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传统──简论“创造”价值之确立与演进

20世纪中国文化一哲学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创造”的推崇超越了党派、政见、思潮的对立,成为中国人普遍认可的观念。这一事实表明,‘“创造”不仅已经上升为价值,而且形成了一条现代传统。一说创造是现代传统,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精神中没有“创造”的地位,更不是说中国古代文化缺乏创造性。恰恰相反,数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极其富于创造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许多重大发明创造甚至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但是历史的吊诡在于,一个极其富于创造能力的古老民族．并没有将“创造”列为基本的价值;在相当一段时期…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说“齊”“齐”

“齊”通作是古代文字在无法规范的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历史现象。“齐”和“斋”是国家通过有关政府部门按照法定程序整理出来的规范化的简体字，它们之间不应再有通假关系。为了使古汉语中的通假现象不转嫁到现代汉语中来．凡用简体字排印的古籍，其中的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均应按现代汉语规范的音形义使用。     

说“Qi”“齐”

“齊”通作是古代文字在无法规范的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历史现象。“齐”和“斋”是国家通过有关政府部门按照法定程序整理出来的规范化的简体字，它们之间不应再有通假关系。为了使古汉语中的通假现象不转嫁到现代汉语中来．凡用简体字排印的古籍，其中的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均应按现代汉语规范的音形义使用。     

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方式”雏形

“女性”是相对于“男性”而言，两者本应相互依存、相互印证，而非相互对立。我们所以特别提出“女性”来谈论，是因为“女性”还远远未获得应得的、与“男性”相对应的、可以平等对话的地位和认识。这是由于传统的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历史迫使女性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未意识到“自我”，这就决定了在以往历史中所形成的公共语言形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着“男性”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实质上总是相对公共性而言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解构传统制度下做男人与做女人的历史，并试图重建其他历史时意识到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现代…     

中国现代市井风情小说的“喜”剧美学品格

中国小说的历史是从“喜”剧开始的，这种记载“街谈巷语”、“稗官野史”的粗鄙文类从一出现就带有强烈的“喜”剧色彩．它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对话语而出现的。喜剧艺术是对人类与民族苦难和不幸的超越。市井风情小说喜剧的民间性正是在笑乐中将苦难与焦虑淡化，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去直面人生。中国现代市井风情小说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市民文学的艺术形式．充满了“喜”感。     

历史“跨越”与反倾向问题

历史“跨越”，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涵义。从理论上讲，它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较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从实践上讲，它是指俄国、中国等较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客观地说，历史“跨越”与“左”右两种倾向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但就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经常遭受“左”右两种倾向干扰和破坏的实际来看，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思想认识上，无不与非科学地对待历史“跨越”有关。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通过对…     

“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由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安徽开源集团公司、江淮论坛杂志社联合发起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5月27日在合肥开源集团公司召开。30多位代表分别来自本省的企业界、理论界和政府职能部门。会议着重就下列问题展开讨论。一、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研讨会是从它的本质特点、具体形式和目标内容上加以把握的。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特点．有代表提出，它是与现代高度社会化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其特点是在市场经济几百年发展的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对企业的产权关系、组织结构、管…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中国之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的多维审视

“中国之治”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的过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还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国之治”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中生发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之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物质基础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基石是充分激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关键是不断彰显制度优势和提高治理效能，基本要求是“五大文明”协调发展。     

历史意义的焦虑:“普遍历史”的回应及其病理

历史过程的时间性指向一种历史沧桑感,其核心是历史的无常性,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偶然、变易与无序,由此而有在历史中生存的意义焦虑。西方思想将历史无常体验为历史意义的虚无,并通过“普遍历史”构筑的“普遍性”,来抗拒历史的无常。最能体现西方文明性格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由两种传统构成：一是古希腊哲学提供的概念化思想工具,它使得普遍性在语言及其逻辑机制中以概念化运动方式加以建立,这种普遍性意味着脱离质料的形式;二由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保罗传统提供,它意味着隔断一切自然与文明论脉络的超越的普遍性,同时它将历史的意义系之于末世论的未来,这一未来意味着一种在时间之中消解时间—历史而抵达永恒的“特殊时刻”。以上两者结合,形成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中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回应的是“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同时又内在包含着对“历史中的意义”的贬抑,因而它意味着对历史的非历史处理,由此而难以避免历史终结的病理,这一病理最终导致的是历史意识的丧失。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正>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新国学”论纲(中)

