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罕见的50元大钞

最近我领工资时,发现一张1990年版约七成新的50元纸币,图案右侧工人头像脸部右眼眉毛以下到纸币边缘处,贴有一张长约6厘米,宽1～2厘米不等的微黄纸片,仅“伍”字在纸片以外且“拾圆”两字模糊不清。当时以为是纸币在使用过程中被撕开断裂,是别人用它粘补纸币覆盖在“拾圆”两字上造成模糊。当见背面未有裂痕时再仔细观察,又发现纸片以上到人像头顶墨境右1/4与帽沿之间呈三角形状空白没有色彩。同时右上角“50”的下方窗花图形与其它纸币图形相比也短近1厘米。尤其编码更为独特,一般纸币编码除印有八位阿拉伯数字外还有两个大写     

试析青海柴达木盆地出土的元“钞”

<正> “钞”即纸币。追溯钞诞生的历史,应该首推我国为最早。有人认为钞始于唐之“飞钱”但也有人认为这种“飞钱”是一种汇兑而非纸币,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纸币始于北宋的“交子”。王献唐遗书载:“布币为物甚微,其关系货币沿革甚大。由物物交易,演为货币交易,又演为信用交易。布币即信用交易之嚆矢,后世票券之先河也。言票券者,类谓起于唐宪宗时之飞钱.飞钱以券相合,如今汇票。入宋张咏镇蜀,又行交子。”这里所谓交子是宋真宋时的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由四川的十六家富户主持发行的纸币,此纸币的出现,在经济史、世界印刷史和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的发行额是125340缗(缗,古代穿铜钱用的绳子。在此时是量词,用于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三年更换一次,备有本钱360000缗。后来由于富户衰落,1023年,政府收回纸币的发行权。徽宗时改称“钱行”。“高宗时复又会子.或称楮币。演为银钞钱钞,行于元明,通于有清,为汇票及银票钱票二类。前于飞钱,有西汉之皮币。皮币出于布币,布币原于契券。周秦以来,积渐推演,椎轮大辂,已为信用交易之前驱。不能谓飞钱以前,无货币票券     

元代发行的纸币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除了使用贝、帛、金属货币以外,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汉代的白鹿皮币可以视为纸币的滥觞.唐代有“飞钱”,宋代则有“交子”、“会子”,它们都可以说是纸币的前身.真正使用纸币作为全国范围的通货,开始于元代.它还是世界最早的纸币,而且通过元王朝的国际交往,影响也遍及世界,其历史意义是极为深远的.1元代发行纸币,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从元世祖忽必烈掌握政权的最初二十年内(公元1260年—1280年),这是纸币发行的初期,这时币值是稳定的,流通状况是良好的,这算是第一阶段;从元世祖末年,约自至元十八至至正十年(公元1280年—1350年),大量发行了至元钞和至大银钞,纸币从稳定转入了逐步贬值的第二阶段;从至     

呼伦贝尔发现的元代官印

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 此印是1982年10月在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正南200米距克尔伦河北岸约1公里,距地表1米左右处,牧民挖沙时发现。印面呈方形,长方形印纽。边长6.5厘米,厚1厘米,通高6厘米,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体,共11个字,由左向右4行,竖读,除第3行为2个字外,其余各行为3个字。汉音对译为“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印背右侧竖刻两行汉字。第1行为“中书礼部造”,第2行为“至元五年     

冯玉祥《郭松龄将军被难记碑》考

在泰山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的西享堂内 ,有一块19 33年所立的《郭松龄将军被难记碑》 ,它是冯玉祥将军第二次在泰山隐居时 ,为郭松龄将军撰写的被难记。碑高 196厘米 ,宽 90厘米。碑阳、碑阴各刻文 2 0行 ,满行 4 6字 ,凡 4 0行 1776字 ,字径 3 5厘米 ,冯玉祥撰文 ,王易门隶书。方首而无题额。众所周知 ,郭松龄并没有参加过辛亥滦州起义。冯玉祥在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中竖立此碑 ,是为了纪念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和他一起联合“倒奉”并在失败后被杀的同盟者———郭松龄夫妇。该碑以较长的篇幅 ,回顾了冯玉祥“联郭倒奉”的经过 ,是研究第二次…     

章太炎:民族志书写与主体想象

化用西方学者的“民族志”的概念,以“民族志书写”来描述章太炎的语言实践,有助于探讨章氏的民族志书写与主体想象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章太炎“文”之雅驯,包括文辞的古雅与文类的纯正.第二部分探讨章太炎民族志书写的特征:通过小学考训以求问题本源;以“学”为质,史理汇通;发现魏晋文,张扬个性.第三部分探讨章太炎的民族志书写以确立国性为鹄的,但因其不断内缩,反而限制主体的开放性生长.     

