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古克三史事考辨

伊拉古克三,蒙古语有“胜者”、“常胜”之意,我国西藏佛教(俗称喇嘛教)领袖常常以此作为对蒙、藏大活佛的封号。据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在清代蒙、藏历史上至少有五位带有伊拉古克三法号的黄教僧人。这五位黄教僧人有各自的身世和历史活动,而且有的在当时还起过相当的历史作用(积极的或消极的)。但有些研究者们,对上述五位伊拉古克三的身世和史事往往分辨不清,不是弄错了身世,就是混淆了彼此的史事,以致张冠李戴,以讹传讹。这里仅就笔者所接触的史料,对上述五位伊拉古克三黄教僧人的身世,历史活动,略作介绍与考辨。     

唐古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考

本文利用满蒙藏文档案文献和传记史料,对满藏最早建立互使关系起过重要作用的唐古特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1646)的名号、法号及其历史事迹等作一考察.他与蒙古鄂尔多斯部首领关系密切,在拉萨获"国师"及"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号,以熟悉蒙古喀尔喀、准噶尔和藏区等地政治形势、文化、生活习惯等有利条件,毕生致力于增进这些地区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为加强藏满政治和文化交流起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利用汉蒙文史料,对清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的缘起,清朝和西藏双方第一次联系的细节、使者等作了补充论述,对有些论著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异议.认为清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主要是为招抚喀尔喀,清朝第一次遣使中止是由于清朝与喀尔喀之间关系恶化所致,顾实车臣绰尔济即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作为一个香客沟通了清朝与西藏之间的联系.     

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

还在清朝入关之前,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喇嘛等人组织下,西藏地方的各个政教首领就派出了一个使团到盛京也即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市与清朝建立联系,成为西藏地方与清朝发生政治和宗教关系的开端,对两百多年中西藏历史的发展以及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治、宗教管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件历史重大事件,现在有许多著作、论文     

拉喇嘛与国王:早期古格王国政教合一制初探

古格王国早期诸王倡导的佛教复兴运动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的主要动力,在复兴佛教的同时,古格的统治者也在进行着一场影响深远的政制改革。佛教史笔下的宗教家拉喇嘛益西沃事实上也是10世纪前后西藏最杰出的政治家。在他的努力下,古格政权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以教治国、政教合作的二元一体式政教合一制的政治运行体制。在益西沃之后,拉喇嘛绛曲沃和拉喇嘛悉瓦沃将这一新制发扬光大,与国王沃德和泽德一起很好地践行了益西沃的这一政治设计,使古格的文治武功在11世纪中后期盛极一时。这一制度蕴含着藏族政治家的巨大智慧,虽然实行时间不长,却开了后世西藏政治中最具特色的政教合一制的先声,对西藏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     

察罕达尔汉绰尔济与清初八旗喇嘛事务管理

天聪时,察罕喇嘛从喀喇沁部来投诚后金。其后,奉太宗之命出使阿禄、外喀尔喀等蒙古诸部。五世达赖喇嘛所遣西藏首批赴盛京使团返回时,他作为清朝使者团的首领之一前去西藏(乌斯藏)。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他又以清朝代表的身份迎接路途中的五世达赖喇嘛。通过屡次交往,察罕喇嘛和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人物建立了信任关系。此外,他还作为商业贸易者在明清之间沟通货物。正因有以上种种劳绩,入关后清廷授予察罕喇嘛"达尔汉绰尔济"之名号。入关前,察罕喇嘛就创建过果忙库伦,开始管理在内八旗喇嘛诸事务,这种管理方式一直持续到康熙初年。察罕达尔汉绰尔济在北京的驻锡地是后黑寺和前黑寺(慈度寺),其寺庙和僧徒得到朝廷香火地和钱粮的供养。     

