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蜀的枢密使

枢密使出现于唐末,到宋代已成为与宰相地位相当的专掌全国军政的最高官员。为了探讨枢密使及其官署——枢密院的发展演变过程,有必要对前后蜀枢密使制度作一番考察。由于封建史家认为五代是“干戈贼乱之世,礼崩乐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的时代,“其事无法而不合于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加上封建史家往往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对周边十国的历史极不重视,对其典章制度的纂述尤为疏阔。因此,我们只能依据支离破碎的史料,进行初步探讨。     

苻坚“崇尚文教”与前秦败亡之原因

前秦政权在苻坚统治时期,兴办学校、弘扬儒教、施行“仁义德治”。此举促成前秦政权的兴盛,统一了北方,而又为其后的败亡埋下了祸因。史书记载,苻坚自小对汉文化颇感兴趣,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即位后,在王猛等汉族士人的辅助之下,更是将“仁义德治”推向了一个极致。《晋书》史臣曰:苻坚“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卷114)能得到怀有民族偏见的正统史家的如此赞许,苻坚所施行的“崇尚文教”与“仁义德治”的措施必有其独到之处。兹述略如下:1.广开庠序之美,弘扬儒教之风从即位初始,苻坚便对振兴儒学,兴办学校倾…     

“粥鱼敲动山林兴，合傍浮丘去结庵”——佛教在黄山的发展概况（四）

在北宋以前的南唐,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崇拜,地僻道险的黄山虽未有新建寺庙,但在唐代所创的几座寺院,都受到敕封。南唐保大二年（公元944年）,敕改“汤院”为“灵泉院”：南唐保大五年（公元947年）敕改“麻衣祠”为“翠微寺”。北宋中前期,虽然,政治稳定,经济发达,但由于黄山地处偏僻,交通不利,所以,佛教发展也几乎为零,仅祥符寺、翠微寺、轩辕古刹等几座寺庙尚存香火。     

从民族关系看赵匡胤统一全国的策略

公元960年1月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北方有辽及其卵翼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后蜀、南汉、荆南、湖南、泉漳等封建割据政权,如何统一中国,把他们置于宋朝的有效控制之下,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为此,赵匡胤定出了“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即先敉平南方各国,尔后再挥师北上,平定北汉,夺回石敬瑭时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之地。但终太祖之世,只平定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和泉漳虽已表示皈依,奉宋正朔,但并未纳土献地;北方的北汉既未归命,燕云故地也仍在辽国的控制之下,因此,这一策略从南宋以来便受到不少人的訾议。陆游认为:“中国(指北宋)先取蜀、南粤、江南、吴越、太原,最后取幽州,则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渭南文集·书通鉴后》)。”清初学者王船山也说:“向令宋祖乘立国之初……能捐疑     

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的再探讨

<正>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和赵普等人经多方论证,提出并实施了“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即先征取江南诸国,然后统一北方)。关于这一策略,学术界已有了较多的研究,意见分歧也很大。本文拟从前人较少注意的一些方面,提出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敬俟教正。 一、南征次第与依据——宋太祖的战术思路和其对地运南迁的战略认识 早在北宋之前,李谷和王朴等就提出过“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李谷认为,统一天下,应首先自“江淮”始,“取江淮如探囊中物耳。”(《南唐书·韩熙载传》)王朴受李谷的影响,也     

元朝蒙古族教育概况

元朝是以蒙古族贵族为主体的蒙、汉族统治阶级的联合政权。 蒙古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是从公元一二六○年忽必烈即位并定都大都(今北京)开始的。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为了维护蒙古族统治者的统治,他曾向内地一些汉族隐士“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根据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元世祖忽必烈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使用前朝隐士、兴办学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首先采取了“重农为本”和“用贤为先,用贤则天下治,重农则百姓足”的治国安民方针。这样的治国方针的实现,必然要有求于教育、科学的发展。因此,元朝“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 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教育,忽必烈即位后,及时于元统二年十二月甲戍,“诏整治学校”,在建国初期,建立了管理学校的机构——集贤院。集贤院的任务是“掌提     

《宋书》考疑（七）

《宋书》考疑（七）丁福林《卷七十六·宗悫传》孝武即位，以为左卫将军，封洮阳侯。（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版点校本，第１９７２页）按：“左卫将军”，《南史·宗悫传》同。今考本书《沈庆之传》载孝武帝即位后之封功臣诏，有“新除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宗悫”（２０...     