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

1976年苏联滨海边区苏昌城以北赛加古城155号遗址出土银质女真文符牌一面,长22.2厘米,宽6.5厘米,上端有穿,可结绳索,中间一个类似“主”字的大花押,据说是太祖阿骨打的手迹。下部三个女真字,即“国之诚”,或译“国之信”,读作“国伦——你——哈答温”。“诚”“信”互通,信又是符的意思。通过译文,知道这是金朝的国信牌。金朝这种符牌制度,是沿袭唐宋的符牌制度。唐张籍《送金少卿付使归新罗诗》已有“通海便应将国信”的句子。宋有国信所,专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直到元初,郝经还作为“国信使”出使南宋。     

2003年第1期挑刺公报

第1期挑刺较集中的地方: 1.第12页“脑白金,掀起面纱看清你”一文第一句话少了一个“想”字,应为:您是否立即想到了那句“礼品还是脑白金”;第2段倒数第1行第1个字应为“负”     

禾屯吉卫和奴儿干部司——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考

1974年4月,在吉林省洮安县向阳公社玉城大队七官营子村西南一里许的明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方明代铜印。它是当地农民张永庆在耕地时发现的。印为铜铸方形,边长9厘米,厚1.7——2.2厘米,直纽。纽高9厘米,通高11.2厘米。印背左边竖刻两行:“永乐七年九月日”、“礼部造”。印背右边竖刻“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左侧刻“礼字四十三号”。印文为阳铸九叠篆文——“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见印模)     

甲古文中“礼”、“德”、“仁”字的问题

<正> 在研究孔子思想的论著中,有的作者曾引用殷墟甲骨文的资料,使用过如“礼”、“德”、“仁”这样的字。甲骨文中是否有这些字?在卜辞中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编辑《甲骨文合集》一书中也很注意这个问题。现在就个人所见提供一点意见,供学者、专家们参考。据目前所知,殷墟甲骨文的单字共有近五千个,其中包括少数合文。可以说是商朝通行     

记商玉版甲子表

商玉版甲子表,前此四十余年出土于殷墟,为天津徐濠園所得。徐氏虽知古玉之有文字者不易得,然不知其为何物也。曾持赠精拓墨本,请我鉴定。辨其文字,乃“庚寅辛”三字。当告之曰,此为商代甲子表,极可宝贵之文物也。 按玉版上之“寅辛”二字完正,“庚”字上半残阙。用商代骨尺测之,“寅”字长一寸半弱,“辛”字长一寸强。如此大字,一方玉版必难容纳六十甲子之一百廿字;揆之以理,六十甲子当分别列于六版,每版二行,每行十字。此版“辛”字下缺“卯”字,“庚寅、辛卯”属第三版之第二行。以此残片度之,玉版原大约长二十六厘米上下、宽六厘米左右。     

也谈数量经济学——答张守一同志

张守一同志在《晋阳学刊》1982年第二期发表的《关于数量经济学的三个问题》一文,就数量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同我进行商榷。现在,就他向我提出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张守一同志和其他同志。第一、张守一引用我在《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一书巾关于数量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时,舍掉了在数员经济学前所加的“我国的”三个字,而后说我的表述“只限于社会主义经济”,“过于狭窄”,并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编制中国模型的事实     

释“干戈戚扬”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传》曰:“戚,斧也;扬,钺也”,训戚、扬为兵器。今案“弓矢斯张”与“干戈戚扬”相对为文,弓矢、干戈之为兵器,其义不言自明。“斯张”非兵器,则与其相对之“戚扬”亦不得训为兵器。戚当读为越,二字古通用。《国语·齐语》有“宁戚”,《淮南子·道应》作“宁越”。《说文·戊部》:“戚,戊也。”《后汉书·崔寔传》注:“戚,钺也。”皆其例证。越字通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集注云:“粤,古越字”,是其证。《汉书·翟方进传》“粤其闻日”,注曰:“粤,发语词也”。戚即粤之借字,与斯相对,同为句中虚词。扬,举也,与张并为动词。“干戈成扬”,“干戈粤举”也。二句之义,即张弓矢、举干戈是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传》训溥为大,《笺》释溥为广,皆不以百泉、溥原为一地专有之名称。案古有以“某原”为地名者,如《大雅·皇矣》“度其鲜原”,毛、郑亦不以鲜原为一地专名,然《逸周书·     

关于王国维之号“人间”及其考辨

<正> 周一平先生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撰文,对王国维曾号“人间”进行辨析。这是因为:日本榎一雄先生在《东洋文库书报》第8号上发表的《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一文中,由“考证出‘人间’是王国维的号这一事实”,而否定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盖先生词中‘人间’二字数见,遂以名之”之说。周文及榎文还都提到了两个可注意之点,即:一、王氏曾号“人间”;二、曾题其居处为“学学山海居”。而集中说解的则     

