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逻辑的性质

墨家逻辑有普遍性、真理性和科学性，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典型，民族智慧的结晶，传统文化的珍品，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认真研究、继承和弘扬。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问题质疑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是：中国古代逻辑是传统逻辑，中国逻辑史也就是传统逻辑的历史。本文认为，“古代逻辑”是历史的分期，“传统逻辑”是指一种逻辑类型，两者不能混同。传统逻辑和古代逻辑虽然都用自然语言表达，但也不能根据表述语言的同异将中国古代逻辑归属于传统逻辑。另一见解则将逻辑问题归结为语形问题。本文认为语形虽然是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应从语形、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诞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不应用西方逻辑框架来套中国古代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看似零散,但却有其内在的逻辑严整性。大致分为：现象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现实存在;原因分析：民族和民族问题何以存在;解决途径：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何在这样三大板块。从中也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辩证关系。     

作为一个逻辑学家的康德

康德是对人类的逻辑思想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然而，长期以来他的逻辑思想却一直未能得到逻辑史学家们的承认。文章结合有关文献资料论证了康德对逻辑科学的理论贡献和产生的影响，分析了它们之所以不被正统逻辑史学家们接纳的一些因素。     

梁启超关于名辩、逻辑与因明的比较

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主张并非始自今日,但近年来这一主张却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当今秉持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者,既有承继以往学术界类似观点的一面,又有基于对近代以来的比较逻辑研究进行反思之后得出结论的特点。梁启超是对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首次进行系统比较的学者,他第一次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古代有逻辑"。在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翻检梁启超的相关研究,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代有逻辑"这一命题的原始含义,化解当今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者对20世纪众多学者关于三大逻辑比较研究之成果所提出的挑战,均具有借鉴价值。同时,这种新的回顾,对于如何推进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如何使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比较呈现新的气象,亦无疑会指出一种路向。     

浅析《墨子》论辩中的非逻辑方法

墨家学说作为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墨学中所包含的逻辑方法,经过后世学者的发掘整理,在中国逻辑史上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以致现在有些论者一提到《墨子》中的论辩,就必称逻辑。其实《墨子》论辩中除了包含演绎、归纳、类比等逻辑方法之外,还包含着比喻、想象、直觉等非逻辑方法。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因明、“墨辩”、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

古印度的因明、古中国的“墨辩”及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是逻辑科学的三大源流。作者把这三大逻辑学说进行比较,从基本推理形式可相互贯通等四个方面概述它们的共同之点,从价值取向、对逻辑问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形式化程度、历史命运及对后世的影响等五个方面分析它们的相异之处。     

简论逻辑的应用理论研究——关于商贸逻辑的构想

逻辑基础理论研究、逻辑应用理论研究和逻辑理论应用研究三个概念各有其内涵，既不能混淆又不能把它们完全孤立起来。应用理论研究具有必然性和丰富性。商贸逻辑是商贸思维领域的应用理论研究，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     

演绎的鼻祖非逻辑的代表--古希腊数学与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与反思

古希腊数学与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明显的区别,简单扼要地说前者重逻辑,后者重算法.它们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因此概念、算法及推理均有很大差别.     

《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从当代视野看，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     

中西逻辑发展差异的成因探析

先秦时代的中国和古西腊同为世界逻辑的发源地,但是中西逻辑却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差异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对中西逻辑不同发展道路的成因的研究中,重政治伦理的思维、重实践功利的科学观和不善作微观分析的思维习惯是影响中国逻辑发展的诸因素。中国的逻辑只有吸收西方逻辑的长处才能得到新的发展。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特有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出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涉及了与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推理理论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汪奠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结果,但他的单纯历史分析方法、特殊的逻辑观和特殊的逻辑史观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反思,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墨经》的“援”式类推

“援”式类推体现了《墨经》的逻辑类型, 《墨经》的逻辑类型是不同于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类推逻辑。从《墨经》所讨论的主要推论形式出发来了解古代逻辑初创时期的逻辑类型, 不仅对研究中国逻辑史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而且对于丰富和发展普通逻辑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古代中国与希腊政治思想发生时期的文化背景与前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希腊思想是在近乎相同的历史时刻发生的,思想发生时期的文化背景与前思想资源,决定了这两种思想传统各自的发展路向。古代中国与希腊各不相同的数理科学背景决定了思想家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水平,中国古代数学没有完成逻辑化的过程,相应地导致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过程的滞后。不同的神话、史诗传统也在根本上影响了思想家对于道德问题的理解方式。     

驳中国古代无逻辑学论——与程仲棠教授商榷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王国维的中国古代无逻辑学论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古代逻辑并未意识形态化;中国古代逻辑并非根本没有研究推理形式;普通思维发展成熟乃是产生逻辑学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应彻底摒弃"据西释中"论.     

论波爱修斯与古代逻辑

波爱修斯是古代逻辑向中世纪逻辑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他翻译和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探讨了波菲利关于共相的三个问题;对假言命题和假言三段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斯多亚学派之后重新奠定了命题逻辑在整个逻辑学说中应有的地位.波爱修斯的逻辑理论是中世纪逻辑学进步的主要源泉.     

中国逻辑元研究

当今中国逻辑元研究的主题,是用现代语言和逻辑工具诠释中国逻辑文本,揭示中国逻辑的 体系、内容、本质和规律,比较中外逻辑异同。中国逻辑元研究的研究价值是继承弘扬中国逻辑精华。中国逻 辑元研究期待兼容博采,促进中国逻辑的发展和中外逻辑融合。     

辩证逻辑发展探微

辩证逻辑的历史源远流长,萌发于古代,与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的发展密切相关。这种辩证思维及辩证逻辑的萌芽具有一定的生动性、直观性,尽管还带有臆测性或猜测性,但对后人及辩证逻辑的发展有一定的启迪。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及辩证逻辑的萌芽经过漫长的积淀,直到近代,在黑格尔那里才得到系统的阐述。而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建构与对辩证思维的系统阐述又深受康德的影响。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体系,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辩证思维的发展、辩证思维的本质和辩证思维的思维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列宁对辩证逻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辩证逻辑的重要论述。     

论西方逻辑学的超越与我国大学逻辑教育

逻辑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是科技文化学和科技教育学的重要命题。有一种"中国古代无逻辑"的说法,是一种误识,影响了对逻辑的深刻认识和影响了对逻辑的教育,需要改变和超越:其一,中国古代没有明细的逻辑学并不妨碍其他学术的发展。其二,中国古典哲学的有些基本概念和观念的提出超越了西学。其三,按照中国古代观念,逻辑不是形式是名理,辩证不是逻辑是易道,辩证法与逻辑学是统一的。据此提出逻辑学中国化方案,建议增加三条定律:定义的约定俗成律、判断的同异交得律和推理的容欠理由律。我国大学高等教育的辩证法课,应重新设计,以克服西方传统逻辑学的狭隘和局限。     

"李约瑟问题"的深层解读——从逻辑的观点看

“李约瑟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学术界。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答方案 ,但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笔者从逻辑学的角度对“李约瑟问题”深层解读后认为 :“李约瑟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启发我们对“科学”和“技术”的区分及其内在机制进行再思考 ;造成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和近代科学落后的关键因素是逻辑传统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