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中的比较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发现案件实体真实.由于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因此证据排除规则是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中规定的,再加上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不同性质,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诉法和民诉法中的内容也是有区别的.我国立法应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适宜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这是完善我国诉讼立法和证据立法的重要内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程序正义

作为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题中应有之义,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是衡量一国法治观念进步程度与人权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在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健全,堪称一大亮点。然而,这也对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尤其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为切实保障程序正义,必须正确把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问题。     

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非理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内普遍确立的一项规则,其依据主要是限制公共权力,保护人权。但根据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理念的差异和我国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非理性的。     

探析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障碍及其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是研究的重点内容,2012年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确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并制定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标准及程序,成为我国司法实践的指导和依据,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然而我国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刑事诉讼的形成和发展晚,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执行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困难很多,因此研究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的障碍及其具体运行的程序规则,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的作用。     

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非理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内普遍确立的一项规则,其依据主要是限制公共权力,保护人权.但根据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理念的差异和我国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非理性的.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是对人权的尊重;非法证据排除是宪法至上性的必然要求;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依法行政的必然,也是行政诉讼制度本身的要求;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反映了正当程序的价值理念。     

论排除非法证据的价值选择

非法证据是指非法取得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获取的证据的总称。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更具有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度

随着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规则,并未采用非法证据的自动排除规则。当前,世界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各有自己的模式,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态度的不同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各国诉讼模式以及成本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时,应坚持有限排除主义,严格限制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个人本位,强调尊重人权和对人的道德关怀的产物,是对控制犯罪、保证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权衡、妥协的产物,是一国诉讼制度民主、文明与否的试金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取证现象还非常普遍。如何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建构一个中国式的排除规则,成为刑事证据立法的热点和难点。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选择和理性基础

非法取得的证据 ,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 ,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 ,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确立什么样的排除规则是证据法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因此 ,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选择和理性基础进行分析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建立。“两个证据”规定虽彰显公安司法机关力图追求司法公正的态度与决心,然而,如何将制度规定有效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仍需一套具体的、稳定的、有效的操作程序。而要使“两个证据”规定付诸实施,首当其冲要面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建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可从主体、影响因素、可能的展望等三方面着手。     

论建立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国外先进制度和理念的借鉴与思考,各种相关的证据规则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探讨的焦点。因此本文研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现状及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设想及其配套措施。     

审前阶段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我国检察机关具有权能多元化和刑事诉讼全程参与的独特属性,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过程中应该而且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检察机关在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探讨,应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重点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与证明和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     

“恶法非法论”的启示

随着文明全球化形成之势,我们应主动积极的去对一些异方文化进行考察借鉴."恶法非法论"便是一条有着千年文化浸润的民主法制.其在哲学认识上、权威思想上、法治观念上均有着独到之处.这样的文明对于我们东方之壤可能带来无政府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侵害,但只要正确认识,合理预防,还是最终能有一番受益的.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伪证行为的治理

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伪证行为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审判的质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碍诚实信用社会风气的形成,因而必须予以治理。法官在民事诉讼理念和执法观念上要对伪证行为予以重视;要严格对民事伪证行为的责任追究,将《刑法》第305条伪证罪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三大诉讼中;《民事诉讼法》应增加规定宣誓制度,规定因对方作伪证而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民事诉讼当事人自由权简论--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人权具有普遍性。自由权的人权在民事诉讼中表现为起诉的自由、上诉的自由、选择一审管辖法院的自由、应诉的自由、撤诉的自由、选择审理程序的自由、合意停止诉讼程序的自由、要求公开或不公开审理的自由、合意要求法院调查取证、合意选择鉴定人和合意要求调解的自由、辩论的自由、自认的自由和认诺的自由等。我国民事诉讼无论在制度的层面还是在实践的层面离人权的标准都还有较大的差距。     

论电子证据在我国新修《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地位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这就产生了电子数据和电子证据的关系问题,进而影响了视听资料的法律地位.在分析概念的基础上,从信息电子技术的角度对三者进行了重新定位,即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分别是信息电子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产物,前者是模拟技术的产物,后者是数字技术的产物.由于电子证据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于是,笔者主张将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合并纳入电子证据的范畴,这样有利于构建统一的电子证据规则.     

浅析政府职能重塑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框架下,积极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政府职能重塑的进程,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作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一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必须是廉价的政府;其二,必须是高效的政府。我国目前政府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是:政府的运作成本太高、“设租”、“寻租”行为恶性膨胀、政府的运作效率太低和政府的不作为问题。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政府信息化进程和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来加以解决。     

浅析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在司法审判中,一直以来中国往往注重实体权利的实现,强调个别正义。即使是一向注重法治的西方国家,传统关注的也是实体正义。不过这种局面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更多的人们认识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程序正义不仅有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也是法治进程的推动力。程序正义成了西方国家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但在中国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论专家民事责任中专家过错的认定

本文在过错归责原则前提下,认为应在主客观相一致基础上界定专家过错,提出我国专家过错的认定标准可考虑采用“专家标准”,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专家标准”做出相关分析,并建议专家过错的举证可考虑采用“表面证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