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解其中味——城市“父母相亲会”现象透析

“父母相亲”初长成 “父母相亲会”于2004年下半年出现于北京，最早始于崇文区的龙潭公园。2004年9月，《北京晚报》做了一个“为白领婚事支招”的栏目，一位家有大龄未婚子女的汪姓老师，给报社写了篇文章，提议那些和她有相同忧虑的父母们，主动联合起来，     

“天堂”之乡的养老之路——苏南农村养老模式的新探索

苏州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东临上海，西濒太湖，历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称。在“天堂”之乡农村养老情况如何，养老模式有哪些新发展新变化？我们最近带着这个课题，到昆山、吴江、常熟三市及部分镇、村进行了观察和调查研究，感受到苏南地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变化，农村养老模式出现了新的转型，农村老年人走上了“阳光养老”、“和谐养老”、“快乐养老”的幸福之路。     

长春老人王树芳，举办“父母相亲会”

吉林长春老人王树芳，在帮儿子找对象的时候，偶然发现孩子们的婚事已成为许多老人的一块心病。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公园内办起了“父母相亲会”，义务为那些老人的子女当“红娘”。两年多来，他先后帮助500多位青年找到心仪的对象。     

“铁娘子”吴仪的“侠骨柔肠”

●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SARS病毒也罢、盗版DVD蔓延也罢，或者是药品、食品安全也好只要提出了问题，中国领导层经常会派她“救火”。●她在国内以直率和严格著称，考察地方时不愿被当地蒙蔽。在一次考察血吸虫病态势时，刚下到基层就被一帮官员围住，于是她高喊：“干部们给我退下去，农民朋友们走上来。”●她之前曾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成为中国内阁成员中三位女性之一。其时有记者问她当部长有何感想，她说：“我从来没想当部长，现在已经是超计划了。”●她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不过她似乎更喜欢提自己的名字，在一次考察农村医疗问题时，她走到农民中间，用当地方言大声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是国务院的，我姓吴，叫吴仪。”     

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嘉定徐行村创建“特色文化村”

乡间的农村文化建设不能靠上级单位“送”下来，而是要在农村生活的土壤中自己“长”出来。嘉定徐行村在“特色文化村”创建试点中，积极挖掘传统草编、武术、放风筝等乡间原有的丰富民间文化资源。     

“剩斗士”催热网络“猎婚”

在介绍了十几个女孩失败,参加过几场大型相亲会未果之后,忧心忡忡的刘妈妈来了一招更狠的：让儿子去注册“百合网”,不,把所有婚恋网站统统注册一遍。     

相亲会上人挤人

女儿虚奔三十，当父母的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报上一登鼓楼公园有相亲会，激动得我一夜未眠，早餐随便吃点，撒腿直奔鼓楼。果然人头攒动，还有彩色的牌子一溜溜排开。大伯大妈同病相怜，牌子面前挤挤挨挨。赶相亲会我不算大姑娘坐轿第一遭，去年也赶过两场，劳而无功。但，灰心是不行的，继续是必须的。争分夺秒，先填个牌子挂起来。挤进去，手伸得老长要表格，可办事的女同胞就是不给，“带孩子的身份证了吗？”     

农村青年婚姻市场层级化的社会学分析

当前农村青年婚姻市场上,以"家庭地理位置"和"家庭经济条件"为分层标准,农村男青年被划分为不同的层级。不同层级的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上有着不同的处境:较高层级的男青年拥有较大的择偶主动权,中层的男青年也基本能够进入婚姻,较低层级的男青年择偶困难,成为大龄未婚男青年的风险较大。因此,形成不同层级的原因是性别比失衡使得农民经济上的分化在婚姻市场上凸显出来,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农民择偶观念理性化,打工潮加剧了农村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     

在城乡互动中实现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

通过对农村劳动力“单向”流动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分析，提出要在城乡互动中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在当前，完善政策措施和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保证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最好办法。     

“教师新概念”为何层出不穷？

最近参加的一个座谈会上，一位来自农村小学的教师提到，为了解决农村学校的师资匮乏问题，应考虑调整招聘教师的标准，招更多的“全科教师”到农村学校。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探析

