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陶渊明对菊花人格象征含义生成的贡献

屈原是菊花象征意义的开创者，陶渊明是菊花象征意义的奠基者。菊花这一花卉意象因为陶渊明而具有了隐逸的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原型之一。菊花因与陶渊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不断地被赋予文化内涵，从而上升为人格的象征。     

论隋唐士人对陶渊明的拒斥

伴随着士人对陶渊明人生模式和诗歌艺术的认同接受,批评陶渊明的声音也一直未断。这些批评涉及了除陶渊明的人品和道德以外的所有方面,包括陶渊明的思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社会理想,以及陶渊明的“酒”。“拒陶”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儒学的演生、分化、整合与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中,不同理论形态之间的对峙、辩难、批评、否定,与这一传统的生存发展密切关联.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这种历史情况,显示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某些内在规律:不同文化理论形态之间的排斥、辩难、歧异、对立是其自身生存发展的契机、杠杆.儒家文化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化理论形态,儒家文化同样是在与异质文化理论形态及内部思想理论的对立、分化、整合中发展起来的.历史上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互绌互补,人们以援道入儒、援儒入道,或儒道兼综的方式追求文化的发展;儒家文化与佛家文化也曾势同水火,人们则力图以援佛入儒、援儒入佛的方式解决二者的纷争,谋求文化的发展,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因此,我们思考儒家文化的现状与前景,应当重视对儒家文化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对立、分化、吸纳、整合的回溯与展望.     

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陶渊明和杜甫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山峰,两者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关系。杜甫涵纳百川转益多师,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而诗圣杜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价、阐释、接受和发展自然提升了陶渊明的诗学地位,光大了田园诗的成就。虽然杜甫认为陶渊明“未必能达道”,且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但是杜甫同时又充分肯定陶诗的崇高地位,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认为陶诗完全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且在自己的田家诗中自觉接受并发展了陶诗的体恤万物的情怀、“真”的诗学精神和恬淡的审美风范。     

论宋人"扬陶抑谢"之"自然"观

陶渊明、谢灵运之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熠熠相照、争辉千年.观其接受历程,颉颃当中还存易位,而宋代正是变之关捩.宋前陶、谢接受范型未存轩轾之争,但张力运动中已蓄分庭之势.入宋以来,陶诗更宜宋型文化之孳茂,使得谢灵运降至次要位置.宋代"扬陶抑谢"现象可从"自然"维度进行解读:谢灵运修睦"辞巧"与"才性",而陶渊明融通"辞达"与"平淡",互映"自然"而致谢落陶起.宋代"扬陶抑谢"现象是"世情变文"规律的昭显,世情与文学之变导致陶谢"自然"接受之变.     

深入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历史定位与未来命运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关于“现实的人”的哲学,进而阐释为科学论与价值论相统一的特殊形态的人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哲界做出的重要学术贡献。这首先不是理论演绎的产物,而是现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人的处境与前途问题,激荡了中国哲学家们的智慧的结果。为了寻求对现实问     

主持人话语

编者按: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纪之交是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自觉和学术回归的时代.一方面,许多有识之士通过一些高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一些有远见的期刊的海外原创性学术论文的刊发,特别是通过对同时代国外著名理论家和学者的新著的高水平翻译和文本解读,开始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直接的、同时代的、近距离的、甚至面对面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机制;另一方面,哲学通过回归以多元差异为基本精神的文化批判而真正回归生活世界,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的自我批判和清醒的自我意识,自觉地关注我们这个时代重大的、焦点性的生存问题.     

浅析汤亭亭《女勇士》中华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模式

在美国出生,伴随美国教育长大的华裔美国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植根于他们血脉的中国文化及后天接受的美国文化共同作用于一身而发生的冲突与碰撞,这一冲突与碰撞,促使他们寻找自身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的自我身份,自我位置的问题.汤亭亭的自传体小说<女勇士>,以文学的形式,在这一问题上,做了深入的剖析,在这里,叙述者游移在现实与幻想、中国与美国、过去与现代之间,反映了华裔女性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她们在处于中、美两种文化背景、两种民族精神影响下,因既失去原有文化根基、又没有完全进入中心文化而总是处于边缘状态.本文就"白虎山学道"和"乡村医生"两则故事,探讨华裔-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对美国文化的疏离以及在两种文化冲突中的生存状态,为华人移民提出了生存策略,即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尝改变自我,进而建构以"继承母文化、吸纳新文化"为核心的文化适应模式.     

从陶渊明到王维看古代文人对生存状态的追寻

对生存状态的追寻不仅是现代工业文明所深思探究的问题,亦是古时农耕文明所追逼迫问的疑点。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儒、道、佛,在其最深处都指向了生命状态。从陶渊明到王维,正反映出古代文人从无名到超越的一种对生存状态的追寻历程。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和文艺理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了人文学者和文化界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存方式、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学活动带来何种影响,相应的解决办法如何,正成为国际学术理论界的前沿话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学术界应当就经济全球化对文化、文学和人类生活的影响提出自己的解答,并需要就这一迫切而重要的现实问题加强与国际学术理论界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围绕着“全球化”与中国文化、文学研究关系的讨论方兴未艾。     

中国宋明儒学研究的方法、视点和趋向

有关儒家思想的研究,包括新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在中国、日本、韩国都是重要的学术领域.就当代中国而言,与东亚其他国家一样,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元化.本文概述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宋明理学研究的变化历程,对中国学术界有关宋明理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20世纪宋明理学的研究特点是"哲学史的研究"为主导,并提出"儒学的文化研究"和"理学的思想史研究"将在未来得到发展.     

