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与孔经纬先生商榷

孔经纬先生在他先后发表的“中国民族市场形成问题”和“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一市场”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不能形成“民族市场”;中国的“统一民族市场”是在鸦片战争后形成的。我对他的这种看法是不同意的。我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已不存在象欧洲那样的“统一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所形成的市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现在提出我的很不成熟的意见,与孔先生商榷,并就教于读者。     

中国古代改革家的人才思想

从周秦到鸦片战争前二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国社会出现了多姿多采的变革。贤君良相、雄主俊臣、志士仁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背景下进行改革。他们不墨守陈规,不拘泥旧套,不落前人窠臼,因时而行法,因势而变法,在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出惊世骇俗、启迪后人的活剧。这些改革与人民革命不同。革命“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列宁选集》第1卷第616页),“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页),而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封建阶     

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评析

鸦片战争前后 ,中国出现了一股“研究西方热”。它的出现 ,一方面是中国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所致。在这股热潮中 ,经世思想家们共刊刻了 2 2种有关研究西方的著作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的世界大势。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充满了爱国激情 ,饱含着求索精神 ,具有拓荒意义。但是 ,它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试析1842-1860年间清政府外交的性质--兼论"半殖民地"概念在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中的局限性

通常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便开始沦入半殖民地化过程。但这种观点忽视了因西方国家影响引起的变化在中国社会整体中所占的较小比例,也忽视了西方国家现实影响力和潜在影响力的区分。事实上,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中国,继续维持着独立国家的地位。至于用“半殖民地”概念来界定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这一研究路径在近代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着很多弊端。     

王夫之“象数相倚”的方法论意义

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比较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思维并把它转化为方法的代表之一。他提出“象数相倚(依)”、“于象数而得理”,突出显示丁方法论的意义。《易传》提出“以类族辨物”的主要任务是“取象”,即对事物作定性分析从而认识类的本质;而对类的把握还必须对事物作数量的分析,这里就有从数量关系来把握类概念的意义。随着中国古代的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有些科学如医学、农学比较强调用类比法来“取象”,有些科学如天文、历法、音律则偏重于“运数”。因此,象数之学确是同中国古代科学方法有着联系的。王夫之的象数之学,正是在批判以往象数之学的唯心主义过程中,吸取了其中科学的东西,提出了他的“象数相倚”的方法论。     

“师夷长技以制夷”未立即引起社会认同的原因——西化误区的历史见证刍议之一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开始产生的一付促化剂。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各国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客观事实却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而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来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谨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一部分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已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殿堂中步履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试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文化体系里,加以吸收和改造。     

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与伍纯武先生商榷

最近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三期读到伍纯武先生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没有可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鸦片战争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社会资金的积累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鸦片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不是原始积累过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是资本的转化和资本的积累,而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总之,伍先生全文的精神在否定中国历史上有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认定“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否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些看法,特提出来和伍先生商讨。     

略谈中国存在“和平演变”的危险性

当今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被“和平演变”了。据此,党中央提出要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以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反“和平演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看不到中国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危险性,那么,提出反“和平演变”当然是无的放矢了。而事情的真实情况是中国的的确确存在着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性。 一、历史上就有全盘西化的倾向。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颠覆,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还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有反对帝国主     

中国人寻求马列主义的历史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独立、民主、富强”三位一体的历史主题,中国人民肩负着“外争独立,内争民主,振兴中华”的历史任务。为了认识和解     

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

“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的概括,其首先体现为《周易》的“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悟性的“象思维”是比西方理性的概念思维更为本原性的思维,它的动态整体性和诗意的灵动性是开启一切原发创生性之源。对“象思维”的探究,不仅意在从思维方式上揭示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更提示着:对中国今日成就的文化反思,不能不特别重视中国当下原创性缺失的问题。     

近代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

鸦片战争后,大批东南沿海居民迁往东南亚,并带去了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所谓民俗文化,是指通过民间风俗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惯的总称”〔1〕,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2〕这     

