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白(二则)

（一）《旧唐书》卷一七三《李绅传》：“（长庆）二年二月，超拜中书舍人，内职如故。……时（李）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顾稍深。（李）逢吉欲用僧孺，惧绅与德裕沮于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乃用僧孺为平辜事。”（《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略同)     

朝鲜诗家李瀷对韩愈诗学观的审美批评

韩愈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许多优秀的诗篇,不但在中国脍炙人口,而且在世界各国人民中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古今中外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歌本质、诗歌风格、创作手法、诗学观等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品味、鉴赏,而朝鲜李瀷是众多诗论家中论韩愈诗学观较为突出的一位。     

复社与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

复社是以衿绅阶层为主体成员的文人结社,因此衿绅阶层力量的强弱及其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复社的行动理念和模式。本文以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为背景动态地考察复社的活动．揭示出复社的影响力正是明末江南地区衿绅力量发展的集中体现,而清初这一地区衿绅力量的衰弱则必然导致文人结社的衰变。     

清代赵翼与朝鲜李瀷对韩愈诗歌的批评——以《瓯北诗话》与《星湖僿说》为据

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和朝鲜李瀷的《星湖僿说》都对韩愈的诗歌进行了批评,批评的内容包括韩愈以李白、杜甫为宗的诗学观,韩愈奇崛的诗歌风格,韩愈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和韩愈的《南山》诗,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上,提供了域内、域外两个诗评视角。     

李绅与“新乐府运动”关系的考察

李绅是中唐著名诗人,李绅的家学渊源、儒家思想与他创作新题乐府有密切关系,李绅的儒家思想、强烈的用世之心是他创作新题乐府的内在动因.李绅的新乐府诗作更多地体现了他以传统儒家为主的思想特色.李绅首次标示"新题乐府",不但促使元稹明确地从理论上认识"沿袭古题,唱和重复"的缺憾,概括了新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特点,并对白居易正式提出"新乐府"这个概念有直接的启发."新乐府"这一名称的产生,标志着诗歌观念的更新与觉醒,它的明确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新探

史学界已经对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者大多将目光集中在四大劣绅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上.其实,长沙抢米风潮的官绅斗争中,尽管有一些劣绅、旧绅参与其中,但正绅、新绅无疑是与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绅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明显具有新旧斗争的性质,这对晚清湖南政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宋人对韩愈“气盛言宜”理论的接受

＂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重要文学理论,它与＂不平则鸣＂一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来说,＂气盛言宜＂更侧重于散文方面。韩愈在粱肃文气观的基础上提出＂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观点,在＂气＂与＂言＂的关系及如何养气等方面多有开拓,从而影响甚大。在＂气盛言宜＂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宋人的理解与接受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胡瑗到李涂,不管是文学家还是理学家,在接受韩愈这一理论时都各有特色。宋人的接受亦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韩愈排佛的二层维度

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伴随着排佛声浪而同步进行的,这其中韩愈的排佛言论可谓是振聋发聩,影响深远。然对韩愈排佛所具有的理论深度,学术界普遍认为没有“创见”、“不能推陈出新”;就此,文章意欲将韩愈排佛思想分为两个维度给予考察,并从其不被学界所普遍重视的“定名与虚位”论出发,着重分析韩愈在哲学思维层面反佛的思想及其与宋儒反佛的内在关联。     

关于韩愈待命郴州的几个问题

德宗贞元末,韩愈贬阳山,旋因政局变化而待命郴州,考证而得韩愈于贞元二十一年的七八月之交至九月二十日之间待命郴州。考察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州家申名使家抑”诗句,韩愈待命郴州长达80余日的逗留,应是受到了湖南观察使杨凭的压制与阻扰。这主要是因为韩愈是永贞党的反对派,政治上的分歧使韩愈、柳宗元关系蒙上了阴影,而杨凭亦是柳宗元之岳父。韩柳关系上的变化,使待命郴州后的韩愈在创作上也发生了变化。     

