯的。     

《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系统明代文学观析论

《四库全书总目》经历了稿本、阁本、定本的发展过程,后世研究者常从阁本或定本系统入手分析《总目》思想,往往忽略稿本系统。对于明人别集提要而言,稿本系统中的明代文学观有着与定本《总目》不甚相同的观点,这些观念背后隐藏着清人对明代文学的态度问题。从学术史角度看,稿本系统内部出现的微妙变化,主要是官方思想不断修正、充实和完善的过程。     

田生金《按粤疏稿》中的澳门史料

田生金《按粤疏稿》是明代广东文献中极为罕见之书，该书不仅保存了明中后期大量的广东原始资料，而且还披露了这一时期来自澳门的重要讯息，内容涉及澳葡商人的走私活动、葡人定居澳门的时间、澳门海防同知的设立及澳门朝鲜奴仆的“冤狱”等问题。这些文字，或证史，或补缺，为明代澳门史增添了极为宝贵的史料     

明代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

元未明初的西域政局变幻莫测,位于交通要道的土鲁番地区战略地位日显突出。随着东察合台汗国对土鲁番地区政治控制的增强,大批蒙古贵族和民众的定居化,以及该地区与中原地区商贸联系的加强,土鲁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出现了历史性转变,并对明代西域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试论明朝在越南的统治

明朝在 140 6年 (永乐四年 )派兵占领越南 (安南 ) ,设置郡县 ,宣德二年 (142 7年 )撤出。在 2 0多年的统治中 ,明政府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在越南的统治。尽管这些措施曾经给越南人民带来了很大损失 ,但对稳定当时安南的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 ,缓和阶级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两国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得到加强 ,也更加有助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增进双方的友谊。     

略论明代水利撰述的特点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天下财赋仰给于江南,而江南财赋全资水利,因此水利之于明王朝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明代水利撰述呈现出突出发展的态势.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明代水利撰述具有数量多、注重实用、批判性强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出现又和明代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

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背景看,明代中晚期考据学的复兴与清代考据学在时间的衔接,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与发扬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对这一时段考据学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明中晚期考据学复兴过程中,一些学者批判宋明理学的流弊及空疏学风,倡导怀疑和求真精神,用实证考据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对明清之际学风由虚向实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强烈关注的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汉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     

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研究

云南是明代土官的主要分布区。明代云南土官有选用和世袭两类。选用土官为汉人,世袭士官是土酋。土酋袭职的次序有父子、兄弟、妻子、女婿、叔侄,甚至得到明朝许可后头目也可以袭职。在云南土酋袭职方式的基础上,借鉴明代武职袭职程序,形成了云南土官袭职的基本程序,即应袭土官提出申请,头目保举,官员勘合,且应袭者符合年龄条件后可袭职。为避免争袭,应袭土官要接受儒学教育,在职士官要编制宗支图谱。云南土官赴京袭职,是明初形成的惯例。但路途遥远和土官贫富不均使正统时期出现纳粮就地勘合袭职。而勘合官员腐败等弊端,导致了嘉靖初年芒部、武定、寻甸等处土官叛乱。平定叛乱后,在总结弊端的基础上,嘉靖九年（1530）制定《土官袭职条例》。此后加强对土官的约束,每三年考核一次,通过考核才能连任,对违法乱纪、不服从勘合的土官实行改流。随着嘉靖时期灾荒增多、财政不足,嘉靖十五年（1536）开始实行纳粮折银袭职。而勘合官员索贿、不作为等行为影响了三宣六慰地区土官对明朝的向背,隆庆至万历初年木邦、陇川、潞江、蛮莫等土官叛附缅甸。为增强明朝对土官的凝聚力,万历初年放宽土官袭职条件,不纳粮也可以就地勘合袭职。     

明代社会文化的演化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明代是通俗小说创作的繁盛时期,出现了很多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但这些作品无论所选取的题材、思想内容还是表现方式都有相当大的差别。现实社会是小说根植的土壤,我们从社会文化哲学的角度考察不难发现,明代社会文化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由保守、僵化走向新异、活跃。封建王朝的文化政策,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井文化的世俗风情等都直接作用于通俗小说,为作品输送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明代进士政绩评说

明代进士之政绩可谓优劣参半一方面,许多进士为官后不畏强暴,勇于斗争,他们从政比较清廉,从教颇为尽心,对内加强民族团结,访外不辱使命.他们关心民瘼,轻徭薄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进士当官后,以权谋私,拉党结派,仗势欺民,为害地方.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现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