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判决书说理与法官释法权的衔接

学者多从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探讨刑事判决书说理性的不足,但从刑事实体法上看,其实质上内含着刑事法官解释权的运用问题。法官审理、裁判案件的过程既是适用法律的过程,更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做出详细解释的过程。结合案件事实明确法律文本的真意是法律解释的本旨,而刑事判决书对判决理由的陈述就是展示这一解释过程的载体。由于我国刑事法官一直不享有法律解释权,体现在刑事判决书方面即是对案件事实及适用法律理由的解释、论证不足,判决书说理性差。如果法官能够主动运用法律解释权,那将对于加强刑事判决书的说理性和提升法官素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

法律行为解释是将法律行为的意思明确化的活动,是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确定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在许多国家直接决定着有关法律行为解释的问题能否上诉、上诉审法院的管辖及上诉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只有在司法过程中才能理解法律行为的性质,法律行为解释发生在法律适用的小前提形成的阶段,而形成小前提的阶段是一个法律适用过程。法律行为的解释在性质上属于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     

司法实践中法官法律解释权的必要性和约束性

法官的判决若要为当事人所接受,必然要求法官在判决中对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予以充分的解释、论证,而法官在处理案件中进行的法律解释,是从技术、方法层面上来理解的,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不同——其具有准立法色彩。以拉伦茨具体方法层面的三个部分为蓝本——案件事实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断、法律的解释、法官从事法的续造。但权力的行使不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其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证明责任判决的裁判方法论意义——兼评传统证明责任观之谬误

我国主流的证明责任理念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事实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不提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时应当承担败诉后果,这一观点是值得反思的。证明责任理论是法律适用的例外,即当当事人的的事实主张被证明为真实或虚假时,法官只需适用或不适用相应的法律规范即可作出判决,但当事实真伪不明时,逻辑上法官处于法律适用的两难境地。为了帮助法官完成判决义务,才产生了证明责任理论。所以,时下过分夸大证明责任对于裁判的意义,是不恰当的。      

在语言中探寻法官自由裁量权——哈特的思考进路及启示

哈特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思考进路是,在日常语言中阐述法律概念的含义,进而在语言中探寻法官自由裁量权。由于法律在本质上是法律的"陈述",法官自由裁量权就处在这一"陈述"之中。在"陈述"法律的语言中,发现了法律语言的空缺结构、意义中心与边缘地带,从而准确定位了法官自由权的处所。哈特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语言实证主义思考,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启发意义,为法官"依法审判"、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方向。     

“分类”与“解释”——两类疑难案件裁判规范证立的比较研究

＂分类＂和＂解释＂两类疑难案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逻辑区别,它们紧密相关又不容易区分。通过比较可以探寻出这两类案件裁判规范证立的不同思路。在＂分类＂案件中,法官对裁判规范的证立应当尽最大可能陈述逻辑的展开步骤。在＂解释＂案件中,法官可以对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规范之间在事实与价值上的双重判断进行论证,以证明对法律规范的解释选择。     

陪审员的素质与陪审制度的设计

陪审制度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对于陪审员的素质要求就限于案件事实认定所需要的各种能力。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因为随着法律的不断发达,陪审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能力是无法和专业法官相比的。如果我们从陪审制度的政治意义出发去确定陪审员的范围,然后再根据该范围内陪审员的素质去确定陪审员的职能,就容易得出在具体案件审理中,陪审员只需对案件事实的审理负责,而法律的适用则由职业法官来处理这一结论。     

法律发现的原则剖析

在法官看来,法律渊源不能停留在仅是各种法律集合体的静止状态,其方法论意义只有与法律发现相结合才能被彰显。于是,司法立场的法律渊源成为法官寻找裁判纠纷规则的“仓库”。法官在法律渊源中发现法律时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正式法律渊源优于非正式法律渊源; 规则优于原则; 下位法优于上位法;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案件事实及其形成

法律适用的对象是案件事实,而案件事实与通常理解的事实概念存在本质区别,案件事实即是已被诉讼程序证成为案件事实的生活事件,案件事实不是既定的、不是被发现的客观事实,而是由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据规则和事理逻辑形成的;很多情况下,事实问题即是法律问题,法规范对案件事实起着型构的作用;审判过程中规范与事实相互作用且自我显形;事理逻辑最具研究价值,因为这一研究能揭示出形成案件事实的过程中最能体现法官个人判断的意识因素。笔者采用思辩哲学与司法实践紧密联系,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上升为抽象的研究方法。     

法律解释视角下的法律与事实

法律和事实是最基本的一对法律概念,二者既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密切的联系。法律解释离不开法律和事实的循环,法官在法律和事实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法律解释,有利于把法律和事实密切联系起来,作出具有更大说服力的判决。法律与事实的结合对于法律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不但可以促进法律解释由解析规范向构建裁判规范转向,而且可以实现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融合。     

论基层法官司法审判能力的提升——以社区医疗纠纷的裁判为视角

解决纠纷是基层法官的基本职业定位,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取决于基层法官司法能力的高低,基层法官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恰当适用法律的能力都直接影响着纠纷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信服度和公众对司法权威的公信度,进而影响到判决的执行效果。从基层法官司法能力中的审判能力提升为着眼点,从审判时的司法经验、司法技巧及标准规范三个方面的应用进行探讨,同时论述了司法理念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作用,总结得出基层法官在司法审判时应将司法经验与法律规则相结合,灵活运用各种发现案件事实的司法技巧,辩证地对待裁判的标准规范,并将先进科学的司法理念贯穿于整个司法审判中。     

