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的超验叙事与信仰伦理

莎士比亚本人信仰何种具体的宗教派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其戏剧以独特生动的叙事艺术,不仅忠实记录了当时历史转折时期宗教伦理的嬗变过程,而且也蕴含了他对人与上帝之间信仰伦理关系的独特思考和个性化阐释。借鉴文学伦理学批评和戏剧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莎士比亚戏剧中所呈现的人与"上帝"之间伦理关系嬗变的角度,作者梳理了负载其个性化信仰理念的宗教文化符号"上帝"在其戏剧叙事中的演绎,挖掘人文主义浪潮冲击波中其不断转变的个性化信仰理念,探讨其在探索人类精神救赎之路上所启示的信仰伦理和道德价值,也可对当前如何修正和改善被世俗精神和物欲追求所致信仰匮乏、道德滑坡的社会道德状况提供一定的启示。     

论作为“中国梦”价值顶层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中国梦"设计中的价值顶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代所指既包括了对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坚持与自信,也内含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解构的理论张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所内含的人类价值、资本主义价值和中国价值。厘清马克思主义对宗教信仰的立场、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中国梦"伟大实践的引领,对于多民族共存的中华民族在圆梦进程中凝神聚气、维护共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汉英文学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及其翻译策略

由于文化传统、社会风俗、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等诸多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差异,使得翻译的可译性存在一定的限度。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在《巴别塔》一文中,以"Babel"一词的多义性来解构翻译的传统观念,并阐述到"上帝既开始解构通天塔,也开始解构天下会公用的语言;宗谱系统驱散与四方;截断了它的世系;一旬间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与人类,又禁止人类翻译",指出了"不可译"又"必须译"。     

信仰与聆听:西方哲学与神学对聆听的解读

同目视相比 ,聆听与宗教信仰的联系更密切。按基督教的观点 ,聆听上帝之言是在孤独中单个人聆听 ,而不是在稠人广座中从大喇叭聆听 ,更不是把好事做在明处。信仰同聆听奥秘有关 ,而不是同“看”、“见”有关。科学发现却同“可见”联系在一起。信仰是个人独处时与上帝喁喁私语。上帝之言只能聆听 ,不可目见。聆听是心灵与心灵、人与上帝的沟通。聆听奥秘 ,聆听心声 ,聆听天籁 ,乃是一种最深沉的交往。本文论述的聆听 ,兼具感觉性质的聆听与神秘主义的聆听两种性质 ,这两种意义的聆听都同人的生存体验结合在一起 ,并且 ,宗教信仰的聆听综合了感性与神秘的聆听。     

浅析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兼谈科学与宗教的联系

<正> “上帝不是在掷骰子”,这是爱因斯坦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对此很多人感到诧异,象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难道也信奉上帝吗?这个问题也曾引起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广泛关注,大多数人认为,爱因斯坦信仰的“上帝”决非宗教徒所信仰的拟人化的上帝。诚然,这种理解是对的,但仅仅指出这一差别是不够的,因为它只回答了爱因斯坦“不信仰什么”,而没有进一步说明他“信仰什么”。爱因斯坦是一个有着深沉宇宙宗教感情的人,而且在科学史上,与爱因斯坦有着同样宗教感情的科学家也不乏其人,对这种现象我们应如何理解?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我们了解科学家的思     

殷商后期由上帝宗教到人文德性的转折

中国哲学的开端可追溯到殷商中后期,因为人文德性已经产生,并逐渐解构着上帝宗教的思维.在《尚书·高宗肜日》篇祖己对祖庚的训诫中,人文德性的价值标准被赋予给了上帝,上帝由肆意妄为的神变成了以义与德为标准的具有人文色彩的神.而根据《尚书》中《西伯戡黎》和《微子》的记载,殷人更在商朝后期,对上帝进行了重新的定义.纣王认为在授命后就对人间不再过问,所以人可以不顾占卜的结果而肆无忌惮,这是由人自身欲望的膨胀带来的新上帝观.而以微子为代表的一批人,则认识到上帝不是血缘民族性的,而是公共的、道德的,由此,上帝宗教的解构基本完成.     

