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无名”“无物”不应释为“无名之物”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学术研究》发表的《论道的物质性和老子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文章(下边简称《论老》),说老子哲学中的“道”是“物质”,其重要根据,是认为“无”、“无名”,“无物”都是“无名之物”的意思。我认为把这三个词都解释成“无名之物”是讲不通的. 首先分析“无”字.《论老》引了《老子》书中这样一段话:“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老》分祈:“在老子这段话中,‘有’是‘有名’的略词,是指‘有名之物’。‘无’是‘无名’的略词,是指‘无名之物’。老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我认为这样理解是讲不通的。题问在于这句“天下之物”中的“物”字,是有名的物呢?还是没有名的物呢?如果是有名的物,那么这句便是:天下有名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前面说“有名之物”是从“有名之物”中产生的,后面又说“有名之物”是从“无名之物”中产生的,这个“有名之物”究竟从何而     

我们应如何表述运动?

关于运动的实质,经典作家多有论述。黑格尔说:“某物之所以运动,不仅因为它在这个‘此刻’在这里,在那个‘此刻’在那里,而且因为它在同一个‘此刻’在这里又不在这里,因为它在同一个‘这里’同时又有非有。”(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67页),恩格斯也有与之含义相似的言论,他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     

“内圣外王”之谜——太谷学派管窥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庄子》是著名的书,历来诵读者很多,但是,大约由于它“什九皆寓言”,在学术思想上认真对待这一说法的似乎又不多。梁启超也许是个例外,他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中国学术……其指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所谓‘古人之全者’以此也”。他实际上指出:在“中国学术”中,“内圣”——修养和“外     

从实事求是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会通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溶入中国文化之中 ,并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在于它与中国文化有相通之处。本文仅想从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实事求是出发 ,去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一“实事求是”源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中称赞刘德的治学精神时说道“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对“实事求是“作了解释 ,他说 :“务得事实 ,以求真是也”。随着时代的迁移 ,“实事求是”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之作了如是诠释 ,他说 :“‘实事’ ,就是客观存在着一切…     

老子学说与中国美学精神

如同先秦时代的其他中国哲人一样,老子绝非一位美学家。他既未撰写过任何堪称“美学”的著作,也没有象柏拉图那样分出心来专门研讨过美与美感的问题,甚至也不曾如孔子或墨子那样重视地评价过诗歌及音乐问题。老子只是一位低产的哲人,他所留下的文字,在讲求学科精细分工的今天,似乎与专门的美学研究、艺术研究没有多少关涉。若是打算从《道德经》里寻出一个美学体系来,那只是缘木求鱼。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谈论老子哲学和中国美学精神?是否这种题目也纯属捕风捉影,乱点鸳鸯,象某些所谓比较文学的题目一样的主观随意?我们的回答是:第一,不必一提到美学,就立即联想到“结构”、“体系”等字样,就立即联想到康德、黑格尔以及种种冠以“美学”题目的鸿篇巨制。涉及到美学内容的思想探讨,並不一定非要有近现代美学研究的范畴形态。在先秦哲人的思索中往往是在试图解决若干大前提问题时,不经意地奠定了某些美学原则的基础,而这些成果对于我们却有重大的启示意义。第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角度说,中国的美学精神绝不是无源之水,     

黑格尔把“单一是普遍”看作是否定之否定吗?

张世英同志在《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中说道:“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否定之否定’的意思,不过是说,要否定那种把否定单纯看为仅只是否定的看法,而要把否定同时也看作是肯定。……拿前面所说的‘单一(正)是普遍(反)’这一命题为例:这个命题表明,‘反’(‘普遍’)不是单纯与‘正’(‘单一’)相对立的,不是对‘正’(‘单一’)之单纯否定,这个命题表明,‘反’(‘普遍’)是对‘正’     

“薄”非“语助”辨

我国历代不少古文字研究者认为“薄”字可作“语助”用,如刘淇《助字辨略》说:“诗国风‘薄言采之’毛传云:‘薄,辞也’。……愚案:‘薄,辞也;言亦辞也。薄言,重言之也。诗凡言薄言,皆是发语之辞。”杨树达《词诠》则把“薄”定为“语首助词”。新《辞海·语词分册》在训释“薄”的词义时也列了“作语助”一条。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呢?下面想就我们研究的结果,谈一些不同看法,以就正于广大读者: “薄”字金文作(?),《金文诂林》卷十二引容庚《金文编》说:“(?),从干,经典通作薄。虢季子白盘:(?)伐(?)(?),即《诗·六月》‘薄伐(?)狁’”。许慎《说文·(?)部》说:“薄,林薄也。一曰蚕薄。从(?),溥声,傍各切。”段注:“林木相     

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国家形成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1、“大同”和“小康”反映了什么? 被学者津津乐道的《礼记·礼运》篇所谓“大道之行也”的“大同”社会和“三代之英”的“小康”社会,究竟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呢?我们就从这个问题的讨论开始。 《礼运》篇以孔丘第子言偃和孔丘的问答形式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丘说他虽然没有亲自生活在“大道之     

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把“合二而一”与对立统一规律等同起来是超阶级超历史的错误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来自方以智[明末人]《东西均》之第24頁),‘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見7月17日《人民日报》)艾恒武、林青山说:“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見[明]方以智著:《东西均》)来表达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辯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見5月29日《光明日报》)     