十四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 “五四”白话文革新的成功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言文的灭亡,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胜利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灭亡。实际上, 这种理论上的判断是违背最起码的文化常识的。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变革都不是从根本上消灭此前的历史, 而是赋予此前的历史以一个相对完整的形态和一个相对确定的意义。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但却没有消灭清王朝的历史。清王朝的历史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形态和相对完整的意义的。它将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 并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产生各种不同形式的影响。文化就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曾经作为1950年代初新中国文坛重要的文学观念,并成为新国家意识形态,它规范支配着此时期的文学创作,也规范支配着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现代文学史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图解框架,而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中国出现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的佐证,这对后来文学史叙述成为政治斗争“工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柏格森哲学与“五四”进步思潮

柏格森哲学与“五四”进步思潮董德福柏格森生命哲学是“五四”期间传入中国的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代表者。由于它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儒道之学相遥契，颇受现代新儒家等新人文主义者的青睐，并成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颉颃的保守力量的重要理论来源。因此，论者...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大陆经历了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尚有两个问题有待于澄清：一是对现代新儒家范围的界定分歧太大，二是对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探讨不足。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现代儒者、现代儒家、现代新儒家三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主要在于：１．它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２．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新儒家由传统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经消化西方哲学的“方以智”，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３．传统儒家只言心性之学，未明言道德的形上学，现代新儒家则明言之；４．传统儒家没有开出知性之独立系统、现代新儒家则开出之。     

最近与“ 今天”——谈谈新闻的时效性

新闻最根本的特点在于“新”.有人把抓新闻比作抓“活鱼”,要像处理“活鱼”一样,力求“保鲜”.这个比喻极为贴切生动地说明了新闻这个“易碎品”的属性,如果反映迟缓,不讲时效,没有新鲜事实,新闻就不成其为新闻了.我们当前新闻工作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报道迟缓,新闻不新.翻开报纸,很少看到“昨天”如何,许多国内新闻都冠之以“最近”,其中一部分非事件性新闻用“最近”是适当的,问题是许多应该而且可以当天报道的事件性新闻却未能及时报道,时间耽搁久了,就用个“最近”来掩盖.“最近”成了遮羞布.有家大报报道某大桥“最近建成通车”,结果读者来信反映,那座大桥已建成通车五个多月了.这样的“最近新闻”非但没有任何价值,简直是愚弄读者.因此,这要求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更加注重新闻的时效性,使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时效性新闻的根本特征新闻时效性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时间上的“新”,是今天或昨天发生的事,起码是近些日子而不是写历史.其二是指新闻产生社会效果的时间限度,即它的时宜性.这两层含义合起来,即通常所说的新闻时效性.新闻体裁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最主要特征,是它有极强的时效性.昨天发生的事情,甚至几小时前发生的事情,今天或几小时后即可与读者见面,其速度之快,是其他任何文体所望尘     

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

本文认为，中国法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误解：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是中国传统法律特有的原则或制度。事实上，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本主义法甚至社会主义法，都存在着“亲亲相隐”之类的规定。文章在对中西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阶段特征进行考察之后，主要就容隐制在中西法律传统中的相通与相异、在不同社会制度中的相近与相异、在不同法系中的相同与相异之处作了初步的分析与归纳。作者认为，关于如何认识和评判亲亲相隐这一法律—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价值，特别是它在当代社会中可能具有的功能和意义，是今后的研究所应回答的问题。     

“评判的态度”与“同情的理解”——论胡适与梁漱溟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胡适和梁漱溟分别是现代中国西化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本文仅就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作一比较研究,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归结为“一种新态度”。他称这种“新态度”为“评判的态度”,并且强调指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持的也是这种“评判的态度”。 根据胡适的解释,所谓“评判的态度”,如果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来表示,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它“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三)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关于“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命名。我认为应当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当代”这个词的用法是有限度的，时间意义上的“当代”总是处于不断延绵之中，它是一个永远处于拓展之中的范畴，“当代”这个词的内涵有它的不确定性，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界定，同历史研究要求的确定性、常衡性比较有相当的距离，有人说“当代是没有历史的”，未尝没有道理，“当代”这个词本身具有一种反历史性。“当代”概念倾向于“当下”，强调的是世界的现实“发展性”，具有“展望”的色彩，历史研究则倾向于“过去”，强调的是世界的过去“完成性”，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