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及趋礼

“趋”字的本义是“疾走,跑。”汉·刘熙《释名·释姿容》:“趋,疾行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二上·走部》:“趋,走也。从走,刍声。”《公羊传·桓公二年》:“殇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注:“趋,走也。”“走”即今语之“跑”。《诗经·小雅·绵蛮》:“岂敢惮行,畏不能趋。”郑玄笺:“岂敢难徒行乎?畏不能及时疾至也。未熹注:“趋,疾行也。”由此可知,“趋”的本义只在描写人的步态及步履速度,并且没有褒贬色彩,中性。可是,“趋”还有     

《三礼》中的教育思想

《三礼》是儒家重要经典，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大纲，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绵延有重要作用。对《三礼》中“恭俭庄敬礼教也”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乐相错，其成也怿”、“修身至诚，内圣外王”等思想进行分析和提炼，有利于理解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实质。     

从“君子死、冠不免”到“快乐礼仪”

“礼不可废”——这是我国古代社交场合中人们最常听见的一个词语。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这不仅是指中国人讲究文明礼貌,更重要的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以礼治国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特征。礼,实际上已上升到政治制度的范畴,正是由于礼制的推行,才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文明。     

中国封建国家对民事法律关系干预的特征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从来都把侵犯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看作是对国家统治秩序的破坏，看作是犯罪，因此，对民事法律关系经常地以刑罚的手段加以调整；中国古代坚持“以礼治国”，“礼”的作用无所不在，在民事领域同样也有突出的体现。以刑罚手段和封建礼教调整规范民事法律行为成为中国古代民法的重要特征，这是封建制国家对民事法律关系的消极干预，是中国古代民法未能得到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一味趋新之教训的反思

从梁启超、《新青年》《新潮》开始,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求新乃至一味趋新的传统.从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20世纪一味趋新的结果是悲剧性的:一味趋新很容易以“新”排除其他文学形态,从而导向文化专制,“破旧立新”砸烂旧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文化灾难就是一味趋新的悲剧结果;而新时期之后的趋新所遇到的尴尬又是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从文学史撰写的角度看,一味趋新容易造成文学史的单向度与单一化,而不能将文学史复杂多变的立体运行结构呈现出来.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吴宓、梁实秋等人就对新文化的一味趋新提出了质疑;而林毓生在“文革”之后提出“比慢”的命题与李泽厚假设当年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可能走上富强的国家,就已经暗含着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一味趋新的批判反省.     

先秦诸子论礼与法(上)

作为思想观念,“礼” 和“法”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诸子就听“礼”与“法” 的观念的论述进行考察和分析,探讨春秋战国时代听“法” 的精神内涵和“礼”与“法” 关系的历史变迁,追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这一段历史进程。     

墓志"礼"考证

古代基志铭行文间“礼”可分为遣使护丧之礼、祭祀之礼、对有功德者追赐官位和爵位之礼、贝胃赠之礼、安葬之礼、守丧三年之礼等。由此可知，“礼”不仅是古代社会一切行为的准则，更是统治者用来巩固和维系封建社会的工具。     

李觏的“礼”

“礼”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翻开中国思想史,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对“礼”进行过探讨。“礼”在中国社会的历代统治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礼”从总体上说既是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同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北宋时期的哲学家李觏继承并发展了他以前哲学思想家们关于“礼”的思想,同时又拓宽了“礼”的     

论“释奠礼”与唐代文化权威的构建

“释奠礼”是中国古代学礼制度的核心内容,唐代是其最终定型的阶段,此后“文庙”释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其影响及于东亚诸国。何以始自先秦的“释奠礼”至唐朝方才定型?在众多先秦汉魏古礼之中,为什么“释奠礼”可以成为文化传统的标志?选择先圣、普及孔庙、推崇释奠、完善仪轨是唐朝文化权威构建系统工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主体架构和核心内容。正因如此,“释奠礼”定型于唐,随后成为古代中国礼制史上最为隆重的盛典。     

古籍整理的新成果,礼学研究的新收获——评丁鼎先生校释的《新定三礼图》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礼”,是指《仪礼》、《礼记》和《周礼》这三部非常重要的儒家经典。“三礼”是我国古代礼文化的主要载体。三礼之学在古代虽然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但三礼素称难治。由于三礼文字古奥,规制繁杂,再加上时代悬隔,制度变迁,因而后人对于三礼中关于古代礼制的记述往往众说纷纭,莫名究竟。尤其是对于“三礼”中有关舆服、宫室、器具的款式、形制的记载难以准确的阅读和理解。有时仅凭文字解说,往往难以尽意。以图说礼,或能收到直观明确的功效。于是东汉时,著名经学家郑…     

