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州政权建立者拓拔思恭的新资料——唐代《白敬立墓志铭》考释之二

拓拔思恭生于唐末，因参与镇压黄巢之乱，得以割据夏、绥等州，成为唐末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是夏州政权的建立者。他的事业对党项拓拔部的发展及其后西夏王朝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汉文文献中所见有关拓拔思恭的资料，极其简略，且多有矛盾之处，影响了人们对他的研究和认识。出土于陕西靖边的《白敬立墓志铭》，因敬立与思恭的特殊关系，志文中多有思恭事迹，为思恭的研究提供了鲜活而重要的新资料。文章在对汉文文献中思恭事迹进行疏理的基础上，重点对碑刻中的新资料加以辩正，从而使这位史诗般人物的资料更为丰富，形象更为充实。     

浅析湘州与梁代政权关系

湘州之置,始于西晋。因其地处要害,水陆交通便利,故素为兵家必争之地。梁代萧衍即位后着手对湘州进行有序的治理,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重用湘州人才,湘州在南朝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其政治军事地位也日益彰显,湘州与梁代政权的关系变得日趋紧密。     

唐末的形势与党项势力的崛起

本文从“二元制构造”的角度解释党项势力于唐末崛起的事项。作者认为,唐朝疆域和民族（族群）是由农耕地区、汉人为核心的内层与非农地区（牧业、半农半牧等）、非汉群体的外层结合而成的。当内层力量强于外层的时候,向心力聚增而形成一统性的王朝;反之,外层有可能脱离内层的控制而自行其事。安史之乱削弱了内层实力,致使外层势力上升。党项的崛起即源自于此,其发展之盛,即在吐蕃衰微之时。党项崛起之实质,是地方势力分立的表现。其族性之张扬则依随于此并在唐朝消亡以后才膨胀的。     

五代宋初西北政治格局之再思考——以北汉与党项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北汉与党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西北政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献中虽然对于二者的相关记载较多,但多通过中原王朝或辽朝将二者联系起来;因受到西北复杂的政治格局影响,党项与北汉的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夏州党项自五代时期就有独立发展之意图,在后唐时期即已成为影响力较大的割据势力之一;在西北政治格局中,党项经常与中原王朝联盟,以对抗北汉与辽朝的联盟;党项通过与各方势力的周旋,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各种利益,从而发展壮大了自己,为其后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论西夏党项遗裔进入中原的时间

濮阳《唐兀公碑》、浚县《魏郡伯墓碑》是我们研究中原地区西夏党项遗裔的重要史料。从《唐兀公碑》和《魏郡伯墓碑》所记载的内容来看,西夏党项遗裔进入中原地区的时间既非"元朝灭掉南宋,混一宇内"之后,也非襄樊战役中的1273年,而是在蒙哥汗时期,这成为以后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新起点。     

论抗日民主政权与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异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 (包括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 ) ,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陕甘宁边区政权性质不但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工农苏维埃政权 ,而且这种政权的理论与实践为后来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党项民族对宁夏古代城池的开发与建设

本文主要论述了党项民族对宁夏古代城池开发与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认为:党项西夏对宁夏古代城池的开发与建设,是宁夏古代城池建设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以兴庆府城为标志的西夏都城的开发与建设,既表现出党项西夏城池建筑文化的最高水平,也表现出党项民族文化和汉文化以及匈奴、鲜卑、契丹、回鹘、吐蕃文化的完美结合;不但是党项民族城池建设史上的典范,也是宁夏古代城池建设史上的典范,是中华民族城池文化建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宁夏古代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西北古代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腐败

南京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就其内因而言 ,则是腐败所致。腐败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毒瘤 ,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     

明代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影响

明代的自然灾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社会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造成了明代人口的大量减少和大规模迁徙;二、严重破坏了明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三、为明代政治演进提供了重要契机;四、影响着明代一些地区社会风俗的形成和流传。     

建构稳态系统的政权支点--论知识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从学理上讲，知识包含着道德知识与科学知识两个方面的内容，同时它也是任何统治政权进入稳态系统的一个理想支点。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道德知识和科学知识往往被置于一种失衡的境地，结果致使那构筑其上的统治政权失去了其稳定性的根基。因此，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探讨如何建构稳态的社会政治系统问题，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确保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一、道德知识的目的使世界多极政治趋于和谐与统一２０世纪初，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就曾经说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科学…     

中间群体: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

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中间群体。其产生,或源自天然,或应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需,带有国家政权或乡村社会或兼具二者的秉性。其产生后,与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均展开互动,对二者的影响或强或弱,或协同或冲突,进而作用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在互动中,有限的空间、独立的意志和自身的能力三者制约着中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对中间层的分析可以丰富"国家-社会"理论范式。     

中国应对自然灾害的社会动员问题刍议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政府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动员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式灾害动员的实际效果不断提高,信息管理逐渐公开.与此同时,在灾害动员的内容机制和对待国际救援的态度等方面也都有了长足进步和良性发展.     

对匈奴创建政权若干问题的探讨--匈奴政权始自冒顿单于说质疑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认为匈奴族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按照现在能够检索到的历史文献的记载,全面观察匈奴政权创建时期的历史,将匈奴政权列为北方民族政权建设的滥觞之一是有道理的。之所以视它为“之一”,是考虑到在匈奴族建立政权的那个时代甚至以前,还会不会有其他政权的存在,比如,同时代的月氏、东胡。对于匈奴政权的创立者,以往研究多认为是冒顿单于,事实上应当是头曼单于甚至早于头曼单于,冒顿时期是全面完善的阶段。而匈奴政权的单于庭、龙城、蹛林,也都是具有统治中心、祭祀中心等特点,也应当从其具体作用和相互关系等角度再作探讨。     

地方政权向中央政权的主动归附——评价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新视角

"东北易帜"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的领导人为了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了挫败外部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为了防止祖国的领土被分裂,毅然结束自己的独立状态,主动放弃自己的局部利益,将自己领导的地方政权合并入中央政权,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从而促成了中国的统一."东北易帜"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高尚行动.台独分子的言行正好与"东北易帜"的精神相反:为了一小撮的私利,置全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投靠外国势力,甘愿充当外国的走卒,与祖国为敌,一心想把自己控制的那块地方从祖国的母体上分裂出去."东北易帜"对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有一定启发.     

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与海岱地区文化格局的变动——兼论海岱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

本文将考古材料与金文、甲骨文、文献相结合,讨论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和权力动荡引发的海岱地区文化格局由商文化主导到周文化统治的变动过程。并通过论述海岱地区商文化、周文化、夷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尝试解决该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自然灾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自然灾害不断,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防灾救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尽可能减少灾害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在灾情高发期保持社会稳定,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而严峻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两宋乡村政权与社会控制研究述评

国内学术界对两宋乡村基层政权及其社会控制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较前有了大的提高.结合一些重要论著对相关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并就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缺憾作了一定的总结.     

论汉代政权对民间信仰的多重政策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俗文化的核心。针对民间自发形成的信仰与崇拜,汉代政权采取多重政策,或引导支持,或借鉴利用,或排斥打击,主要取决于其是否与官方信仰及主流文化相抵触,是否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秩序和百姓生产生活。不管官方态度如何,作为一种强大的民间力量,民间信仰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与官方政权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形成既配合又抗衡的互动局面,并以顽强的生命力传承、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