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领袖与儒家民主

儒家民主主义者认为,如同现代儒家政治体必须从君主制转变到民主制一样,必须对儒家政治领袖的角色进行反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儒家必须摈弃传统儒家视野下的领袖观.尽管在现代民主儒学的新背景下,一些关键的儒家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新的意涵,但这些洞见的传统内涵依旧重要.陈祖为和陈永政在论证儒家强调领导力胜过制度这一观点上并无过错,但我们还应该重视那些儒家所依赖的用来培养和选拔贤德领袖的制度.儒家从未认为政治的运转可单独依赖于启发型的领袖,优秀领导力的运作依赖于一系列背景制度的支撑和推进.慈继伟认为儒家在深层次上是非民主的,但这一观点却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儒家必须向民主演进.儒家民主仍然需要政治领袖来扮演那些能够承继传统儒家领袖精神的角色,现代儒家需要通过拥抱人本民主,而不是民本威权主义,来解决传统儒学中的张力.     

制度与儒家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制度儒家

本文试图通过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儒家的特征。钱穆先生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切入视角,他在制度与人事之间更为注重人事,突出强调士人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但是未能充分地强调制度对人事的制约层面。而汉学家列文森则将儒家官僚制与君主制作为“理想型”,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思想史上的梳理,这种思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分析的影响。列文森是以儒家的现代命运作为基本问题意识,将传统中国向现代的转型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过于强调自宋至晚清这一阶段的思想史,忽略了秦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在这一方面,陈寅恪从儒学内部对中国政治传统与经学关系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干春松教授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中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努力。《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以权力—真理的关系为枢纽,对自先秦至晚清儒家制度化以及制度儒家化的过程进行了内在融贯的阐述,为我们把握儒家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相对整全的视角,同时本书将儒家在现代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出来,从而使得本书兼具思想与学术的双重内涵。     

冯友兰“接着讲”儒家教化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现代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取代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结构,这一变革对传统儒家社会伦理提出新的挑战,即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儒家伦理如何可能。冯友兰在接着讲的意义上阐发了儒家教化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性,积极阐发了传统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实现与发展。认识冯友兰对儒家伦理如何可能问题的思考,对促进研究冯友兰教育思想获得了更为扩展的意义与视野,而这亦是我们应自觉意识和积极展开的。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中国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对造就中国现代企业家是否有意义,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现代企业并不只有一种模式,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而有不同的模式.如果中国现代企业与中国儒家伦理相结合,将会产生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不同的中国的现代企业家精神.照儒家看,如果能用最合理的办法取得利润(赚钱)作为"手段",而以"公利" (也就是"公义")为"目的",我认为,这是符合儒家伦理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的.     

儒家之道与理性经营并重的闽商管理理念

<正>福建地区历来经商风气浓郁,闽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儒家经营理念指导下经商、管理以及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是怀抱儒家价值的商人或企业家,可称为"儒商"。历史上的儒商,只是传统商人中具有儒家气质和儒家价值观念的承担意识和实践品格的那一部分人。在现代市场     

先秦儒家的等级意识与人文精神之关系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意识与董仲舒之后的"制度化儒学"不同,其本意是社会、家庭生活中的每个人应在自己的位置上施行权力,同时也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先秦儒家提倡的等级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在社会等级意识、家庭等级意识中,更是处处彰显人文精神,先秦儒家还主张用"权变"的思想对待等级意识。先秦儒家的等级意识与人文精神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并且对现代生活有着重要启示。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大陆经历了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尚有两个问题有待于澄清：一是对现代新儒家范围的界定分歧太大，二是对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探讨不足。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现代儒者、现代儒家、现代新儒家三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主要在于：１．它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２．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新儒家由传统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经消化西方哲学的“方以智”，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３．传统儒家只言心性之学，未明言道德的形上学，现代新儒家则明言之；４．传统儒家没有开出知性之独立系统、现代新儒家则开出之。     

儒家礼俗的现代生命力

儒学在现代的生命力被遮蔽了。对儒家礼俗的重塑也许是开显儒学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向度。梁漱溟的礼俗儒学为我们阐述儒学的现代生命力提供了一个范例。梁漱溟所说的传统儒家礼俗至少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伦理责任,二是情感联系。他把礼俗关系而非法律关系看作现代社会组织建设的主导原则。建设现代礼俗社会需要汲取传统的资源,在儒家传统中有两个资源可以吸取,一是乡约的思想和制度,二是儒家讲学的风气。从梁漱溟的论述中得到的启示是,儒家礼俗生命力的发挥既要求礼俗儒学、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共同发展,又要求我们激发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论文化自觉意识观照下的儒家典籍的译介