关于李贺生平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李贺生平研究中存在较大争论的生卒年、科举等系列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笔者认为:在诸多观点中,李贺生于贞元七年(791)、卒于元和十二年(817)、终年27岁的说法应是可靠的;韩愈、皇甫湜第一次见李贺的时间应该是在元和二年(807);《十二月乐词》不应该是李贺参加府试时的作品。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李觏诗歌简论

李觏的诗歌在宋诗中独具一格。他的诗内容比较充实,常常涉及政治的得失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能较真实地反映出他生活时代的面貌。从艺术上看,他的诗歌雄劲质健,清丽婉转,极有情致,诗的意境和用词造句较为奇特。从承继关系看,李觏诗歌受韩愈等人的影响,已初露"江西诗派"的端倪。     

论李华的文学观念及其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李华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有其独特的文学观念。学界一般将李华的文学观念概括为尚古、宗经、载道。而实际情况是李华对于文学的定义有宽和严两重标准,＂言饰而成文＂是对文学宽泛的界定,＂有德之文信＂则体现出了严格的选择标准。宽严两重标准既不刻意把骈文排除在文苑之外,又自然将骈文末流置于择取的范围之外,这有利于以散代骈文体变革的顺利进行。此外,李华在论及文学时,认为文学应当重质亦重文,尚古而厚今,这种观念是对当时流行的重形式的文学观念的矫正,但又不至于矫枉过正。李华的文学观念深合时宜,又具有较深的理论价值,因而直接影响到了中唐的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文学观念的主体部分就是对于李华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唐代传奇《李娃传》的转用: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

汉文写的朝鲜小说《王庆龙传》就是唐代传奇《李娃传》的翻版小说。《王庆龙传》的故事情节虽然和唐代传奇《李娃传》相似,但是女主人公妓女玉丹形象上发生了差异。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翻版的过程中受到了明代冯梦龙《玉堂春落难逢夫》的影响。但是,与《李娃传》和《玉堂春落难逢夫》相比,更加注重了《王庆龙传》中女主人公固守贞节的烈女形象。其原因是贯通朝鲜社会的儒教意识形态,因为朝鲜社会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就是为一个男人坚守贞节的女性。除了《王庆龙传》以外,朝鲜后期的韩文小说《月下仙传》也是《李娃传》的翻版作品。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也坚守贞节,被封为了贞烈夫人,也表现了朝鲜翻版小说的转用现象。     

断裂与和谐——李煜的词与人生

李煜一生,既有贵为人主尽享荣华之独尊,也有国亡被俘,身为阶下囚之屈辱,作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文人君主,其遭遇令人深思,其旷世才华才华更令世人千载之下仍追慕不已。学界不乏对李煜的研究,但多止于泛谈和简单的文本分析,缺乏对其真正的理解。李煜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集中表现于他与世界基本联系的许多方面都是断裂的,但在李煜的内心始终有一片诗与哲的净土,在艺术审美天地中他实现与世界的对话抗争乃至构建新的和谐。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沈德潜诗歌创作简论——兼论对沈德潜诗歌研究现状的感想

沈德潜的诗除了反映现实的诗作值得肯定之外,其诗集中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和怀古咏史诗也同样具有特色,值得重视。沈德潜笔下的吴地山水诗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描写其他地区山水的诗兼李、杜、韩等人山水诗之长,并富有理趣。其田园诗熔铸陶诗和盛唐诸公田园诗之神,并能自开生面。其怀古咏史诗则使事典切,诗境浑厚,能翻出新意。沈德潜备受诟病的歌功颂德诗、应制诗在其诗集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即使是这类诗,也不宜一笔抹杀。研究、评价沈德潜的诗要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     

李贺诗歌在唐代的传播——试论韩愈、杜牧、李商隐对李贺诗歌的传播

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播过程入手研究,可知李贺诗歌能在唐代发扬光大除了其诗歌造诣颇高的内部原因外,还仰仗于韩愈、杜牧、李商隐等人建构的三级传播模式。第一级传播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重在传播李贺其人;第二级传播源于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重在传播李贺其诗;第三级传播受晚唐审美风尚的影响,重在传播李贺其事。三级传播呈现了一个递进关系。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