成王即位与改元时之年龄考辨

周立国不久,武王死,成王即位,战国秦汉间的载籍谓这时成王年龄幼小,且其说不一。本文拟对这些说法及其实际年龄作一考察,并涉及与之相关的古礼问题。 一、战国秦汉时人的说法与后人的认识 关于成王即位时的年龄,战国秦汉间说法很多。因时代相同,则说法相近。 战国时人认为武王死,成王尚幼。《荀子·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逸周书·明堂位》谓武王死,“成王嗣,幼弱”;《礼记·明堂位》亦同。     

关于唐德宗评价的几个问题

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认为,从建中四年(783)开始,德宗对大臣表现出的比较严重的猜忌防范,是其本性猜忌所造成的。如《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条认为:“上(德宗)性多忌”。《唐史论断》、《读通鉴论》也有类似观点,我认为这不合史实。 德宗继位伊始并不猜忌防范大臣。史载“上初即位,庶务皆委宰司”,并希望宰臣们与他“戮力同心,以成大化”。任命崔祐甫为相后,“悉以国务委之”,并对他说:“朕与卿道合,天下细事,卿宜随便剖奏,无乃多疑朕也。”崔祐甫染疾卧病在家后,德宗也“大事必密咨以决焉”。但后来,德宗不再这样信任大臣,而是表现极其严重的对大臣的猜忌防范,但这种转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受经于[张]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宫,访以庶政,大小之事皆咨之。翌日,诏居翰林,恩礼甚厚,亲重莫比,自博士迁散骑常侍。上方属意宰辅,唯贤是择,故求人于不次之地。涉举怀州剌史乔     

唐代枢密使与神策中尉之比较研究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宦官成为左右中枢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宪宗元和年间基本确立的枢密使制使宦官参政合法化,德宗贞元年间确立的神策军护军中尉制则标志着宦官对中央禁军领导权的最终确立。枢密使与神策中尉也因此成为最有权势的宦官,被合称为“四贵”。他们在唐后期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极为引人注目。     

雷简夫与“三苏”

<正> 北宋雷简夫与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关系鲜为人知。后世多以为苏氏父子纯系上层要人荐拔,殊不知雷简夫亦有举荐之功。雷简夫(1001—?),宇太简,同州合阳洼雷村(今陕西省合阳县雷家洼村)人。《宋史》卷二百七十八有雷家四代之传:雷德骧、子雷有终、孙雷孝先、曾孙雷简夫。《雷德骧》传云:“雷德骤同州合阳人”,“宋初,拜殿中侍御史,改屯田员外郎、判大理专。”后累迁右谏议大夫、户部传郎等职。明嘉靖二十年(1541)魏挺揆所撰《合阳县志》及《同州府志》亦有雷家祖孙传记。以上正史及地方志所记,均与1972年在合阳县杨家庄乡南太册村出土的《大家故雷公(有终)之墓志铭》内容相一致,俱言雷家四代有文韬武略,被时人誉之为“诤臣”、“勇将”。初时,雷简夫不乐仕进,仁宗康定中,枢密使杜衍荐之,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签书秦州观察判官。转知坊州、阆州,又因张方平之荐     

南唐词之感伤与时代之衰亡

人们习惯于把南唐词和西蜀词相提并论 ,实际上南唐词的感伤风格和西蜀词的艳冶风格有很大区别。南唐词特有的感伤风格与南唐衰亡的时代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即“衰亡时代的艺术重主观”。     

秦国“四贵”及其覆亡

临潼县斜口公社芷阳沟有一座宣太后墓。秦昭襄王即位后,以母宣太后为后台老板,形成一个贵极富溢的“巨室”集团。 公元前三○六年,秦武王举鼎砸断腿送了命,宣太后及其弟魏冉等把武王后驱逐到魏国,逼死武王母惠文后,“昭王诸弟兄不善者皆灭之”,控制了秦国政权。宣太后“恃国母之尊”,实行“专制”。魏冉“独任国相”,泾阳君、高陵君、华阳君“三者更将”,“各立门户”。“自有秩以上至诸大     

光绪慈禧崩逝后檄文事件考论

光绪、慈禧去逝后,留日学生朱增澹等人冒用杨度所创立的宪政公会之名向国内各地寄送传单,攻击袁世凯弑君谋逆,影射醇亲王载沣谋子即位大做手脚,号召国人兴兵入京杀袁世凯为光绪皇帝报仇。传单引起清廷内部极度恐慌,下令对来自海外的信函严密检查,并请求日本政府协助调查传单的制造者。日本政府警告朱增澹等人停止寄发传单,但并没有将调查结果通报清政府。清政府虽怀疑是侨居日本的中国人印制并传播了檄文,但究竟何人所为,清政府始终未能获悉实情。     