明代西藏仁蚌巴家族与藏传佛教诸派关系

在明代西藏历史上,仁蚌巴家族是一个重要的家族,曾一度利用军事扩张和政治联姻等手段篡夺帕竹地方政权的统治权。在15与16世纪交替之际,仁蚌巴家族将势力从后藏扩张到拉萨一带,掌控西藏中部大部分地方,成为当时西藏最有权势的贵族。15—16世纪也是藏传佛教各派风云争霸的年代。当时,格鲁派获得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成为一支蓬勃发展的新兴力量;而萨迦派和噶玛噶举派等传统强势教派获得元明二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在西藏拥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它们也积极寻求世俗力量的支持。文章通过梳理藏传佛教各派僧人的传记资料,叙述仁蚌巴家族与各派重要僧人交往的史实,以此来考察仁蚌巴家族面对不同局势时在宗教层面上作出的抉择,以及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对世俗政治力量的抉择,从而进一步展现15—16世纪西藏地方的政教格局。     

须弥福寿之庙的建立及其历史意义

须弥福寿之庙,座落在承德市避暑山庄北面的山麓,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外八庙中建造最晚的一座喇嘛寺庙。这一年是弘历的七十寿辰,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长途跋涉二万余里,从后藏日喀则来到避暑山庄为其祝寿,弘历遂下令“肖其所居,以资安禅。且遵我世祖章皇帝建西黄寺于京师,以居第五世达赖喇嘛之例也”。修建此     

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

元、明、清三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具有连续性,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继承自元朝,清朝同样继承明朝在西藏的主权.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即明确宣示西藏在明朝的“幅员之内”,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处置西藏事务,敕封众多西藏首领.永乐皇帝全面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朱元璋的治藏方略,其诸多创制,奠定了明朝治理西藏的制度性架构,确保了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稳定发展.明朝治理西藏的原则与方式,和元朝相比有很大改变,属于政治理念与治理方式的调整,从未损及主权地位.明朝建立的西藏首领分立、自治的政治架构,与当时云、贵、川、桂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体制基本上是一致的.     

毛泽东治藏思想理论研究——从民族与宗教视角分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藏实际相结合,紧紧抓住民族和宗教两件大事,坚持"慎重稳进"方针推进民主改革,历史性废除西藏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摧毁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统治的经济基础;废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把宗教教权与世俗政权分开,实现政教分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西藏人民民主政权,开创西藏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库雅喇人"考论

库雅喇人编入满洲八旗,始于清政权入关之后,与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就被大量编入八旗的东海瓦尔喀部、虎尔哈部和渥集部有较大的不同.库雅喇人源自东海瓦尔喀部,明末居住在图们江下游以及附近沿海地区,被清(后金)政权称为库尔喀部,自天聪三年(1629)开始向皇太极朝贡不断.清政权入关之后,在东北地区"招抚新满洲",库雅喇人成为最早编入八旗的新满洲成员,在反击沙俄侵略、保卫东北边疆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清初满洲政权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明末清初，西藏的黄教对中国三北地区影响日益增大。其间既有蒙古等游牧民族对该宗教的虔诚与信仰因素，又有黄教僧侣政权利用有利时机扩大自身影响的需要；同时还有各游牧部落力图通过对黄教的扶持来扩大自身影响的考虑。正是在这些相互影响，相互利用中，满洲政权在东北日益壮大，它同其他游牧部落一样对西藏以及黄教加以密切的关注，同时主动采取行动加强自身与西藏及黄教的联系，并且利用黄教在三北地区的巨大影响来为自己统一中国，成为新的华夏共主服务。     

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

乾隆初年,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两次组织大规模的使团,入藏熬茶。这种以熬茶布施为名,实际上为加强同青海、西藏等蒙藏地区贸易往来的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是准噶尔部在相对安定时期发展农牧业经济,活跃同周边民族经济联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客观上促进了准噶尔和青海、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了     

清代西藏喇嘛朝贡概述——兼评理查逊的西藏朝贡是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谬论

西藏喇嘛进京朝贡是清朝统治阶级对西藏僧俗上层所采取的爵赏、朝觐、厚往薄来优礼喇嘛的制度。并以此加强联系,绥服藏众,巩固清朝在西藏之统治,成为清代治理西藏地区的一种有效制度。因此研究喇嘛朝贡制度是藏族史不可忽视之内容。可是,至今却很少有人全面探讨这一课题。本文对西藏喇嘛遣使朝贡之内容以及对其所制定的各项规定之变化等方面作一浅述,兼评理查逊的所谓“西藏喇嘛朝贡为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谬论。     

