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渊源

民国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先是作为省县之间的一种辅助机构,继而演变成为省—行政督察区—县三级制。其演变的过程透示着民国以来地方行政体制的建设历程。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创新,而是从以往的地方行政制度发展演变而来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正是在继承中加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使其具有现代化特点,为近代中国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提供经验教训。     

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初探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源自于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陕甘宁边区得以广泛实行和发展,边区政府依据实际需要,在领导体制和行政体制等方面对此加以创新,形成了具有边区特色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这一制度及其管理经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区划的演变

本文较全面地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市、县行政区划演变的过程及原因,尤其对行政督察区的产生、发展、消亡及各阶段的性质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这一时期行政区划演变的三要特点是:国民党政府行政区划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于政治上的需要,西南、西北是其行政区划变化的主要地域,省区和县区的变化的总趋势是缩小所管辖地区的范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区划的演变

本文较全面地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市、县行政区划演变的过程及原因,尤其对行政督察区的产生、发展、消亡及各阶段的性质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这一时期行政区划演变的主要特点是:国民党政府行政区划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于政治上的需要,西南、西北是其行政区划变化的主要地域,省区和县区的变化的总趋势是缩小所管辖地区的范围。     

抗日战争初期的鲁西北统一战线与我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在抗日战争初期,鲁西北地方党组织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同国民党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建立了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我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华北攻后统战工作的典范。     

王甫同志逝世

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常务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原副会长王甫同志(正部长级)因病于2006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王甫同志1907年2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29年参加牟平县南乡农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暴动,被反动军阀逮捕,一年后获释。193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三年又两次被敌人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视导员,八路军蓬黄战区指挥部军法处处长,胶东行署联合办事处秘书长,民政处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中组部组织干事、行政处处长、河北省建屏县委副书记、中央土改整党工作团副团长。北…     

祖国怀抱里的小活佛

1995年12月8日,西藏佛教界举行隆重仪式,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仪式,按照历史和宗教仪轨,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益格曲增殿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小的班禅,也是最小的转世活佛。国务委员李铁映和特派专员、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主持和督察了坐床典礼。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我国藏传     

论环保督察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约谈制度的构建路径

环保约谈是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新型治理措施,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环保约谈制度在环境立法中不断演变,并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一项重要工作方式。由于实践中行政约谈与督察约谈这两类约谈措施实施主体、程序具有高度相似性,使得在制度构建时较少区分约谈措施的法律性质,导致了不同约谈措施的混用。在环保约谈制度构建中,各地规范约谈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其对督察约谈制度的处理方式,也呈现出单行、融合与衔接三种模式。行政约谈与督察约谈分属法律法规与党内法规体系,两个体系应相互衔接又相互独立。建议规范行政约谈的规范性文件以衔接模式进行构建,与督察约谈衔接的同时,保留党内法规规范督察约谈制度的空间,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翁同和与近人教案及在华传教士的交往

重要的三点:“撇去三端,教士犯法即令回国;中官若不保护教民立时革职;设中西合办教案公署。”认为李氏在信中注重三点:一实禁谤教之书;一实准官民入教;一实讲信修睦①。在这封信中,翁同和首次提出成立中西合办教案公署,这在所有晚清官方档案资料中不曾见过,由此可见,翁同和对教案问题的重视。这个设想虽然很有意义,可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列强各国正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图谋瓜分中国的狂潮,外国传教士也正疯狂地加入这一侵略行动,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反帝反洋教斗争风暴的前夜,单靠成立一个中西合办教案公署是根本不能解决教案问题的。…     

山东历史文化名城——聊城

聊城,位于鲁西平原,京杭大运河畔,是我国较早开发的地区,自战国时期以来(公元前475—221)就成为筑城屯兵要地,是见诸史乘的历史古城之一。初名聊摄,秦汉以后名东郡。隋、唐、宋、金为博州治,元改为东昌路,明、清为东昌府所在地。辛亥革命后为东临道、东昌道。1936年后是山东省第六行政督察公署所在地。建国后,一直为聊城地区行署驻地,是鲁西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充实、逐步完备,研究分析古代监察制度对我国现代监察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从总结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历史出发,通过对古代监察制度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对现代监察制度建设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论行政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诉讼法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行政诉讼法学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官释明权作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应有之义,更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必要"补丁",其价值在现今两大法系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彰显。在倾向职权主义模式的行政诉讼领域,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官释明权已经存在,法律规范也在其解释功能的缝隙中透露着释明权的生存空间。因此,在理论上厘定和梳理行政诉讼法的法官释明权体现出一定的急迫性。     

行政区划与当代中国行政区域、区域行政类型分析

行政区划———行政区域———区域行政,构成国家与地方行政的空间分布与运行。当代中国行政区域为：（１）中央直辖市区域;（２）普通省制区域;（３）民族区域自治区域;（４）特别行政区域;此外还有行政边界和行政边界区域。各行政区域类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融合、制约和促动的。相应地,当代中国的区域行政也可划分为：（１）中央直辖市区域行政;（２）普通省制区域行政;（３）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４）特别行政制区域行政。各区域行政在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内相互依存;在整合的前提下,又呈现一定的区域特征。因此,当代中国行政区域或区域行政间相互尊重、依法行政;在利益上,国家宏观调控与区域间互惠互利相结合,这是国家行政得以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区域行政的基本原则     

行政补偿基本理论评析

行政补偿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但在我国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家尚未制定统一的法律加以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对行政补偿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建立和完善行政补偿制度,已成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行政补偿概念、性质、理论基础的探讨,试述行政补偿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     

从议会监察专员制度视角论我国监察制度的完善

在透析我国监察制度现存的主要缺陷的基础上,通过针对性地分析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可借鉴因素,论证了我国引入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而对我国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创建进行了探索。     

从行政文化视角谈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的核心灵魂，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必须首先依靠服务型行政文化的建设。中国几千年的行政活动造就丰富的行政文化并有力地影响着现代行政文化的发展。首先分析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然后提出服务型行政文化的建设应该继承并发扬传统行政文化的优点，克服其缺点，做到“两继承三转变”，从而全方位的实现现代行政文化建设，为服务型政府的成功构建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体现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理应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题中之意。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还属于初创阶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功能也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探讨通过加强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健全听证程序、扩大行政听证信息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强对行政听证的监督和救济等途径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     

晚清督抚衙门房科结构管窥

晚清是我国古代至近代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房科作为清代职官体系外的非正式机构,事实上成为各直省督抚衙门内部行政职能运作的基本载体。随社会变动与政治格局变化,晚清督抚衙署房科结构日趋复杂。其新旧杂揉的特征,与文案处及文案委员的出现相辅相成,既反映出近代行政职能扩展和业务细分化的趋势,奠定了1907年外官改制的重要基础,同时亦表明变化中的旧式督抚衙门已渐具近代省级政府的雏形,成为从传统幕府转向近代职官制的重要过渡。     

论行政主体的责任伦理建设

＂行政主体＂是指各级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责任伦理＂既是一种责任形态,又是一种伦理范畴,是通过将外在的法律、制度内化为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是关于行为的决策、执行、后果的全过程伦理。在现代公共行政领域,伦理道德失范现象频发,培育行政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迫在眉睫,文章探求了建设行政主体责任伦理的途径,以使行政主体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和义务。     

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

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封建宗藩体制的解体，是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琉球问题、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都与这个问题有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