元末红巾军首领韩林儿称帝的事迹与文物

在安徽屯溪巾于收购废纸中,发现宋龙凤十年“射公亮退屋基地白契”一张,棉皮纸,色洁白,同所藏元版文书的棉皮纸完全一样。后又发现元末韩林儿农民起义政权铜质“元帅之印”一方。重3.3市斤,梯形纽,纽长7.8厘米,上宽3.6,下宽4.3,上厚1.4,下厚1.5厘米,长宽都为8.8厘米。左侧刻一行小字“中书礼部造”与“龙凤六年十一月”,印文为九叠篆书“元帅之印”四字(见118页图片)。 龙凤六年,为元惠宗妥幮帖睦尔至正二十年,即公元1360年。这些文物,在安徽发现,决不是偶然的。考查当时毫州、安丰一带,是韩林儿政权先后定都之地。按元朝的行政区域,今河南、皖北、苏北地区,都属于河南行省管辖。行省治所,在汴梁路,元末红巾军起义后,这一地区,主要是韩林儿的势力范围。     

“新”字新解

“新”字 ,常作“新鲜”解。但《说文·斤部》云 :“新 ,取木也。”段注 :“取木者 ,新之本义。”然则“新”之新鲜义从何而来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页 6 6提及“新”的新鲜义来自“汛” ,然未考证。今试证之 :《说文假借义证》 :“新 ,取木也…借信。”“新”、“信”音同 ,“信”是“新”的假借字 ,“新”的新鲜义可从“信”中寻。《说文通训定声》 :“讯 ,又为之误字。泛滥之义或借为信亦通。”《汉语大词典》中“”有“洒”和“浸溢”等义。“”又作“汜” ,即泛滥的泛字。“汛”与“”形似 ,许多经籍传抄过程中常误为…     

金代经历及其官印

据《金史、百官志》记载,金代最高级的军事机构是都元帅府和枢密院。都元帅府“掌征讨之事,兵罢则省,天会二年,伐宋始置。泰和八年,复改为枢密院”。属官设”经历一员”,正七品,“见兴定三年”。枢密院“泰和六年尝改为元帅府”,属官设“经历一员”,从五品,“兴定三年见”。其如《金史·兵志》所言,“泰和间……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 一、军事经历之始置 “经历”一词见于《金史》,始自贞元四年(1156年)。《百宫志》云,该年于户部所属之架阁库设立“勾当官”,“专提控支纳,管勾勘覆、经历交钞及香、茶、盐引、照磨文帐等事”。志以提控、管勾、经历、照磨为对文,都是动词。虽然前三者于金代先后为官     

“两袖清风”出典辨正

《江海学刊》1998年第 4期补白所载曲文军同志《“两袖清风”出典新证》一文 ,批驳了“两袖清风”一语典出明代于谦《入京诗》的说法 ,以为元代魏初所作的《送杨季海》一诗才是“两袖清风”的出典 ,此说可商。魏初 ,字太 (一作大 )初 ,号青崖 ,元初文学家 ,著有《青崖集》五卷 ,其第二卷《送杨季海》诗中云 :“交亲零落鬓如丝 ,两袖清风一束诗” ,“两袖清风”一语道出了诗人清逸、高洁的内心 ,后来人们用此语形容为官清正廉洁。但这首诗并非“两袖清风”的最早出处。据查证 ,“两袖清风”其原意本是用来形容人喝茶或饮酒后清爽舒畅的感觉 ,…     

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与杨向奎先生商榷

讀了文史哲一九五六年第十二期上刊登的楊向奎先生:“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学習筆記一文以后,得到不少的啓發。但其中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特提出來与楊向奎先生商榷,并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楊向奎先生說:“现在流行的政治經济学,社会發展史或者是原始社会史,全说第一次社会分工是游牧部落从農業部落分化出來,使正常的交換有可能,因而發生了社会第一次分工”,但是楊向奎先生認为:“这种说法,根据恩格斯的著作看來是講不通的。”他說:“‘其余的野蛮人’,也只能是还没有达到这个階段(指游牧階段——濤按)的一些部落”“‘没有畜群的部落’不能理解为農業部落,只能說是比游牧更低一级的生產階段,……比游牧更低一級的生產階段也驯养动物和种植谷物,但他們不可能有‘大規模畜群底形成’。游牧部落是更發达了的畜牧社会,他們和其余部落不同,他們有大量畜群,他們可以拿出多余的資料从事交換,因而他們和其余部落区別开,也就是社会第一     

屈宋及骚赋的异称和简称

<正> 《楚辞》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屈原名平,字原,后世或称其名,或称其字。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届原。”《周书·庾信传论》:“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而以称其字更为通行。有时也简称其姓,或单称其名或字。又尊称之为“屈子”或“屈氏”。明何乔新《楚辞序》:“盖《三百篇》后,唯屈子之辞,最为近古”。明王世贞《王少泉集序》:“至十二国之风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屈原在《离骚》中曾以隐语的形式自言其名字:“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洪兴祖《楚辞补注》:“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后人亦称屈原日“正则”、“灵均”。唐贾岛《送郑长史之岭南》诗:“汨水斜阳岸,骚人正则祠。”清阮元《四六丛话后序》:“是唯楚国多才,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词开宋玉之先。”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后因亦以“左徒”称指屈原。明王世贞《卢次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