明朝西藏政策的内涵与西藏经济的东向性发展

与元朝相比,明朝对西藏的政策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一、明朝取消了元朝在宫廷中以西藏宗教领袖为“帝师”的制度。因而,在明代,元朝那种以“帝师”为首的西藏宗教团体在中原政体中享有巨大政治影响和宗教特权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二、明朝放弃了元朝在西藏所实行的那种独宠和单纯扶持某一教派政治势力以作为自己统治和管理西藏的代理人的做法。相反,明朝在西藏实行了一种“多封众建”的政策,即对西藏的各主要教派和地方势力首领均予以分封,并通过分封以及袭职、替职和     

达赖五世朝清考

1644年(清顺治元年)正月,清朝尚未进关,顺治帝自盛京(今沈阳)派遣官员偕同蒙古和硕特部著名活佛伊拉古克三进藏,邀请“喇嘛教”的领袖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到内地来和顾治帝相见。但是,达赖五世直到1652年(顺治九年)才接受邀请,起程前往内地,达赖五世为什么受到清廷的特殊重视,他在     

从西藏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之分析探讨西藏社会落后之原因

一、西藏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之分析欲研究西藏传统的权力重心,必须先了解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结构。达赖喇嘛是精神上的领袖,其下设有两个委员会,其一是教务委员会即“伊仓”,有四名委员,都是出身喇嘛身份的僧侣,一切有关教务问题都是由他们掌握。其次是政务委员会,即“噶厦”,亦有四名委员,其中三名为居士,一名为僧人,负责政教的统合与完整,掌理全     

西藏昌都四种传统社会组织调查

昌都是西藏东部重镇。自吐蕃王朝崩溃后,包括昌都一带在内,各地方政教势力各据一方,自成体系,形成割据的局面。藏传佛教格鲁派形成以后,虽然达赖、班排两大系统成为西藏最大的两大领主,但他们的统治范围主要限于卫、藏及相邻部分地区,对昌都一带,1918年以前尚无政权隶属关系,仅有宗教影响和联系。     

西藏地方向历代中央政府的请封与国家认同

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的过程中，西藏地方数量众多的政教首领竞相向中央政府请求职官封号而被纳入中央王朝政治体制。作为政治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中体现，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的请封与中央政府的册封奠定了二者政治隶属关系的基础。西藏地方政教首领从自封到请封、从请封赞普到请封地方职官等一系列转变的发生主要源于藏族自身顺势而为的愿望及发展需求，是其自我反思与自主选择的结果，由此而形成的权益认同、政治认同和制度认同可以视为其之于中国国家认同的早期形态。     

评美国藏学家魏里的《明朝的喇嘛进贡》——兼论元明时期的西藏政策

在明朝(1368—1643)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其统治者对西藏的一个基本国策是邀请西藏的喇嘛前来宫廷朝觐,并恩赐给他们显赫的封号和丰厚的礼物.作为报答,这些喇嘛定期亲自或派使团来朝廷入贡.有颇多几位中国学者将这类事件视为有明一代在西藏维持中国“宗主权”的证据.例如,曾经在美国大学治国际关系的李铁铮教授认为:“……世袭的封号通过它们对西藏人意识的心理影响,有助于巩固汉人的权力.”并由此得出结论:“从忽必烈可汗时开始,西藏成了中国的一个侯国,并且在整个元朝和明朝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地位.”还有,当时出任台湾东海大学国际法教授的杜恒泽(音译)先生也作如是观,他写道:“1269年,八思巴升号大宝法王,享有统治整个西藏的权力.从那时开始,西藏是由喇嘛们统治的,在汉人宗主权下的一个神权政治国家(Theocracy).”他还评论说:明朝第一位皇帝……太祖对其前朝之政策的成功印象极深,他决定维持这种神权政治国家,和如此的在西藏的中国宗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