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现代逻辑的社会功能

现代逻辑以其形式抽象、体系严密、应用广泛和结论精确的特性在促进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理化、形式化的思维方法对提高现代人的综合素质提供了必要条件。如何进一步提高现代逻辑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强调现代逻辑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就现代逻辑的社会功能略作探讨，以引起人们对现代逻辑教学与研究的关注和思考。     

语用逻辑研究的新进展--蔡曙山的语用逻辑形式化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语用学与语用逻辑的研究开始起步.虽然起步较晚,但以蔡曙山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却能够站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特别是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在受到当代语言哲学大师塞尔高度赞誉的<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一书中,蔡曙山构造了命题语用逻辑、量化语用逻辑以及模态语用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与形式公理推理系统及其各自的语义模型,探讨并证明了元逻辑问题.蔡曙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拓展了语言逻辑研究的空间,促进了语用逻辑的形式化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推进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逻辑、认知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完备的、精密的研究工具.这项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语用逻辑的形式化研究达到西方现代语用逻辑研究的相同水准,同时也发扬与光大了中国古老的语用学与语用逻辑的思想传统.     

走向一种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逻辑观”两大论争的回顾与反思

认识中国逻辑学发展现状与前景,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讨论逻辑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当代中国逻辑学界关于形式逻辑与数理逻辑的关系和狭义逻辑观与广义逻辑观的长期论争,对于澄清逻辑学科各领域、各层面的分界及其关联机制起了有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逻辑事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研讨,通过清晰地区分推理与形式之多重语义,既可解答以往争论中由于层次缠绕所遗留的疑难问题,又可得出一种新的应用逻辑观念:面向特定领域系统探究逻辑因素在该领域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以把握方法论模式为研究核心,旨在形成关于该领域的逻辑应用方法论,进而可获得一种涵盖基础逻辑学科群与应用逻辑学科群的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这种逻辑观,有利于系统把握当代逻辑研究发展趋势及中国学术界在基础逻辑、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各层面的发展路径。     

论价值语言

语言有描述语言和价值语言之分。虽然在纯粹的描述语言和纯粹的价值语言之间也存在兼有描述和价值二重性的混合语言,但这并不能作为没有描述语言与价值语言之分野的依据。价值语言有两种功能,一是评价对象,一是指令人。价值语言的类型有评价语言与指令语言、自然价值语言与人工价值语言、肯定性价值语言与否定性价值语言、原生价值语言与派生价值语言之分。价值语言内部还存在四个级别的差异,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统摄与被统摄的关系,并由此形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有机系统。价值语言在性质上似乎与以真假为值的传统语言逻辑不相容,但实际上,价值语言也一直遵守的是传统语言逻辑。如果我们将传统语言逻辑所注重的真假值改为对错值,那么,传统逻辑就既可在实际上与价值语言相容,也可在名义上和性质上与价值语言相容。     

从命题逻辑看现代符号逻辑对传统形式逻辑的改造和发展

命题逻辑是现代符号逻辑的基础,属于现代符号逻辑中的经典逻辑部分.命题逻辑对传统形式逻辑的改造和发展充分反映出现代符号逻辑对传统形式逻辑的改造和发展.这种改造和发展是逻辑表达符号形式化的结果;是逻辑领域广泛运用数学方法的结果;更是对传统逻辑思维方式革命变革的结果.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问题意识、 关系思维和语言自觉

文化语言学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在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本土学派.在其30年充满论争的发展中,文化语言学逐渐显示出以问题意识为缘起的中国特征,以二元关系思维为基础的中国模式,以语言自觉为视角的中国意识.     

当代元伦理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简析黑尔对“道德语言”的建构

本文分析了当代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黑尔在《道德语言》中对道德论证体系的建构。正如黑尔本人所认可的那样,由黑尔开创的伦理学方法是现代逻辑语言方法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传统的重新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展示了当代元伦理学发展的背景,并梳理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主要看法。第二部分由三个小节组成,分别涉及黑尔的形式化道德论证体系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节主要阐述黑尔对规定语言的分析;第二节分析黑尔对价值语词特别是“善”(好)的理解,以及他根据言语行为理论对“自然主义”的拒斥;第三节讨论黑尔如何在规定语言和实践三段论的基础上解释道德原则的生成。我们的分析将表明,由于黑尔采用了方法论的普遍主义而放弃了认识论的普遍主义,在《道德语言》中发展出来的形式化体系不能避免道德相对主义的困难。而这正是黑尔在其后的工作中着重加以弥补的。     