葛洪《抱朴子》中的一处用典失误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明本》篇推崇道家云 :“夫体道以匠物 ,宝德以长生者 ,黄、老是也。黄帝能治世致太平 ,而又升仙 ,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老子既兼综礼教 ,而又久视 ,则未可谓之为减周孔也。故仲尼有‘窃比’之叹 ,未闻有疵瑕之辞 ,……”引文中的“仲尼有‘窃比’之叹”一语 ,乃误用典故 ,与他所应表达的意思有相当大的出入。孔子的“窃比”之叹一语 ,源出于《论语·述而》篇 ,与倡道德、致力长生的老子无干。案《论语·述而》篇首章云 :子曰 :“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窃比于我老彭。”汉代的包咸给此章作注云 :“老彭 ,殷贤大夫 ,好述…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很如羊”旧解质疑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钜鹿之战前夕,宋义下令军中说:“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其中“很如羊”的“很”,历来释为“狠”。如《中华活页文选》(四)注:“很,同‘狠’,羊性好斗,故云‘很’。”《两汉文学作品选》注:“很,同‘狠’。很如羊,是说如山羊那样好斗。”台湾《中文大辞典》:“羊很,与‘羊狠’同,谓羊暴戾贪欲也。”《辞源》(修订本):羊很狼贪是说“象羊和狼那样凶狠贪婪。”但羊性温和,并不凶狠。旧解不仅不符合事理,而且也是对字义的误释。《说文解字》云:“很,从彳,小步也。”“很,不听从也。一曰:行难也。”由此可见,“羊很”,是从羊行步这个角度,来说明羊的性格特征的。羊平时性情温和,但使性子时脾气也很倔,人牵它走就硬是不肯走。宋义用的正是“很”的此义,他警告项羽:如果象羊一样性子执拗,不听从命令,就要砍他的头。这亦与后文“强     

从“三余”做起

近因查核东汉刘协谥号追称的始末,读《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其中云:“明帝不从使称皇,乃迫谥曰汉孝献皇帝。” 《王肃传》末曰:“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董遇是怎样一位人士?“三余”之说,同他有何干系?一查裴松之的注所引《魏略》,它向我们介绍了董遇其人。《魏略》称:“遇字季直,性质讷而好学。兴平中,……采稆负贩,而常挟持经书,投闲习读,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郡举孝廉,稍迁黄门侍郎。……黄初中,出为郡守。明帝时,入为侍中、小司农。数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编’。‘言读书百编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     

赋比兴与自然美

“诗言志”,但又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而要通过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手法表达。本文企图说明赋、比、兴是发展的概念,它随着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即它们“言志”的“间接凭藉物”)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以期说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自然美的艺术形象,是活跃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性中不可分割的两大要素。一对于“比兴”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是基本上仅就《诗经》而论,比如朱熹,他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的解释影响很大,至今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观文识义,不难看出朱熹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只看到了比兴在民歌中最原始和幼稚的形态,而且有把比兴简单化为仅仅是一种手法的倾向。这,比起他的研究《诗经》的前辈来,也是一种后退。汉代郑众在《毛诗正义》中阐述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     

黄老学研究的新探索─—评《黄老学论纲》

由丁原明教授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黄老学论纲》一书,对黄老学的界定和学脉等进行了新的探索。一、黄老学的理论建构对黄老学的界定,过去都把它称为托黄帝、宗老子的一派道家。该书根据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认为黄老学的特点有三：“即一是‘道’论（‘气化’论或规律论）,二是‘虚无为本、因循为用’的‘无为’论,三是在对待百家之学上‘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实质是以“道”为核心,而关于道与治国、治身怎样协调一致的学说。该书指出,“判断某人某著作是否属于黄老学,或在某人某著作中是否有黄老思想”,…     

享者,亨也

蒋寅同志的《‘享’乎?亨也》(载本刊1981年第二期)认为,《典论·论文》中的“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语出《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应解释为“家里的破扫帚,(看得)和千金一样”,此见甚是。然而蒋文又据胡克家《考异》“‘享’当作‘亨’”,称此“享”字“为后世改也……此处作‘享’实难解。”对此笔者则不敢苟同。近人黄侃曰:“‘享’、‘亨’古皆通作亯。”今查“享”一般写作“亯”,然亦有写作“(?)”的,下面正是“子”。又见《集韵》:“亨……古作‘亯’、‘(?)’。”隶变以后则统一写作“享”。“亨”字的出现是后来的事。对此,清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七《墨子·叙》中曾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说:“‘享’字隶字作‘享’;又省作‘亨’,以为亨通之‘亨’;又转为普庚反,以为亨煮之‘亨’。今经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     

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

壹、总论 古音学在韵的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等都是研究古韵的,他们有所发明,有所改进。象顾氏说:“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兴’,蒸之属也,而《小戎》末章与‘音’ 为韵,《大明》七章与‘林’、“心’为韵;‘戎”,东之属也,而《常棣》四章与‘务”为韵,《常武》首章与‘祖’、”父’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虽谓之协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他囿于《诗经》一部书的小范围,认为是“百中之一二”现象,这是不。     

论井田制度(续)

(4)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 “瑞辰按《齐风》‘衡从其亩’,《释文》引《韩诗》作‘横由其亩’云,‘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说文》:‘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又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或从十久。’又曰:‘田象形,口十,千百之制也。’是亩之一纵一横,实兼东西南北之象。此《诗》‘南东其亩’,盖言南以该北,言东以该西也。”     

《管锥编》与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

《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里的一篇专文说:“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是以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编》1979年在中国的出版为标志的。《管锥编》全面、丰富、完整地体现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最广阔、最开放’,最‘无法归纳进任何科学或文学研究体系中去’的‘边缘学科’的特点。”《管锥编》不仅为比较文学树立了典范,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也为比较学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下文择取两则,略加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