先媒配祭与惧死祈生——论二《湘》、二《司命》及《九歌》的篇章结构

<正> 《九歌》的研究,争论迭起,诸如篇章次序、神鬼属性、篇数名实等方面,不乏卓识。细玩《九歌》篇谗之结构,实有其礼仪背景与古俗观念为依据。周代之祀,最重“顺祀”与“配祭”,《九歌》之祀亦不出其制《国语·楚语下》记述楚国巫觋宗祝之流,其职乃在“使制神之处位次主”,韦昭谓为“次其尊卑先后”云云。此风非仅在楚,素称圣贤礼义之邦的鲁国亦如是:夏父无忌欲升信公于闵公之上而祀之,按《左·闵二年》所记:闵公被杀后,僖公才继之即位,于祭,闵当在僖上。故夏父无忌之举被称作“逆祀”。展禽称之为     

人中麟凤有戴胄

戴胄字玄胤,唐代相州安阳人。在隋朝大业末年曾为门下省录事,越王侗即位后,任之以给事郎、外兵曹参军,后因劝阻王世充谋篡帝位,被黜为郑州长史,与王世充兄子行本一道镇守武牢。唐将李破武牢,胄被擒,以“有干局”被引为秦王府士曹参军。李世民即位后,任兵部郎中、大理寺少卿、封武昌县男。贞观二年为尚书省右丞,俄迁左丞,三年又领     

试论李煜的生活与其创作的关系

五代南唐末代国主李煜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李煜才貌不凡,人称他“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成天混迹于粉黛裙钗里,风流倜傥,而又性情儒懦。李煜二十五岁继位,三十九岁时南唐被赵宋所灭而成为俘虏,不久被宋太宗赵光义赐死,年仅四十二岁。在他短促的一生中,既有身为国主、享尽荣华富贵的经历,又有沦为亡国之君、做阶下囚的悲惨遭遇。这种前后荣与衰、乐与悲的强烈反差,极大地改变了李煜的性情与气质,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唐先主李昪行事述略

南唐立国仅三十九年,共历三主。先后三代君主当中,以文学成就而言,儿子都大大地超过了父亲,一代胜过一代。但是,如果从政治成就上来进行考察,则一代不如一代。先主李昪是南唐国的创建者。他不仅从杨行密和徐温后人的手里篡代成功,创立了南唐政权,而且实施了一套有别于杨吴政权后期的、比较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力的措施和政策,使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奠定了这个封建割据小国相对强盛的规模和基础。南唐先主李昪(公元八八八——九四三年),或云字正伦,小字彭奴,即位后始改今名。原为杨吴政权的权臣徐温(字端美)的养子,是在战争中掳来的一个孤儿。他生于兵火战乱的年月,自幼怙恃俱失,以髫稚之年便转徙民间,曾有一段十分痛苦的经历。这使他自幼便洞悉民间的疾苦,对于他日后的思想及行事都有很大的影响。所谓“先长丧乱,知人艰苦,故不以富贵自处,唯务节俭”,以及“生长兵间,知民厌乱。在位七年,兵不妄动,境内赖以休息”,便是证明。更由于在长期与政敌的争夺之中,使他直观地、部分地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对他帝业成败的重大影响。因此,李昪在一生中都比较重视生产,关心民膜,实行了不少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总的来说,在辅吴时期,李昪的决策行事不能不受到徐温及吴主杨溥等多方的掣肘,因此,这些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受到局限,有些还只能在局部地区作为临时措施推行。直到公元九三七年南唐正式建国之后,他成了一国之主,才能更放手地来推行他的改革措施。李昪在位虽然仅有六年的时间,但这是他最有作为的时期,也是最值得称道的时期。     

论王夫之的“天人之学”

王夫之“天人之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身心的关系,其“人从天治”与人有“功于天之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势合一即天”与“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可以造命”的人与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具有近代历史观的启蒙意义;其“先天之性,天成也。后天之性,习成之”的人与人之身心关系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性学说,突出了“习成”对“天成”的实践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框架。     

试论北宋前期之枢相

北宋前期的枢相不是宰相 ,也不是宰相兼枢密使 ,而通常是指带侍中或平章事衔的特殊枢密使。本文对枢相的含义予以新的解释 ,探讨了其系衔方式、入选资格、待遇、人数及任期问题 ,肯定了其有利于中枢权力调配之作用 ,并指出其对财政支出带来压力的不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