浅谈民族传统文化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价值

民族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和而不同的辨证方法、革故鼎新的变法精神对中国渐进式改革贡献了巨大价值.在"和"文化视阈下,中国将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困惑与选择: 在两个世界之间——美籍华人女作家查建英、谭爱梅、於梨华小说分析

本文试图通过对小说的本文分析，从民族（文化）与身份、语言（文化）与身份、性别（文化）与身份这三个方面，考察美籍华人女作家查建英、於梨华、谭爱梅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人——身处异国他乡的知识女性，在男／女，东／西两个世界之间特殊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对自我文化身份与性别身份的理解和阐释，由此说明，这两位作家精心构筑的小说世界，隐现了中国及其文化在遭遇西方文化时的困境，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她们小说中的人物便不再具有纯个人式的境遇。相反，这些人物的生命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和确认，都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存在总体经验联系在一起。她们的小说故事，成为与中国有相似政治经济背景的第三世界的隐喻。     

后殖民主义视域下少数族裔文化身份的迷失与重构——以《典仪》和《北迁季》为例

文化冲突及其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影响是后殖民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对《典仪》和《北迁季》的文本解读,不仅客观地揭示了印第安和阿拉伯少数族裔的历史、文化及生存状况,展示了世界少数族裔构建自身文化身份的艰辛历程和策略,更突显了种族及殖民关系下的文化身份迷失与重建并非只属于某一个民族,而是整个人类需要面对的重大议题,这对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族裔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模式理论的解释力研究——读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

思考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体意识的自我启蒙,重新解读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这一经典之作,有助于我们借用西方学术精神来反思本民族文化的模式化过程.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它既是文化哲学的理解范式,又是对社会历史的解释模式.文化整合推动文化演进,但文化演进不是决定论的,文化的演化与进步机制就在于其批判本性与模仿机制.     

文化生态学视域中的鄂伦春传统渔猎文化

从倡导生态文明的高度来重新审视鄂伦春传统渔猎文化,既可以加深我们对该文化传统内在价值的自觉认知,也有利于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高度文明的现代文化.鄂伦春渔猎文化是繁衍、生息在特定生态环境内的族群的智慧创造,是人与自然不断融合、碰撞所逐渐形成的与特定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理性化的文化行为.对自然崇拜的生存观念、游动迁徙的生存方式、合作和分享的平和心态构成了鄂伦春渔猎文化的基本特征,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文明因子.渔猎文明是一种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与最为持久的生存方式,对自然取之有度,合理利用,构成了渔猎文化的本质特征,它也应该成为生态文明所必须坚持和遵守的基本原则.因此,鄂伦春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文化战略问题.     

日本汉文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日本汉文,原本指在接受以汉字汉语为基础的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创造的独特的训读表现形式,同时也意味着通过训读法所接受的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内容,进而在许多场合,还意味着将汉字汉语视为自家之物,在日本人手中随意使用的汉字文献.在近代之初,日本汉文具有东亚汉字文化圈中通用语言的特征,是日本所有学术及日本文化之主干.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汉文学,是以整个学术、文化领域的日本汉文为对象的学问.     

谭嗣同与梁启超佛学思想比较研究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南北朝隋唐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后即走向衰落.到了近代,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西学"的传入,也带来了中国佛学的振兴.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学在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思想文化史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家都对佛学推崇备至,他们一方面是为解除无法自由发挥个性的心灵空虚,另一方面则是为寻求实现政治理想的精神武器,这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和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和学术现象.作为近代思想家的一份子,谭嗣同与梁启超也同样推崇佛学,他们对佛学的研究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二者在所处时代及身份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他们对佛学的研究却有同有异,这不仅能够透视出中国近代思想家研讨佛学的特点,也能发现近代思想家佛学研究对中国佛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陶渊明玄学思想的诗化表现

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玄学思想体现于陶渊明的思想、生活以及诗歌创作.陶渊明的生活呈现了诗化状态,玄学思想落实于陶渊明的生活,形成了诗化表现的特征.陶渊明以精简的形式把玄学概念融化于诗歌的整体意象与艺术构思,把玄学的思考化为一种诗思.化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形象.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均达到了境界的高度,他把玄学意趣融入了生活境界和诗歌境界.     

魏晋士文人的自然生存美学

魏晋之后,士文人的生存形态明显不同于此前的士人,由儒家的价值生存形态转向了自然生存形态.源于老庄的自然生存,被转化为现实中可行可见的自在和逍遥,自然生存成为士文人日常生存中明确的美学目标.从阮籍和嵇康等追求返回生命本然状态的自在和逍遥,到"外在自然"走入两晋士文人的生存视野,再到陶渊明返回南山实现"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合一的诗意栖居,魏晋的士文人构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伦理生存的自然生存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