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复辞辞格的审美特点

复辞这种辞格有自身独特的审美特点。在先秦作品中,主要体现为诗经整齐、匀称的形式与诗经中复辞的语形整齐美(对称美),诗经儒家温柔敦厚、情理中和的内容与诗经中复辞的节奏和谐美(中和美),诸子散文复辞的理性精神美。楚辞复辞的参差美,历史散文复辞的语形繁复美。     

三探同一律问题

<正> 本文主要是从思维的根本原理出发论述同一律的真正意义和客观基础。 逻辑学就是讲理的学问。所谓理就是同异关系。理有事理和论理之分,事理的本质是矛盾,论理的本质是同一。形式逻辑专讲论理,以要求合乎论理为其真正意义,以论理为其最主要的客观基础。辩证逻辑则要求合乎事理,要以事理为其客观基础。无论理不能明事理。因此,人类理性乃是先认识论     

论情理法关系的理性定位

重新审视并理性定位情理法三者间的关系,既是当下中国法治重拾自信,找回自我发展路径的制度需要,又是回应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历史大势的外在要求。情理与法律关系的科学定位必须从理性地解析情理的内涵与外延入手,"情"具有法律之情意与情感两个面向,"理"则表现为法律的原理、定理、公理与道理这四个身位。与之无关的情理不应该纳入情理法的关系架构。情理是法律优化与进化的基础,而法律是情理得以固化与强化的条件。     

中西早期美学思想比较

东西方早期美学进行着一样的追求、两样的探索 :古希腊美学缘于艺术创造实践的困惑 ,进行理性的沉思、探究 ,以纯粹理性一步步筑起理论体系之大厦 ,展现了美的形式和内容之结构性和谐 ;先秦美学缘于艺术应用实践的忧患 ,因忧患而进行天人的冥想、穷索 ,在实践理性的反复的综合中一再将美学理论引向深处 ,充溢着美服从于人文之和谐。     

英语暗喻的美学因素

英语暗喻辞效有力非凡,与其内在机制中所隐含的美学因素有相当的关系:其新颖美,其简洁美,其生动美,其曲折美,其含蓄美。     

论李贺诗歌独特之“理”

在中唐众星璀灿的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李贺以其瑰奇诡异“虚荒诞幻”的诗作卓然独立,大放异彩.然自晚唐诗人杜牧那句“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的评语一出,长期以来,在我国诗评界,李贺诗歌“少理”便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调为主,而失于少理”.王礼锡先生也说;“他的‘怪’的修辞法有时几乎超出了情理之外,所以招‘稍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之讥”.刘开杨先生则说:“余以为长吉诗多佳句,然短于篇法,……     

和谐发展的"圆理"

和谐发展,是以心和、人和、天和为特征和指向的发展模式。这种基于东方文化的发展模式是发展智慧的集大成,演绎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求真、向善、达美之圆。和谐发展观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圆理”：天道生生、圆融互润的智慧之圆展示了和谐生物的“圆真之理”;天道酬善、惠及众生的伦理之圆,给我们指出了和谐伦理的“圆善之理”,这一“圆理”要求我们法和谐酬善之道,描万有向善之圆;天道和美、魅力四射的美丽之圆,诠释了和谐生关的“圆关之理”,这一“圆理”要求我们修和谐生美之道,绘万有和关之圆。全真呈圆,至善象圆,大美似圆,和谐发展中的“三圆哲学”使其成为发展的至高境界。     

略论刘勰的情感美学观

本文认为 ,刘勰的情感美学观以“情文”观念为本体依据 ,在情与物的关系上申明情物互动而突出“情观”意识 ;在情与形(形式)的关系上讲求情辞一体而强调“文辞尽情”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提出情理同致而强调“理融情畅”。     

改文风：党报评论创新发展的着力点

要不断提高党报的传播能力和引导能力,消除其在受众中的刻板印象,党报评论工作尤其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在改文风上多下功夫,增强其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党报评论改文风必须具有人文情怀和形象之美;党报评论改文风必须做到通情达理、情理交融;党报评论改文风重在言之有文、辞达理举、焕发文采;党报评论改文风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管理伦理视域下情理-治理范式的价值与重构

情理-治理范式既包含了客观层面上的事理,也包含了主观层面上的情理,构建了情理-治理的有机体,彰显了管理伦理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情感的体验者、治理的践行者,包括管理工作的领导、部门负责人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等,皆是作为这一管理范式的主体,而构成管理伦理建设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对管理伦理建设过程中“情理”和“治理”的协同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视。现通过搭建情理-治理新范式,强调以“情理”为管理基础,以“治理”为管理保障,着重突出情理-治理范式在保障管理工作运行、彰显“人性化”工作特质、提升管理对象能力素养等方面的管理伦理现实价值,并从逻辑建构、制衡机理建构、机制转换、基础保障、氛围创设等角度重构框架,使“德理”在管理伦理中发挥推动作用。     

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哲学的重建——以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的“理性”观念为中心