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感表达与情感接受

中国古代诗论既强调情感的抒发，同时又以“理(礼)”来节制和规范情感的表达，形成了古代诗歌情感表达细腻含蓄的特点。在诗歌的接受上，中国古代诗论强调读者不仅应该“披文入情”，而且还必须“以心会心”地加以体会，从而才能与作者发生情感上的共振和默契。     

古代“开学典礼”

每年的九、十月份,是各大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在中国古代,新生入学有开学仪式或“开学典礼”吗？在中国古代,新生入学不仅有隆重的“开学仪式”,而且备受重视,“入学礼”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之一,与成人礼、婚礼、葬礼相提并论。古代的儿童一般四至七岁入私塾读书,称之为“开书”、“破学”或“破蒙”,根据《礼记》和《弟子规》而流传下来的“开学仪式”则历经千年未改。通常的“开学仪式”包括正衣冠、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智等内容。     

中国古代法制中的礼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法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法(以下简称教会法)在中世纪的欧洲产生过重大影响,一度构成了当时西方法律中最具影响的部分,其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超越了世俗法律,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与此相仿,礼长期在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头等大事,构成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虽然从未被称为法,但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实际上具有根本大法的性质,所谓“礼刑并用”,“德主刑辅”,这些都可以看出礼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要地位。     

公民法律角色比较——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理论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权利和义务哪个是本位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文章通过对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公民法律角色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义务本位法的形成与血缘关系、家族宗法制度以及特有的“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城邦政治的确立、法律的发达和人本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社会权利本位法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权利本位法和义务本位法互为条件,辩证统一。中国当代社会应以权利法为本位,以义务法为补充,以趋早日实现“法治”。     

试论汉魏乐府诗之艳、趋、乱

关于乐府诗有“艳”、“趋”、“乱”者,首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说:“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是知乐府诗中,有些诗有“艳”、“趋”或“乱”。下面试就何谓汉魏乐府诗之艳、趋、乱,略抒己见,以请教于方家。     

人格化的农地流转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趋粮化”了吗？

“谁来种地”的问题始终关系着国家粮食战略安全，农地流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探索。但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大量的人格化交易，这种交易形式是否会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利用农地转入零租金衡量人格化农地流转，探究其对粮食种植的影响，以及不同约束条件下人格化农地流转对粮食种植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格化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转入户粮食种植的积极性，“趋粮化”效应明显，且这种“趋粮化”效应在普通农户群体中的影响更大；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主要原因在于转入户所面临的成本效应、锚定效应以及机械替代效应；此外，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还存在约束条件，转入户营利性动机和农地细碎化明显阻碍人格化农地流转的“趋粮化”效应。本研究说明在当前农地流转人格化交易特征明显的情境下，“趋粮化”效应尚能保证；但随着农地流转市场逐渐向市场化转型后，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将是一项重大课题。     

“V_趋+N+了”句与“N+V_趋+了”句

吕叔湘先生在《未晚斋语文漫谈》之三(见《中国语文》一九八九年第二期)一文中,提出三组很具汉语特色的句子。A 出太阳了。太阳出了。出来太阳了。太阳出来了B 下雨了。雨下了。下来雨了。雨下来了。C 来客人了。客人来了。出来客人了。客人出来了。吕先生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很值得研究。”下面我们试图从语法、语义、语用三个不同的层面谈谈对这些语言现象的理解。1 吕先生所举的这些例句,有的是主谓句,有的是非主谓句。它们都是由一个趋向动词、一个名词和一个“了”组合而成的。这些句子可以码化为“V_趋+N+了”和“N+V_趋+了”两种句型。其中“V_趋”可以是单纯趋向动词(V_(单趋)),也可以是复合趋向动词(V_(复趋))。“N”是普通名词或专有名词而不能是时间词、处所词。“了”     

先秦两汉文论中审美情感与道德关系之评述

古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是在伦理道德的襁褓中孕育的。先秦两汉时代，审美情感就是“乐”，道德就是“礼”。乐是礼仪活动的伴奏，审美情感依附于道德。礼与乐的相互偏离与制约形成“中和”的审美范畴。道德对诗歌的主宰集中体现为“诗言志”的主张。审美情感从发生起便与道德意识有不解之缘和不解之冤。     

“匍鸭铜盉”应为“匍雁铜盉”新释

“匍鸭铜”命名应是“匍雁铜”，通过大量材料说明古代士相见礼是“执雁”，而不是“执鸭”。“鸭”不是聘之礼。同时对匍雁铜的铭文也作了新的解释。其中铭文“”字，应为“信”字。铜应是古代邢、应两国友好往来的见证。     

中国礼乐文化初论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礼乐文化”。所谓“礼”,源于氏族社会的巫术礼仪,既具有宗教神秘意味,又潜含现实社会作用。所谓“乐”,则与“礼”同源同体。就礼乐关系而言,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其深远影响是,一方面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化倾向,一方面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功利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