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的系列论文之二。是《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的续篇。对屈原中期创作做了全方位动态考察。汉北“三年”之放是屈原创作高峰。此期屈原传世作品最多、质量最高、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本期创作分四个发展步骤：（一）《九歌》。其写作目的有三个不同层次，产生三种不同效应，是民俗本源、国事寄托、身世感喟隐显有别的立体化主题。较诗人以往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个性特征。（二）《思美人》、《抽思》。屈原“恋君情结”滥觞于《九歌》，发展于《思美人》、《抽思》。这两篇愈趋成熟地体现了屈骚个性特征。“香草美人”象征体系、两段一“乱”结构、沉郁缠绵风格都基本定型。（三）《离骚》。它最能体现屈骚个性特征。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香草美人象征体系、神话故事化系统虚实相生的三维构思和表现手法，回环往复“三致志”抒情方式，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四）《天问》。它是哲理抒情诗。情韵淡化、思理深化，显示出屈骚艺术风格变化的新趋势     

香草美人意象浅析

《楚辞》是我国的文学瑰宝,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自汉代开始,学者便对《楚辞》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而其中对香草美人意象的研究注释尤为丰硕,可以说意象研究是《楚辞》研究的核心。《楚辞》是我国诗人最早的有意识地运用意象来写诗并抒发感情和表达思想的著作,并且开始大量地使用了香草美人意象,这些意象都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隐喻特征和象征意义。而香草美人意象的产生又与楚国独特的文化、原始巫祭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屈原与宋玉——兼论文赋的形成问题

<正> 刘勰在《文心·辨骚》中曾以屈、宋并称,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也说“窃攀屈、宋宜方驾”。可见,在前人的心目中,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但是,在现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宋玉的地位却一落千丈了。而在有的戏剧中,宋玉竟成了“软骨头”和“小丑”。我并不认为屈、宋可以齐肩,仅就屈原是辞赋的开拓者,宋玉是继承者这一点来说,屈原就要高一个头。但是,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功绩,也是不可没的。宋玉的过于被贬低,是由于人们对屈、宋的关系,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都存在抑扬失实之     

论《九歌》篇目和结构——《九歌十论》之五

<正> 《九歌》称九,而现存《楚辞》之《九歌》却分明十一篇。对于这个矛盾,《楚辞》学者们提出过种种解释。例如[汉]王逸以“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之类玄理搪塞(朱注则存疑); [宋]姚宽《西溪丛话》以为文体,“歌名九而篇十一者,亦犹《七启》《七发》,非以章[数]名之类”,但即如《七发》亦与“七”有关(《文选》李注谓“以七事     

《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

(一)《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总集之祖”。它对研究屈赋及屈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传统的说法,都认为《楚辞》是汉代刘向编纂的。达个说法,是《楚辞章句》的著者东汉王逸首先提出的。他在《楚辞章句》的叙中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自此以后,历代著录及《楚辞》传本,皆题为刘向所辑。清《四库全书提要》曾有下列一段总结性的叙述:“哀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     

《渔父》三题

《楚辞》中有《渔父》一篇,关于其作者是否为屈原的问题,历有争议。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楚辞章句》谓:“《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如果说,王逸是为了不存“偏见”而信疑并存,那么对于与《渔父》风格、形式基本相同的《卜居》,王逸却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     

论《招隐士》为招刘安生魂之作

论《招隐士》为招刘安生魂之作张德育《招隐士》将早见於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汉人仿屈、宋体所创制《楚辞》中较好的一篇．梁刘辎在《文心雕龙·辩骚》中曾把《招隐土》与《招魂》并举，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说：“《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主要从艺术特色与艺术...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卜居》《渔父》作者考辩

现当代《楚辞》研究者,多怀疑《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作,然其怀疑的三大理由均无一能成立。以《楚辞》成书之体例看,这两篇作品被收入的唯一条件,乃因作者是屈原。结论：《卜居》《渔父》油“屈原之所作”,应是毫无问题的。     

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分别作为汉代和宋代楚辞研究的成功之作,典型地体现了汉、宋思想文化加之于楚辞学的各种影响,以及由这些影响导致的汉、宋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转型:阐释目的由外向经世到内省治心的转变;文本注释由偏重训诂到阐发义理的转变;研究视角由经学原则到文学观照的转变。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先秦诗歌中的“追寻”模式研究

