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视角下妇女解放的多重维度审视

人权是人依据其自身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1993年第二届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指出,妇女和女童的人权是普遍性人权当中不可剥夺和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文件确立了妇女人权在人权中的地位和意义,标志着妇女人权概念正式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接受。中国妇女解放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高举的一面旗帜,更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的主流话语。从人权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妇女解放的内涵可以看出,妇女解放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政治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几个层面。目前我国仍然处在妇女解放的过程之中。     

我国妇女人权保障的宪法之维

妇女作为人权的应然主体,理应享有同等的权利保障。然而,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家庭中一直面临着普遍的歧视。为保障妇女权利的实现,必须要回归妇女作为人享有人权主体的地位。同时,需要在宪法中平等赋予和保障妇女的各项权利,并以宪法价值和精神来构建妇女人权保障的法律体系。     

论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是当今世界人们最频繁使用的词语之一,也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妇女人权也是人权,理应同样受到重视,并也可以通过国际公约对妇女人权予以保护,但是这些公约所规定内容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并未能有效地保护妇女人权。因此,应完善国际人权公约中有关妇女人权的规定,从而消除对妇女的歧视,有利于保障国际人权中平等原则和尊重人格尊严原则的实现。     

论普遍人权的主体开放性

普遍人权的普遍性在主体上表现为它的属人性 ,即平等地为每个人所享有。古典人权的主体封闭性使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在实践中不能得到贯彻 ,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普遍人权的主体开放性不是通过一个普适的标准来展现人权的普遍性 ,而是通过人权享有主体本身的广泛性来为这种普遍性原则的贯彻提供现实的感性基础。集体人权的主体可能性是普遍人权主体开放性的逻辑延伸和实际展开。     

论妇女权益法律保障的理论依据

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意味着"禁止法律上的不合理的区别对待"、"禁止法律上的不合理的相同对待"、"区别对待应当遵循合理标准";妇女人权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凝聚国际共识,并为实现妇女权利而制定各种策略;男女平等是聪明的经济政策,它可以从若干途径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发展结果;两性平等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消除对妇女的侵害才能实现男女两性平等和谐发展;妇女权益的保障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持,只有通过法制化,才能使各项妇女权益保障制度有效运作;社会性别理论揭示了社会性别体制的状况,分析导致其产生和延续的社会机制,以最终实现两性平等。     

市民社会人权的法律保障

人权问题是国际上普遍关注的问题 ,也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市民社会“自由、平等和意思自治”本质的探讨 ,认为市民社会之人权也是此要义 ,从而保障市民社会人权也应从此入手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中的几个问题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应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应确立"保障妇女人权"、"性别平等"以及"禁止一切形式性别歧视"三项基本原则;二是应对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在修改时加以完善;三是重视履行国际妇女人权公约,体现公约的精神和价值.     

试论家庭暴力对妇女人权的侵害

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严重地侵害了妇女的人权。妇女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她们的人权状况是世界人权发展的显著标志。在社会日益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当今,探讨妇女人权保护与家庭暴力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引导者：人权教师的角色定位

教师是人权教育的重要环节,人权教师应放弃传统教育模式中的角色定位,实现从知识提供者向引导者的转变。人权教师与学习者一样,是教育过程的平等参与者和共同合作者。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人权教师既要熟悉人权教育的内容,又要精通便于学习者参与的实践技巧。同时。还要面临一些个人的挑战。作为引导者,人权教师的主要作用是对教学进行系统安排,对要讨论的问题进行准确定位,建立并维持一个信任和尊重的学习环境。     

社会性别与女性人权保障——以西方女权主义为视角

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对性别的社会认识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构成的产物，因此基于生理基础之上的性别压迫和不平等就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可以改变和消除的。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开拓了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视野，对于立法、社会政策的制订、执行及评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平等、公平和正义。对此，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的积极价值，反思我国妇女权益保障的一些缺失，应当从创制反歧视法、修订现行立法等方面对女性人权给予法律上的保障与完善。     