儒家典籍中的哲学伦理思想是汉民族文化的结晶和历史积淀,对其进行译介是确立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在译介过程中我们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通过对以往的儒家典籍的译介的梳理发现,传统的译介实践常常是以外国译者为主体,以"西方中心"的理念为指导,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从而导致了儒家哲学思想被割裂和扭曲.在文化自觉意识的观照下,儒家典籍的译介应以中国译者为主体,在"文化平等对话"的理念指导下,采取异化的阻抗式的译介策略,这对弘扬和传播儒家文明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论儒家哲学的为人之本

在延绵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哲学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在儒家哲学中蕴涵着许多人类的智慧、先哲的思索和治国的精要。其中,"世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义为本,义以诚为本,诚以善为本"的"五本"思想,乃做人之根本,对其透析、解读之,会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启发。     

先秦儒家法的内涵、性质及其伦理精神

先秦儒家法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法的理论源头与文化基因.在理论内涵上,先秦儒家法是"礼"与"刑"的统一体;在性质定位上,先秦儒家法是一种"伦理法";在伦理价值上,宗法伦理是先秦儒家法的伦理精神.深入理解先秦儒家法思想的理论内涵、性质定位及其所蕴含的法伦理精神,无疑是我们把握秦汉以后儒家法思想和法律制度体系的关键,同时也是构建现代法律伦理学体系的重要资源.     

儒家学统的重建

在现代的学术语境中，师生关系和学问传承基本上是本之于一种客观实存的状态，在体制性的教育框架内也有迹可循，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学统”内涵已经相去甚远。如何在现代学术的背景之下，重新来梳理历史上的学统观念和其背后的道统意识，挖掘学统意义下的知识谱系及其线索，这对于我们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而更好地转化传统，将是大有裨益的。现代新儒家诸哲在诠释和发扬儒学之真精神方面，已经对“学统”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并且提出了各式的解释方案，这对我们进一步厘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帮助。     

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     

儒家道德人文精神的现代贯注——现代新儒家“社会控制”思想探微

时至今日,中国仍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作为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家对于如何顺利实现这种社会转型,提出了一套颇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的有关思想看作是一种“社会控制”理论。本文拟对现代新儒家这方面的有关思想作一简要地述评。 众所周知,现代新儒家的根本目标是要     

如何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取精今用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使用整体描述定性的研究方法意义不大。正确的方法是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剥离筛选出来为现代社会所用。虽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对社会的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丧失,但并不等于它的具体构成因子均一无是用。剥离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而"今用"的工作可分为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第二步是对分解后的儒家伦理文化因子加以梳理考察;第三步是加以评价分析;第四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第五个步骤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面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台湾新儒家哲学

台湾的现当代新儒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所面临的是西学东渐,传统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他们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台湾新儒家一直强调的是在文化研究上的现代方式,而不是传统的国粹派方式。比起他们的前辈师长,台湾新一代新儒家在与西方哲学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方面有着更多的层次和更自由的空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能参与到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的提出与解决过程中。台湾目前的新儒学学者已经明显地从老一辈的"卫道"情结转化为一种客观而平和的学理探讨态度,尤其是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台湾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发展儒学问题上,希望按前辈的学术思路"接着说"下去,而不是"照着说"。     

如何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取精今用SSCI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使用整体描述定性的研究方法意义不大。正确的方法是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剥离筛选出来为现代社会所用。虽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对社会的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丧失,但并不等于它的具体构成因子均一无是用。剥离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而"今用"的工作可分为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第二步是对分解后的儒家伦理文化因子加以梳理考察;第三步是加以评价分析;第四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第五个步骤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直觉与理性--梁漱溟对儒家理性概念的新诠

梁漱溟提出"直觉"和"理性"两概念,对传统儒学的良知本心思想作了现代诠释,把儒家所言心、知(或智),理解为一种"情意之知",或以"情意"活动为主体的体证和自觉作用.梁漱溟后期讲"理性",特别强调儒学的心、知论与西方哲学基于知、情对峙立场的理性和本能概念之区别.梁氏的新诠,既赋予了儒家良知本心概念以新的、现代的理论形式,同时亦对它的独特的理论内涵作了清晰的界定.它对我们从现代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哲学,把握其精神实质,仍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从文化立场看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中形成、发展的,它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有着特定的文化立场,即在现代条件下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立场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所在,因而也应该是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基本标准,我们可以舍弃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不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而把握他们的共同特质,从而真正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派、将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潮来看待,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去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