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系统展示契丹民族风情的文化史著──《辽代契丹习俗史》略评

契丹是公元4世纪兴起于中国北方的一支少数民族。公元It世纪初，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请部，建立起了强大的契丹辽朝政权，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胜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史·地理志》）公元1125年，金灭辽。此后，契丹人逐渐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有辽一代200余年，契丹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往，民族史学者对辽代契丹人习俗文化的研究多显零散，不成系统，无法反映契丹人习俗文化的全貌。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国庆先生等撰著的《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     

论辽代宗教文化

论辽代宗教文化黄震云公元９０７年（辽太祖元年），耶律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职务，至公元１１２５年（保大五年）天祚帝耶律延禧被金兵俘获，辽亡、辽代历时２１８年。二百多年间，契丹民族延袭了唐代三教论衡的传统，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崇尚自然力的原始宗教和汉民族的儒...     

从赤峰地区辽代佛塔看辽代佛像的造像艺术

佛教在取代了契丹族原本的宗教信仰萨满教之后,在辽地逐渐走向兴盛。可以说,佛教丰富了契丹民族的宗教体系,同时,也在辽地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佛塔和佛教造像艺术。研究赤峰地区辽代佛塔和佛塔上的佛像,有助于了解辽代契丹族的宗教信仰和辽代佛教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了解契丹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更有助于了解契丹民族的审美取向。     

辽代南宰相府探讨

辽代北面官系统设有北、南两个宰相府。这在契丹民族史和辽史中都是引人注目的问题。本文拟对南宰相府的设立、职官设置及这个部门的职能做一粗浅探讨。一、南宰相府的设立在辽代北面官系统中，南宰相府是一个重要部门。《辽史·百官志》将其作为与北宰相府相对应的北面朝官机构记载下来。但是，关于这个部门何时设立，甚至其主管官南府宰相最早设置于何时也难觅其踪。“宰相”这个职官，在契丹本族的职官中是没有的。辽代北面官系统的宰相职官，应当说是契丹族在与中原封建皇朝长期交往中继承、改造传统官制的结果。《辽史》修撰者音译了许…     

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

酿酒 辽代契丹人的酿酒分官酿和私酿两种。在皇都上京城内建造的酿酒工场——麹院属官酿。麹院酿制的酒,主要供契丹皇室人员及高级官吏们饮用。民间酿酒的小作坊——酒家属私酿。主要满足下级官吏和平民百姓们饮用。当然,由于“酒家”的私人酿酒“风味”独特,所以,偶尔契丹皇帝也“微服”到这些“酒家”赐银“市酒”。如辽穆宗耶律璟就曾     

辽代捺钵制度研究

辽代的捺钵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颇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它起源于契丹人的游猎生活。所谓捺钵制度主要是指以辽代皇帝为中心 ,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四时捺钵是辽代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和契丹族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一项政治制度 ,四时捺钵不仅对辽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也影响到了后世的金、元、清三朝     

试探以“贤”著称的契丹皇族成员耶律宗政

辽道宗请于八年（106年），进士王宫奉敕为耶律宗政撰写墓志，终篇之际，以“来者有识，知贤王兮”’落笔，表明了他对耶律宗政的总体看法。同时，也希望后入读此墓志者能有相同的认识。九百多年过去了，这篇墓志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辽朝圣宗、兴宗、道完三位皇帝当政时期的许多难得的史料，弥补了《辽史跨文献的不足，特别是为全面地研究耶律宗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对于耶律宗政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无疑将从一个侧面促进辽史、契丹史的深入研究。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族别和身世是决定一个人仕途和生活前景的重要因素。辽代契丹族统治者也…     

辽代燕云地区佛教文化探论

辽代燕云地区崇佛信教者不分民族(汉、契丹均有)、不分阶层(贵族、平民均有)、不分性别(有男也有女),呈现出普及性和大众化的趋势;广大僧俗信徒组邑社、建寺庙塔幢、刻经讲经,佛事活动呈现多样性和繁复化倾向;佛教流派以密宗为主,并吸纳其他宗派教义“有用”成分及契丹原始萨满教中与密宗教义相类部分,同时杂采西域和中原佛教,文化内涵呈现兼容性和地域化特征。辽代燕云地区佛教文化之所以出现繁盛景象,尽管成因错综复杂,但却有它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主要与唐及五代两次灭佛、契丹皇帝支持、社会民众需求及经济利益驱动有关。     

东丹王耶律倍研究

东丹王耶律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长子,辽代契丹族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勤奋好学,热衷中原文化学习并推广之,把中原文化引入契丹社会,促进了契丹文化的发展。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来到后唐,更加促进了契丹与汉族间的文化交流。耶律倍性格沉稳、仁厚,但有些孤僻、内向,在其短暂的38年人生岁月中,先后经历了由贵为人皇王到漂泊异乡的游子这一身份的转变,其人格特性也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耶律倍的施政策略、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诗画作品中都能表现出他的人格特性及其变化。     

辽朝赐名赐姓现象论析

赐名赐姓是辽朝皇帝维护统治的一项重要政治手段，不仅具有拉拢之意，更是与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动紧密相连。赐人以名贯穿辽朝发展始终，对象相对广泛，且各有侧重，大多赐予汉人契丹名，对契丹人赐予汉名或者赐字，其中寄意是赏赐的一项重要原则。辽朝皇帝赐予姓氏有萧姓和耶律国姓两种，赐人以姓始于辽太宗时期，辽圣宗统和年间以后，均是赐耶律国姓予汉族士人，是统治者应时局变动作出的抉择，同时也透视着汉族士人地位的升降、权力的变化。     