中文理解对欧洲语言形式理论的解构

中文的理解对欧洲语言形式理论的命题性、复杂性、增生性、客观性和唯理性进行了解构,由此对语言形式理论的普遍性展示了不同的视角。汉语功能句型的丰富实例表明,形式化只是语言理解的工具而非目的,形式化具有文化的维度。在形式化的分析之上,人类语言还有更高的理解原则。     

Gazdar语境转化理论评析

G.Gazdar在P.Grice会话隐涵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形式化手段刻画了语境的动态转化机制,探讨了会话隐涵和预设在语境中的投射问题。Gazdar的语境转化理论使得语言学界和逻辑学界对语境的研究更为精确、更加深入,它解决了语用学和语言逻辑的诸多疑难问题,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论周礼全先生的语言逻辑思想

周礼全是我国自然语言逻辑的开拓者,他于1995年提出了一个以意义、语境、隐涵、预设等范畴为骨干的语言逻辑体系.在这个语言逻辑体系中,语境具有重要地位.     

关于"编辑学者化"论争的思考

关于“编辑学者化”的论争虽然历时已久 ,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然众说纷坛 ,见智见仁。如“编辑学者化”中的“学者”是广义上的所有学科领域中的学者 ,还是狭义上的编辑学科领域中的学者的问题 ;编辑自身修炼中的“博”与“精”的问题 ,等等     

语言学能与二语习得研究述评

语言学能与认知、心理和生理因素相关联,与其它个体差异相比,语言学能具有遗传性与稳定性的特点。语言学能测量有其认知、心理与神经基础,它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课堂学习环境中,而且表现在非课堂学习环境中。对语言学能的研究应吸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采取更广泛的视角,并与其它认知与情感因素相结合进行。     

“语感中心论”与普通话的隐性教育

现代语文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理论视野的狭窄,"语感中心论"的教育思想为普通话教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普通话教育,其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普通话语感.而普通话语感的培养,相对于显性教育而言,隐性教育体现出更大的优越性.实施普通话的隐性教育应以培养整体语感为出发点、以暗示教育为基本手段、以情景话语为主要内容、以环境优化为重要保障.     

古代中国言·象·意结构之初形

直到晚周诸子的时代,百家争鸣,言辩盛行。在这种学风影响下,言用制度和志意内涵均有新异的变化。而与之同步,晚周用象形制也发生新变,出现一种新质的用象形态——观念具象。它有三个基本特性:(一)具象不是独立外在的实物,而以物象的寓意为条件,呈现为一种观念属性;(二)用象是自由灵便的,一方面人为因素增强,可以随意地从物类中抽取观念属性,并在不同物类之间建立观念联属,另一方面用象形制的自足自由程度提高;(三)观念属性的凸显,使用象形制脱落礼仪程式之媒介,而完全依赖语言这种媒质,晚周诸子用象的提示语"如"、"若"、"譬"等词,大多从口从言,显示了观念具象的言象媒介情态。就是在观念具象的融介下,言语与志意达至深度沟通,并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言·象·意结构模型。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朦胧美的本体价值及历史发展——以宋前诗歌发展史为中心

朦胧既非政治策略,更非修辞技巧,而是文学本体的重要特征。朦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语言按照独特的情感逻辑加以组织,而并不遵守现实逻辑。情感逻辑与现实逻辑间的张力构筑了美妙的朦胧场,这从肌理上模拟了情感之弥散特质。综观宋前诗歌发展史,存在着一条不断超越现实逻辑而创造情感逻辑的主要脉络:意象是语言离开现实逻辑而创造情感逻辑的最重要凭借;与之一脉,"无题诗"是更大范围的朦胧追求,在其失去题旨的同时也失去了诗歌总体旨意与现实所指的确切相关性。对有关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我们反省中国现代诗的朦胧与传统的关系。     

情理结合的艺术创造——李长之文学批评论

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李长之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批评家。他一方面强调“感情的批评主义”,认为文学批评始终要以感情为中心来进行;另一方面,对情感的张扬并没有妨碍他理智的发挥。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永远应该是感情和理智的起伏。因此,李长之既不属于感悟印象批评一派,也不属于理性价值判断一派,而是在感性与理性两者之间寻求一种结合,进而达到对二者的综合与超越。无疑,这种批评观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语言转向:从语言学到语言哲学

对于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嬗变而言,"语言转向"无疑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话题,但目前我国学界对于该概念的认识却是含糊不清的。事实上,这一时期西方文论中发生的"语言转向"包括两方面——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转向,二者在知识背景、理论旨趣上的有着显著区别,语言学意义上的转向重在审美的语言形式,而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转向注重语言活动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