20世纪新儒学的创获是全方位的,尤以哲学的建树为最,其中理性主义的重建是最重要的一环。本文着重于呈现现代儒学家是如何将理、理性与传统的心整合到一起的。梁漱溟的理性概念最富有想象力,他直接将西方的理性概念嫁接到心学上,提出理性、理智、情理等概念,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理性"概念创立的先河。冯友兰与牟宗三则各自以理为中心和以心为中心,试图将心、理二者统一起来,将普遍性与个体性、自由统一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的特色,也是我们以后需要继续致力的方向。     

“理辞”与“苗例”

苗族理辞是贵州省黔东南州及其周边苗族地区民间理老判断纠纷时所依据的律例,是苗族古代社会法典和判例的集成;而苗例则是以当地苗族民间的议榔立法、理老司法和鼓社执法为核心的苗族习惯法系统。苗例是以议榔立法、理老司法和鼓社执法为核心的苗族习惯法体系。议榔所立之法经过历代的完善和固化而被诗化,即成为理辞,理老对案件的裁判以事实为依据,以理辞为准绳,理辞具有法律文本或者法律条例的功能和性质。     

试论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

屈原作品,前人或称之为“屈辞”,这比称作“屈赋”要好。但其本原却至今没有辨明。本文试图从文体功能、语言结构两个方面说明屈辞的形式,是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的创造结果。上先秦文体,有“辞”一类。以我所见,辞有四义: 其一,冤臣之讼辞。《说文》: “辞,说也。从禹辛。禹辛,犹理辜也。”理辜即申辨。后遂指申辨之言为辞。如《书·吕刑》“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周礼·乡士》“听其狱讼,察其辞”。古之理辜,多祈神判。如舜时使皋陶为理狱之官,作五刑;其人死而为神,实为招摇之星。其人治狱,事一神羊,其罪疑者,使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其羊一角,“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古者神人以献黄帝,后世楚王亦曾获之。此最初之神判。《墨子·明鬼》谓齐庄君有臣,曰王里国、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以情抗理 以情役律──论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

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包括“情生诗歌”的情本论、出生入死的情感超越论、以情抗理的情理观和以情役律的情形（形式）观,分别解答了情感与艺术、情感与现实、情感与理性、情感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其对美学主体性和个性解放的热切呼唤,代表着时代的美学潮动和精神脉动,由此而昭示出其在明清情感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与自我

从中西传统文化中不同的自我观的角度,考察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发展的历程可知:先秦儒家以表现"互倚型自我"之"仁"德为美,道家以表现"无我"为美;秦汉至唐宋时期,以"无我"为美的思想蕴含了以"自我表现"为美的思想;明末清初走向以"独立型自我"的自我表现为美。中华文化传统的审美意识在未来若能多一点独立型的自我意识,则更添光彩。     

论道德实践中的情理辩证法

道德实践中情理关系的澄明，有助于坚定道德信念，理清修养的次第与旨趣。就自觉性与超越性而言，情感在道德中似乎较为消极，但论及自主性，道德还是以情为本的。践行理性观念的意志所压抑的不是情感，而是情感的直接欲求，道德实践真实成就的是情感的创造进化。由伦理而道德的过程，首先要经受观念与自然之对立，即伦理化道德的他律阶段。以理化情的意志践行绝不止于情与理一定比例下的交融，终将实现“德性自证”的“反身而诚”,证成自由意志的情理不二、理欲合一、全事即理的本体性格，及其普遍立法不离特殊的“应化”“创造”特点。     

钱学三境界

博采精鉴、深思妙悟、融贯打通是钱学独有的三境界。如果说博采精鉴体现了钱学视界大、眼力高的特色,那么深思妙悟则体现了钱学敏于思、妙于悟的特色。前者由中西合璧式的浩博之学而臻于老吏断狱、拔俗不群的鉴别力,后者由旁鹜八极的连类之思而臻于透彻玲珑的悟性。在此基础上钱钟书更辟出融贯打能之极境,将不同文体、不同学科乃至古今中西贯而通之,将心理情理事理物理乃至宇宙至理笼而统之,从而为20世纪中国学术划上完善的句子。     

论《牡丹亭》和《仲夏夜之梦》的情与理矛盾

本文对比了《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异同和特点 ,论述在以梦幻描写爱情的情与理矛盾中 ,牡剧着重揭示情与礼法之理的矛盾 ,讴歌人间的至情 ,抨击扼杀人性的“理” ,仲剧侧重情与认知的理性的矛盾 ,既颂扬了爱情的神奇魅力 ,又指出它的弱点 ,显示了前者反封建理学的进步性和后者对爱情二重性的浪漫主义现实性 ,这种东西方艺术遗产正是我们推进现代文艺创作情理观的思想瑰宝。     

席勒的崇高论——崇高与美

席勒把美分为刚毅的美和柔软的美(阳刚的美和阴柔的美),实际上就是西方美学史上所谓的优美和崇高。席勒把优美和崇高作为一个整体,与自由联系起来。从整体上来看,美是现象中的自由,可是,优美和崇高所表现的自由是不同的,优美是在感性与理性的协调与和谐之中表现的自由,而崇高是在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和冲突之中表现出来的自由,席勒还根据感性与理性的矛盾性质把崇高划分为理论的崇高和实践的崇高。席勒总结了西方美学史上的崇高理论,把美与崇高的共同本质和各自特征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