近二十年来，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据《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15日报道，“按最保守的估计，农村留守儿童不会少于1000万”。段成荣、周福林估算的全国“留守儿童”规模已达到2290万人，其中87％集中在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如此庞大，已经形成一个需要予以高度关注的群体。     

为“边缘化”的他们摘下负面标签

上期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句话：“偏远．农村实际上就是一个有治疗意义的小区”。要发现农村不同的“好”,不妨先来认识一下我在村里结识的几个年轻人。坦白地说,我最初见到这帮年轻人的时候心中确实有些忐忑。他们穿着入时,头发染了色,玩疯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像似要打起来一般。更让人咂舌的是,他们的话语中始终带有脏字。     

公园相亲，单身老人自办“鹊桥会”

“我姓郑,70岁,老伴去世,独居。我的爱好是音乐和绘画。”郑大爷一边自我介绍,一边向大家展示他画的一幅牡丹图。“我姓陈,62岁,离异,我喜欢唱歌跳舞。”陈大妈说罢,且歌且舞,表演了一曲《回娘家》。“再来一首《天仙配》吧!”有人提议让郑大爷和陈大妈共同表演。在一片喝彩声中,两位老人兴高采烈地唱了起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是记者在长沙市烈士公园老年人相亲会上看到的精彩一幕。曾几何时,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深圳等城市,掀起过父母聚集公园替儿女相亲的热潮。如今,湖南省会长沙的老年人在老龄工作机构的指导下,为自己办起…     

我曾经当过“大夫”

1968年，我下乡插队。在农村，老乡们不叫我名也不喊我姓，都称我“大夫”。我何负此雅？这要从头说起。一天早晨上工，刚到生产队，就见保管员一瘸一拐地对我说：“我昨晚睡觉受风了，腿疼。”我对他说：“我跟一位医生学过针灸，有一定基本功，我给你扎两针吧。”开始他不同意，但腿疼不减，走路困难，无奈之下只好半信半疑答应了。     

“游击班”的故事

1972年，虽然仍处在“文革”中，但我们农村初中开始复课。那年，我考上了初中。故乡的东、西、南、北四个自然村的学生，组成了一个五十来人的教学班，名日“复新联中”。一男一女两个老师，男的是孙老师，女的是郭老师。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为期一年“游击班”的学习历程，先后至少搬迁了五个地方。     

给村民们办“空中讲座”

“各位家长，今天我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2011年9月的一天傍晚，我又一次打开了乡广播站的广播，开始给村民们讲课。20年来，这种形式的讲座受到了村民们的欢迎，也丰富了我的晚年生活，算是为农村家庭教育奉献了一份微薄之力。     

我所经历的“三同”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机关工作的重点在农村,每年都要派大批机关干部到农村去驻队蹲点,任务是帮助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方法也叫两手抓：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又叫抓革命促生产。要求驻队干部与农民实行“二同”。1964年我在原沔阳县汉江区双龙公社么垮村任工作组长,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简析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

“空巢”家庭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现象，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存在经济、生活和心理困境，需要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多方努力和全面参与。     

杨开道与清河“实验室”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政治界所关注的依然是那个尚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如何使中国走上一条国强民富的现代化道路。围绕着这个问题，从理论上的探讨到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呈现的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本期开始，我们将着重讨论农村问题，特别是在抗战以前，由“深入民间”逐步汇聚成的“乡村建设”运动。 从社会学研究与应用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是一片广阔而尚未开垦过的田地。要研究中国平民的生活，一定要研究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的生活；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农村问题。于是，正像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将都市作为社会学的实验室一样，乡村成了中国社会学研究、应用的实验室。以杨开道为首的近代中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台湾人都想做农民

曾经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我说“北京是一个农村氛围的城市”。这篇报道引来潮水般的挞伐，都说，“你这个台湾女人凭什么污蔑北京？”我很是意外，不理解农村怎么就“污蔑”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农村这个概念，两岸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