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与中国人权教育的开展

建立普遍的人权文化,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实现,是联合国许多文件宣示的人权教育目标,也是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肩负的使命。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有助于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遵行,也具有重要的道义、法律和文化基础。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应当积极开展人权教育,并借助其他必要措施,促进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在这一领域,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应该也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人权需要信仰——对人权教育的一点思考

中国当前的人权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人权情感与信仰的培养与人权知识的积累不成比例。人权要真正实现它对人类的价值,必须首先被人类所信仰。人权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应当借助于人们的情感体验,重视仪式的作用,唤起人们敬仰人权的直觉,突出人权教育的情感激发和习惯养成。渗透式、养成式、参与式的人权教育是培养人权情感与人权信仰的有效方式。大学的人权法教育既需要注重人权知识的普及,又需要注重人权观念的形成,并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权问题紧密结合,而国家是人权教育的责任主体。     

人权政治化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是二战以来国际法领域中引人注目的问题。由于人权本身的特殊性,在人权国际保护中存在着政治化倾向,一些国家利用人权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以保护人权为名干涉别国的内政,导致人权的政治化。人权的政治化主要表现为“人权外交”和“新干涉主义”。文章指出人权政治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差异,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应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基础。     

孔多塞与启蒙时代的妇女观

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就妇女本性、社会地位、教育以及婚姻和家庭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辩。孔多塞有力地介入到这场争论中。孔多塞是人权的有力倡导者和捍卫者,信奉自然权利学说,认为自然权利适用于所有人,指出妇女应当拥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积极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担任公职、平等受教育以及家庭和婚姻上的平等权利。他的女权思想是对妇女运动的巨大贡献。     

人权保障与和谐社会构建--从处理群体性事件说起

群体性事件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应重视通过权利的救济来解决。法治、人权保障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十分密切。公民权利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和救济,是检验一个社会是否是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在宽容、平等的条件下,坚持人权保障的理念,用法治的标准来救济缺失的权利,和谐社会的建构才有基本保证。     

国外伊斯兰人权研究的历程及态势

伊斯兰人权的研究，日益成为国际性热点。西方学者、国外穆斯林学者皆著书立说，表达对伊斯兰人权的观点和看法。学者们所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伊斯兰与人权，伊斯兰人权与国际人权原则的关系，伊斯兰权利学说以及穆斯林妇女的权利等内容。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伊斯兰人权理论发展的总趋势是努力与现代国际人权规则的精神相趋同，其理论深度也在不断增加。随着现代伊斯兰人权理论研究的深入，促使穆斯林学者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和伊斯兰法。     

人道主义干涉与不干涉内政原则

人权问题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重要对象。如果国家承担了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那么保护人权已超出了该国内政的范围。当一国境内发生人道主义危机时,国际社会便会干涉该国内部冲突。另一方面,依据国家平等原则,国家被禁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国身上。根据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家在接受国际机制的干涉前,可以按照本国的宪法性程序解决本国事务。     

何物“人权”是非多？论“人权”的内在“悖论”及其被利用

针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人权外交”中经常出现双重标准的现象,文章认为人权所包含的自由和平等要求,实际上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体系,此即“商赋人权论”;但是,由商品经济产生的人权体系都是一个具有“悖论”特征的组合体,不仅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均可以用自己的尺度理解自由和平等,而且人权本身所包含的自由和平等本身就是彼此冲突的,等等。由此,可以按照逻辑推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外交”中不断出现双重标准现象,正是他们利用“人权悖论”的结果。     

试论公民的平等权

公民离不开平等权,平等权是宪法与宪政的重要内容。平等权应是公民的一个具体的基本权利,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宪法原则或者法制原则。本文对平等权的宪法渊源、含义及其与宪法基本人权、法治原则和刑法平等原则的关系、效力范围等进行了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