事实推定的逻辑结构与运用方法

民事诉讼中,事实推定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裁判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范围比法律推定更为广泛。事实推定的三段论逻辑结构决定了它的基础事实必须达到甚至高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推定事实能够具有较高程度的盖然性。正确运用事实推定的前提之一就是准确地找出经验法则、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连接点。实践中的事实推定面临着逻辑要求的严密性与运用结果的非同一性之间的矛盾,解开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将事实推定的适用条件落实在法律条文中、实行法官的心证公开、统一各院的裁判尺度。     

美国的正义之脸:行政法官

法律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手段,法院的法官则代表着正义。随着行政机关被赋予了行政裁决的准司法权力,主持行政裁决的行政官员们也日趋受到关注,因为他们职责的履行同样也决定着正义是否能被真正实现。美国行政法官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们没有普通法院的法官地位显赫,但由于其在实现正义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行政法官越来越倍受人们的尊重。     

法律事实辨析

法律事实是依据法律规范能够引起特定法律后果的事件和行为 ,但作为规范的法律事实与判决中的法律事实是两个极为不同的概念。作为规范的法律事实是指社会生活中有关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和交往规则 ,是一种社会事实或制度事实 ;判决中的法律事实则是依据程序和证据规则认定的生活或自然事实 ,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裁判事实必须与客观事实相竞合 ,否则裁判事实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就是一个伪命题 ;另一方面裁判事实必须符合规范事实 ,否则裁判事实即使符合客观事实 ,但在法律上它也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 ,不能作为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依据     

专家参与规划决策的实效性分析——以《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中心

专家参与规划决策,日益受到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广泛重视和认同,并在实际决策中起到了科学论证、增强决策权威等作用。然而,目前专家参与规划环评存在专家角色异化、专家意见让位于部门利益考量、专家的事实判断替代大众的价值选择、环评组织发展不均衡、制度运行基础不牢固等问题。     

社会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发布研究

现代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多发性、关联性、弥漫性和隐蔽性特征决定了我国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必须满足集约性、及时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等要求,惟其如此才能满足社会公众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需求。与此相对照,目前我国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发布存在着单一性、简单性、随意性等不足。因此建立集约式的发布机制,增强部门行业间的联动协调,加强立法规范、完善发布渠道是改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发布的重要举措。     

比较法视野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在强化职业化主审法官主导地位的同时，提出了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的改革目标。比较日本、韩国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新制度，可知中、日、韩三国的制度改革虽然目标相近，但制度背景、制度内容及其取得的效果却有较大差异。如何平衡好司法专业性与民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并确保专业性优先，是当前中国司法改革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参与审判并非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唯一形式，应当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形式和渠道，加强顶层设计，重视发挥人民陪审员提供专业知识和参与纠纷调解的作用。在今后的人民陪审制改革中要转换视角，弱化政治意义而强化司法功能，细化相应的程序实体规则，注意考虑司法审判相关主体与参与司法裁判民众之间的关系。     

司法契合民众需求的理论思辨与实践进路——基于当前司法制度改革的检视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总体上存在着两种明显倾向:一是以西方现代司法制度为范本绘制我国的司法蓝图,二是立足于社会和谐的宏观视野提升司法的社会效果。这两种倾向体现了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不同的建构立场和话语权,但因忽略了民众的司法需求而难以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应当立足于民众理性的司法需求和社会现实条件,倡导沟通合作型司法模式,建立以民众对司法的利用率和满意度为基本维度的司法效果评价体系,以及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司法智慧,从而使司法制度改革的成果惠及民众,并赢得民众的认可,在司法与民众的沟通中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航空产品责任诉讼初探——以美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为视角

发生空难后,航空产品责任诉讼是受伤害旅客获得高额赔偿的重要途径,美国是航空产品责任诉讼的集中地,有着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和较为完备的法律规定。航空产品责任诉讼的责任主体主要是航空产品制造商和航空器出租人,要使其承担产品责任,必须证明航空器存在设计、制造或警示说明缺陷。同时,美国法院常常会在航空产品责任诉讼中应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因素两方面进行考察,判断法院是否对案件行使管辖权。尽管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可能导致不同案件判决结果存在差异,但是通过对美国《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和相关案例的研究,在美国航空产品责任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标准等问题上仍有一些规律可循。     

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影响司法研究

一直以来,政府俘获理论的研究者认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司法机关则更容易保持中立和公正。但是,在美国,商业利益集团通过向法官输送金钱利益并影响法院判决已经成为不容争议的事实。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利用其特殊的法律地位和雄厚财力,往往能够对州法院的司法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商业利益集团影响司法的法律路径包括：充分筹款为干预司法选举蓄力,塑造公众舆论影响法官连任,作为“法庭之友”影响案件审判结果,联合相关行业协会创造资金避风港。金钱司法的形成必然损害美国司法的公正。在美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框架下,要破解金钱司法,加强对法官与商业利益集团关系的监督,仍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