契丹族葬俗中的面具、网络与萨满教的关系——兼与马洪路同志商榷

辽代契丹人墓葬中出土的面具和网络,作为一套完整的葬具,是考古界比较一致的认识,也是被文献和考古资料所证实了的。当然,即使在辽代晚期的墓葬中,也有出网络而不出面具,或者出面具而不出网络的情况,说明这一制度虽已形成,然而还不够严格。有的同志就此已做过较多的论述。①马洪路同志于《考古》1983年第3期上发表的《契丹族葬俗中     

释《辽史》中的“大汉”一名——兼论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问题

《辽史.圣宗纪》西南路招讨使"大汉"之所指,历来颇有争议。本文根据近年出土的辽代汉文和契丹小字石刻资料,解决了这一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点。"大汉"乃是韩德威的契丹语小名,即契丹小字石刻中■■■一名的汉译。关于此名第一个原字■的音值构拟,学界众说纷纭,根据上述释读结果,并参以其他契丹大小字石刻资料,本文将原字■的音值拟作[ta]。     

关于辽代长白山女真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中外古籍对长白山女真的不同称谓 辽代长白山女真,《辽史》记作“长白山三十部女直”,《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作“女直三十首领”,《高丽史》则记作“女真三十姓部落”。 《高丽史》记载说:“显宗三年(1012年)春二月甲辰,女真酋长麻尸底,率三十姓部     

辽代帝王简谥钩沉——以王士点《禁扁》为中心

元人王士点所著《禁扁》一书中保留了一套以一字简谥指代辽朝皇帝的称谓系统,在现存的历史记载中十分罕见。根据此书卷首《引用书目》,钩稽元修《辽史》中零星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这套称谓系统当出自金陈大任编纂之《辽史》。通过对比同时期其他王朝的谥号制度,全面考察辽代帝王谥号的内容特点及使用情况,本文揭出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辽代皇帝谥号的核心部分直接采用汉朝谥法,故与唐宋谥号形同而实异,这也正是《禁扁》所见筒谥系统产生的根源所在。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金初“因辽旧俗” ,官制更是“踵辽官名” ,因此《金史》中有许多官名与《辽史》相同。本文通过对《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考察 ,证以女真语词义 ,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明了这些契丹、女真语官名的本义 ,不仅可以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根据 ,而且还可为两种语言尤其是契丹语研究提供资料 ,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     

辽代契丹族“女教之道”的提倡者——记女“苏武式”人物萧意辛

萧意辛是辽代晚期契丹民族中颇为典型的人物。《辽史》虽然有《传》,但仅仅四百字左右,故仍然事迹不明,面貌不清。这是治辽史者长期以来没有问津她的原因之一。 其实,她的经历和主张,并非一般,在研究北方民族关系史、契丹民族文化史和伦理道德史时,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代表。     

辽代墓葬的研究和对契丹文化的再认识探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辽代考古挖掘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史学界加强了对于辽代墓葬、石刻碑文墓志等文物的关注,并由此进一步窥探辽代不同时期的契丹文化,从而丰富我国史学界关于辽代民俗、社会以及民族融合等史料内容。本文基于此,着重论述辽代墓葬发展的三大时期,并就各时期墓葬所反映的契丹文化进行总结。     

辽太宗引进佛教白衣观音像

辽以释废，金因儒亡。元人的总结虽然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关于佛教在辽代的发展，耶律德光的作用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刘浦江指出：“菩萨堂的建立是辽朝佛教政策发生转折的一个标志……从此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开始为契丹族所接受，并渐渐在契丹社会中流行开来。”辽代的“拜山仪”即于木叶山祭天神地祗仪，为最高宗教仪式，自太宗将白衣观音像迁于木叶山庙，尊为家神后，     

辽代契丹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

契丹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古代民族之一,从南北朝时代起,就和中原汉族及其它民族发生了联系。唐末五代,契丹的迭刺部中流入了很多的汉人,在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比较迅速,最后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国家政权。北宋统一中原,辽仍控制着今天的内蒙古、东北、河北、山西等地区,和北宋王朝形成封建割据,直至一一二五年灭亡,前后凡二百余年。辽宋之间,初期虽也发生过战争,民族关系比较紧张,但从“澶渊结盟”以后,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的关系,彼此互派使节,并在边境互市,人民往来不绝;同时,契丹又和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接触,加强了经济、文化联系。这些都使契丹和各民族获得了共同的发展。     

西方社会对契丹和辽的认识与研究

契丹之名早在13世纪前就传播到西方,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传播和积淀,在西方社会被塑造成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东方理想国:地处中国边缘,富甲天下.探寻契丹的热望引领着西方航海探险家步入地理大发现时代.随着从航海中获得地理知识的积累,西方人才弄清契丹与中国本是一地,辽则是由契丹人建立的与中国宋王朝同期的一个国家(朝代).西方学者研究契丹与辽史始于19世纪后期.20世中期以前,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进展以及中外双向文化交流的增强,西方学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高潮,成果丰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至今约有专著十余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