哲学论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路径和整体面貌。梳理古代传统的“象论”思想、分析意象思维的层次和功能,论证“象”范畴的形而上学基础,或可提供一条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思路。     

主子对中国“象喻”文学的贡献

庄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象喻”学家,他对中国“象喻”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古代“象喻”的概念、成因和功能等问题都进行过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从而解决了中国“象喻”理论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国“象喻”的具体形态具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从而为中国“象喻”创作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模本和范式。     

有别于“摹仿论”的“取象说”

中国历史上的“观物取象”说，有着巫学与美学的双重来源与涵义。前者源于《周易》，专指卜筮者观天察地，制作“卦象”的过程；后者见于《左传》，特指制器者铸铜造器，设计“纹样”的过程。这两种“观物取象”由分到合的历史交融，便构成了中国艺术重“象”而非重“形”的美学特色，使中国传统的“取象说”与西方传统的“摹仿论”貌合神离，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特色。     

从“变法”的演变看维新运动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末期,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发展停滞,政治腐败。有识之士凭着敏锐的直观感到中国已进入“衰世”,非进行变革不可。龚自珍便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从《周易》中借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他主张“更法”、“改革”的理论依据。其变革的主张,主要是按照封建的宗法关系来调节土地关系,以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并没有越出封建制度的范围。但是他的变革思想却影响着近代中国思想界。有志于改革之士都以他为前驱,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一再提出新的主张。《周易》的“穷”、“变”、“通”、“久”也因他的借用而获得新生,数十年来历久不衰。龚自珍本人也被后辈奉为近代首开风气的宗师。可以认为,他是站在近古和近代临界点的近代变法的预言者。     

苦力贸易——华侨史中最辛酸的一页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华工的大量出国和被掠贩出口,在华侨史中构成了血泪斑斑的一页。当时的一首客家山歌反映了这种情况:“无食无着甚艰难,想来想去就过番。赤水黄沙家门远,去就容易转就难。” 把中国人象猪仔一样拐卖到国外去,在鸦片战争之前已经发生了。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在给     

从鸦片战争诗歌的新变看中国第一批近代诗人的心态变异

<正> 诗人是时代的产儿,诗歌是诗人心灵的羽化。150年前,伴随着中英鸦片战争在中国古老大地上的战幕拉开,中国近代诗坛涌动起第一个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诗歌创作高潮。然而,学术界对鸦片战争诗歌以及整个中国近代80年的诗歌创作的成就评价不高。究其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原本就就是一个“诗国”。不要说“诗二百”早已被奉为“经”,汉魏诗以“骨力”特健被千古以下奉为楷模,单单是那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几乎把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推向了极致,令多少后代的诗擘硕子发出“盛唐之下无好诗”的叹谓。其次,中国古代主宰     

吴其经世思想探析

吴其是鸦片战争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之一。身为封疆大吏的吴其,能针砭时弊,敢于提出改革的主张并勇于实践;身为科学家的他,在科学研究中,提倡学以致用、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并在科学研究中能借古讽今、借物言志,使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得到了实践和发展。     

林则徐与琦善的家庭出身及家产之比较

在1945年以后的鸦片战争史研究的进展方面,能起划时代作用的,还要推范文澜氏的《中国近代史·上册》(1947年2月延安初版)。在此之前,在鸦片战争史观的基本点上,一直存在着两大尖锐对立的见解,西欧式的见解是,归根到底,要把鸦片战争的性质,放在“要求对等权”之上去考虑;而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见解是,应强调这一战争的非正义性和侵略性。前者以摩斯(H.B.morse)为代表,此种见解时至今日依然故我,未有根本改变;后者似可以矢野仁一氏的《鸦片战争与香港》(1939年7月弘文堂书店版本)为代表,此书的经典性价值,如今继续熠熠生光。假如将前者列入法理论而将后者列入道德论,则1945年前的鸦片战争史研究,便是在法理论与道德论这两条相对立的平行线上展开的。     

太平天国运动与“求心之道”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同时也卷入了学习西方的历史潮流,试图进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这次革命运动及其欲推行的改革,与其所谓的“求心之道”有何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开始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