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德"义原始--兼论"乐教"成为"德教"之可能

甲骨文“德”字之象形取意与“中国”帝王垄断正历法、方位等天学宗教事务有关。由天学事象衍生出了“德伐”、“正德”、“经德”、“明德”等名词称谓,此种意义上的“德”观念,三代一以贯之。西周时的礼乐制度建设又赋予了“德”字新的人文内涵,就其具体而言,意味着不同等级的贵族所获得的官爵俸禄、配享之礼乐及其所应承担的政治义务;而就其抽象性而言,则意味着亲亲、尊尊、尚贤之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情感,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德”的精神支撑。凝聚了“德”之二义的西周仪式礼乐,既具有德政的性质,又具有德教的性质。     

"法治之德"的理论解析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重要战略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和道德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法治之德应当充满人文关怀。文章从人学的角度对法治之德进行了理论解析。     

国家之德在认同之道——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的意义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道德意义关涉现代性认同难题,指向国家、社会和公民三方面的价值认同。不论是在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的意义上,还是在面向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中国阐释和中国发展的意义上,我们都必须以中国现代性为根本,来理解中国价值观的德之功能。历史地看,中国语境中的国家之德的根本诉求,在于确立一种从"家国天下"到"文化共同体"的情感的认同,以及从"直接的现实性"到"具体的现实性"的精神的认同。国家之德,在认同之道,在推进一种认同中的伦理觉醒。这是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的核心,它落脚于公民的认同,呈现为总体化认同,指向伦理的觉醒,瞄准现代性价值认同难题之求解。尊重他者,包容差异,承认多元,是通向文化的、民族的、总体化的价值认同及其历史性重构的必由之路。     

儒家为政之德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为政之德内容。首先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价值观,包括其价值目标、价值原则等。其次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主要规范,包括正己、廉洁、公平、俭约、恤民等。儒家为政之德建设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为政主体的“正心”与“治身”,修养为政之德;二是通过对官员选拔和考核,促使为政之德能有效地付诸为政实践。     

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论中国古代宗法伦理与爱国主义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以“礼”“仁”等宗法伦理为核心,它以君臣之礼和忠君之德为基本要素,以帝王私有制为物质基础,以人的自爱之心为心理基础。宋明理学主张“灭人欲”,客观上也否定了体现宗法之礼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自爱之心,从而加速了宗法制度的衰落。明清之际启蒙学者意识到对“人欲”(私利心)应当“从而恤之”而不可禁之,并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传统忠君之德的樊篱,倡导起一种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忠民之德。     

试论于谦的为官之德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分析了家庭熏陶、传统文化濡染对于谦清官志向的影响,阐述于谦为官之德的内容,认为于谦官德的亮点是“从道不从君”,灵魂是关注民生,支柱是“石灰风骨”和“煤炭精神”。笔者重温于谦从政以德、忠廉爱民的历史．以期为加强新时期的政德建设提供现实启示。     

"德主刑辅”思想对我国治国方略的启示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治国方略有着深刻的启示反面的启示是要反对道德至上,坚持法律至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面的启示是要以德治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社会主义要德治与法治并举.     

儒家德刑观之话语链分析

儒家德刑观的发展呈现出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联性，随着时代的需要，实际上经历了“重德轻刑”到“德主刑辅”直至“明刑弼教”的理论发展历程。无论是“德”还是“刑”其内涵意韵均在随时代而变更。在由德刑分裂走向以德统刑的趋势中，刑罚的地位、价值和功能亦日趋升级。从德刑关系的复杂演进中，可以得知，儒家之“治道”非笼统以“德治”二字所能囊括一尽。     

儒家天地之德与马克思自然自由的比较

不论是儒家言说的"天地之德"(自然之德),还是马克思说的"自然自由",都是对人类生命形态的一种终极眷念。马克思的自然自由理论,一方面是为人类解放寻找一种自然哲学的认证,另一方面也肯定儒家自然之德对社会的构序意义。它将人的自由论证与儒家的仁本论证,放在自然与社会一体两维的平台上建构,以人性本善为始原,将自然自由融入社会生活,通过共产主义来实现中国传统的德言性境界,完成自然自由与自然之德的有机统一,以达到尽性立命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天地之德和马克思的自由之境,原则上都设定了人性、宇宙与人类社会的统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把儒家士大夫追求的大同世界,化为一种民族解放的世界运动,表达了儒家实现天道、仁道、世道与自由高度融合的理想主义新境界。     

再论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

依法执政已写入十七大党章,这是我党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惩治腐败的宣言。针对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只有采取以德治国的多种措施,才能实现以法治国。因为,加强以德治国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和基础。     

"以德治国"的实施方略初探

自江总书记“以德治国”的思想提出以来 ,经过两年来的学习和研究 ,人们己对其必要性、重要意义及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等问题有了明确认识 ,我们应在此基础上及时转入对其实施方略的研究。本文为此提出了六点建议。     

"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

在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治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ｇｏｖｅｒ ｎａｎｃｅ)问题上 ,古今中外历来就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理念 ,而历史上各种政治理念的相互竞争或交锋又总是在某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展开的。这表明 ,任何一种政治理念的生成与生长不仅与某一国家的社会政治理想目标相关联———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策略或手段 ,而且也与其具体的政治实践情景和方式直接关联———作为规导其政治实践的基本原则。最近 ,江泽民同志提出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     

“以德治国”研究述要

在详尽掌握二年来关于以德治国研究资料的基础上 ,本文对以德治国的战略定位、以德治国的思想内涵、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关系、以德治国战略的实施及意义做出了系统的述评 ,并对研究状况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估     

曾国藩的“德治”思想及其实践

曾国藩被政坛人物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毛泽东曾说 :“吾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深深影响毛泽东并被其推崇为后世效法的是曾国潘的道德学问和为官治世之道 ,即“德治”思想 :识人察人 ,德操为上 ;求贤重才 ,知人善任 ;居官以勤廉爱民为本 ;不忮谦让 ,有容乃大 ;慎独。     

诗学“以德为本”的价值理性

中国古代诗学建筑在儒家文化的广阔背景上,这种诗学的审美批评本体论所依据的是以"德"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诗学的德本属性由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所规范,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以人伦为中心的德本精神.以德为本的文化精神作为中国古代诗学初创时期的逻辑框架,成为诗学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指向,并由此形成了超稳定的传统,以及以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政治观为基础的文学批评形态.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现实思考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重要思想表明,今后我国治理国家,不但要重视法制建设,还要重视道德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建设是治理国家之根本.     

财产继承权:美德的一种“培养基”

财产继承权作为在伦理之最自然最本真的基础上形成的权利,对美德的培育有重要作用;财产继承权如果被破坏,是美德被亵渎甚至被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不仅是理论上的结论,而且是被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的事实。从财产继承权等制度入手,是美德培育乃至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之一。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中的“善”与“德”——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