宗教的无神化——弗洛姆对犹太教的激进阐释

弗洛姆基于激进的人道主义的立场对犹太教进行了阐释,他认为,犹太教圣经及其以后传统中的上帝不是超越于人的力量,而只是一个符号,它所表征的是人性体验。信仰上帝即反对偶像,也就是要摆脱对所有神圣的、世俗的非理性权威的依赖,成为一个实现自己善的潜能的人。人的命运是由自己而不是外在的力量决定的,他自己的自由选择决定他的现在与未来。人自由地实现其潜能的过程展开为人类的历史,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弗洛姆对犹太教的阐释消解了犹太教的宗教色彩,将其世俗化为人的价值与目标的象征体系,凸显了人的自由与独立。弗洛姆对犹太教的这一阐释,体现了他以人自身为出发点,强调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立场。     

启示信仰与解构虚无——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杂文

以"批判—解构"为显在话语特征的鲁迅杂文具有其内在的意义建构。在存在主义视野下,对现代生命信仰境界的持续冀望,对生存虚无的反复透视、解构是鲁迅杂文着力建构的深度意义体系。     

理性中的“上帝”:德国古典哲学上帝观辨析——以康德、谢林为中心

康德与谢林同处于启蒙时代的思想氛围之中,但他们对上帝问题却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在康德那里,理论理性无法认识上帝,上帝也并非万物的创造者或本原,而只是作为一个道德公设存在于实践理性之中,它的最大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保证道德主体配享相应的幸福,同时为伦理共同体的建立确保一个标准。在谢林那里,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上帝也不再被保留于信仰领域,而是"重新回到"哲学思考的主题当中;人类可以通过"理智直观"来认识上帝,伴随着对上帝的"理智直观",灵魂的本质得以被思索,德行与幸福也获得统一。康德与谢林上帝观的不同不仅反映了启蒙时代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碰撞,也折射出西方历史中哲学与宗教的内在纠葛。     

在断裂中架起桥梁:雅斯贝尔斯历史哲学中的拯救意识

雅斯贝尔斯把历史从纯粹的认识论领域中引出,明确宣称把历史的总观念奠定在超验的基础上。他为开放的理性精神开辟道路,努力消弭近代哲学以科学理性杀死上帝的虚无主义态度,试图在"理性与信仰"之间架起桥梁。他认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的统一,是人类互相理解、交流的活动,统一的目标是无止境的任务,人类必须担当起自我拯救的重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人本思想

上帝是否存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求索的问题,但人是陀氏宗教视界的中心.陀氏不懈地探究上帝和人的本质及生存的关系,形成其独特的宗教人本思想.他认定,人对上帝的否定将会导致人的毁灭,使人类遁入虚无.依靠上帝是人走向未来的唯一道路,但上帝并不充当人类现实生活的救世主.上帝是人的内在神性的源泉,只有以信仰为纽带,人才能沐浴上帝之光,禀承上帝的神性,消除人自身的局限性,实现人的真正本质,获得精神的复活,建设新的人类世界.     

理性信仰的精神家园之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上帝思想及其现代伦理价值

在学界熟知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关于认识能力的考察中,他的上帝思想却透露出一种特殊方式的伦理表达,并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和现代伦理价值。他在全书的中心即先验辩证论的论述中,为了把握最高的统一整体而引出灵魂、世界、上帝。他关于上帝表述的含义:上帝是一种本体、无限、物自体;是一种产生于理性、不可避免的最高层次的先验幻相;是一种理性的理念;也是一种纯粹理性的理想。他理论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神,旨在提升人而贬抑神。康德上帝思想的现代伦理价值:充满一种折射着价值理性之光的伦理精神;深含着一种构筑精神家园之盼的道德信仰;蕴涵着一种实现人类至善之梦的真善美情怀。它从特殊的视角审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并且打开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缺口,进而追求主体精神与道德人格的完美统一。这对于急功近利于工业文明、锱铢必较于商业社会的抑郁而疲惫的"现代人"而言,不啻为一种脱胎换骨的期盼和洗心革面的警醒。     

人的飘摇与救赎——尼采与福柯哲学中人的精神危机

尼采的上帝与福柯的人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既是双生兄弟,又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也同时消亡,在解构了上帝和人的同时,人的真实得以显现:体验生命的过程,而不追究它的实质和归宿,敢于承担自身的无意义而不消沉衰落,这正是生命的骄傲。尼采与福柯对关于成为自己的训令抱着十分认真的态度,他们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种典范———不是真实的典范,而是追求真实的人生的典范。     