“追寻”是先秦诗歌中的重要模式,《诗经》中“在水一方”、《楚辞》中“香草美人”两种模式是“追寻”模式的具体表现形式。“追寻”模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我们祖先重复了无数次的无意识精神和命运碎片,它一直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一代一代的文学作品。     

孙鑛《楚辞》评点及其价值

孙鑛是明代重要的评点家,其《楚辞》评点最早见于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闵氏或即由其手中得来。除部分涉及校雠与诠释外,孙鑛评点多注重于揭示屈子情感及屈骚相关篇章的艺术特征,并对其作出较高评价;而于《楚辞》中的汉代拟骚之作,孙鑛则多有贬抑之意。除于读者之理解、审读多所助益外,孙鑛《楚辞》评点于后世亦产生颇多影响,就《楚辞》评点史及《楚辞》批评史之构建而言,其《楚辞》评点有着重要价值,不容忽视。     

《辨骚》四辨

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为主“依经解骚”。尽管刘勰内心激赏屈骚的巨大艺术成就 ,但由于遵循“原道”、“宗经”的宗旨 ,他无法对楚辞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屈原的行为价值、人格魅力乃至楚辞文化的整体价值 ,作出公允的评判 ;刘勰以“雅颂”的准绳 ,试图清理屈骚中“异乎经典”的“荒诞”成份和“楚文化”因子 ,而这恰是楚辞最具光彩的东西。结果由“辨骚”滑向了“废骚”边缘。刘勰的尴尬并非孤立现象 ,传统中国楚辞学历两千年而缺乏创意、成果单薄 ,愧对高耸入云的楚辞文化 ,盖在于历代学者都囿于正统儒学价值观而管窥楚辞的缘故     

屈原会称颂并自拟于伍子胥吗?——答刘青松同志

1981年,我在《南京师院学报》(第四期)发表了一篇《屈原赋辨伪》,指出《楚辞·九章》内的≤涉江》、《悲回风》和《惜往日》三篇乃屈赋中的赝品。抛砖引玉,今天读到了刘青松同志的商榷文章《<涉江>不是屈原的作品吗?》(《学术论坛》1982年第6期),实在非常高兴。刘文未提及《悲回风》和《惜往日》,笔力专注于《涉江》,不知是否也同意拙见,即如宋·魏了翁所云:“《回风》《惜往日》,音韵何凄其!追吊属后来,文类玉与差。”(《鹤山渠     

《楚辞·抽思》“憺憺”解诂

《楚辞·抽思》:“悲夷犹而冀进兮,心怛伤之憺憺。”憺憺”《章句》未加注释,《楚辞补注》说:“安静也”,《楚辞集注》说:“安静”。《补注》《集注》的解释实出《楚辞章句》。因为《章句》在《云中君》“蹇将憺兮寿宫”及《东君》“观者憺忘归”二句中注云:“憺,安也。”我们以为,将《云中君》《东君》中“憺”释为     

沈约与《楚辞》

沈约与《楚辞》林家骊（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沈约是南朝齐梁间著名诗人，被誉为“一代辞宗”。他对屈原和《楚辞》有着特殊的偏爱，其诗歌创作也深受《楚辞》的风格和创作手法的影响。如果写楚辞学史，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是可以大书一笔的。然而，近见一本《中国楚辞学史》...     

林云铭与《楚辞灯》

清初林云铭,评注《楚辞》,著有《楚辞灯》一书。其评注重《史记》,并以屈注《屈》,务求《楚辞》本来面貌。又从文学的角度解读,大力疏通各篇文理脉络,以求其大旨。另外,其评注也有指摘前人讹误、另辟蹊径之处。林云铭引已为屈原同类,文中多代屈原而言之。其观点虽不能认为确乎无疑,亦自成一说,影响颇大。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楚辞研究热点透视

近年来,楚辞研究主要围绕屈原人格内涵、屈赋浪漫主义、屈（原）宋（玉）关系、《离骚》题义、《离骚》主人公男女性别变化等方面展开,通过对这些热点的研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近年来政治、时代整体氛围对楚辞研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