社会契约理论:理智幽灵与乌托邦梦想

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契约理论,是在宗教神学信仰遭到毁灭性打击、人类理性信仰得以确立的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理性思想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实质上是以人类理性的面孔复活了上帝。这就决定了西方近代的社会契约理论的乌托邦的特征。即使罗尔斯的“新社会契约论”也仍然没有摆脱人类理智幽灵的束缚和乌托邦的性质     

理性与神秘:传统文化的孪生子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一个类似于西方“上帝”的存在而在精神领域里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读书人眼中，宗教信仰并没有世俗的功名重要，只是作为一种实用工具适时地使用一下，或者是失意时的排遣情怀的精神寄托。大多数人对其抱着“可信可不信”，“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态度，把“神”看作人类观念的延伸而不是一种实在。在精神领域信仰这个“可有可无”的中间地带的两边是两个极端——经验理性与神秘主义。一边是极端的理性，将“上帝”与“神”推倒在一边，不允许其占有一席之地；一边却是极端的神秘，蔑视人类的理性，相信不可知的“…     

伦理,如何“与‘我们’同在”?

伦理到底如何"与‘我们’同在"?这是道德合法性的真理与信念前提。伦理道德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精神发展史、人的生命发展史相一致。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古希腊传统中的苏格拉底之"死",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之"怒",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分别以悲剧与喜剧的方式,呈现伦理世界中人类精神的"悲怆情愫"。伦理世界解构,"大道废,有仁义",人类精神进入以个体为真理,通过教化建构生活世界的伦理普遍性的教化世界。"上帝死了"(尼采)、"打到孔家店"(五四运动),以"伟大可恨"标示教化世界的幻灭,而"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之间戏剧般的关联,似乎再次以悲剧的方式申言伦理实体对人的精神的生命意义。由此,人类精神进入道德世界。道德世界透过"伦理上的造诣"将教化世界中的个体提升为主体,达到主体与实体的同一,达到精神史的当代觉悟,即"伦理觉悟"。"伦理觉悟"不仅是伦理家园的精神回归,更是人类的"最后觉悟":"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人类种族的绵延"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罗素)。人类精神史以伦理为重心,形成绵延不绝的问题流:"我在哪里?""我是谁?"(自然世界)——"人应当如何生活?"(伦理世界)——"我们如何在一起?"(教化世界)——"我们能否在一起?"(道德世界)。当代人类精神的伦理问题如此严峻,乃至发生"人类还会有前途吗"的"梁漱溟之问"。     

中西信仰观之辨

文章以自己的方式严格区分了信念与信仰,把信念归之于现世,把信仰关联于彼岸;真正的信仰仅存在于黑格尔谓之"自由宗教"的那种宗教中;属于"自由宗教"的基督教是一种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宗教,上帝其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异化;以这样一种信仰为参照,作者对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有了自己的提问方式,并由此引出了自己的思考.     

瘟疫背后的思想史——兼窥中西"天(神)谴"观念之不同

面对黑死病的肆虐,教会宣称瘟疫是上帝对人类罪孽所作的惩罚,并组织人们进行忏悔、祷告等活动以获谅解,逃脱灾难。在这种行为的背后,是中古西欧基督教信仰中的围绕人类之罪而展开的"神谴"观念。中国古代也有系统的天谴观念,但在谴责的承受者问题上,中西有重大的不同。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展现出丰富的思想史图景。     

上帝的“误读”与“悟读”——上帝“演变”所透视的生命内涵

“上帝”原本是基督教的信仰核心,但是,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认识的深化,上帝越来越普遍地受重视,它不仅走出了单一的基督教含义,而且体现了人类自我认识的发展历程,蕴含了人生和生命的成长历程。文章从上帝概念的演变和发展这一维度来探讨其所透示的生命内涵及其意义。     

伦理忧患及其文化形态

人类精神生活及其同一性是人类生存的最后文化防线,这道文化防线以伦理忧患的方式伴随着人类发展进程。在文明史上,伦理忧患常以"道德咒语"的方式对历史发展进行反思。中西方文明中具有终极意义的伦理忧患是"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将会怎样?"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当下的"后"意识是人类对自身延续的精神链和文化链的伦理忧患。伦理忧患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以物质力量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诊断、道德批评和文明预警,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平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