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分析的典范--奥斯汀驳感觉材料理论

奥斯汀对感觉材料理论的驳斥是他运用语言探究方法检查传统哲学论证的一个典型范例.他认为“我们是感知物质事物还是感知感觉材料?”这个传统知觉问题本身似是而非,而建基在“依据错觉的论证”之上的感觉材料理论则包含大量迷惑人的谬误和各种隐藏着的动机.艾耶尔所表述的论证包含许多语词上的误用或滥用以及诸多对知觉事实的错误概括,其真实动机就是要把现实世界观念化或虚幻化.奥斯汀对感觉材料理论的驳斥并非仅具有否定意义,在批驳感觉材料理论过程中,他还在知觉对象、知觉方式、知觉描述、经验性质等方面提出正面的观点.他的观点至少校正了我们思考知觉问题的框架和方向.     

《庄子》里的“遊”和“藏”

《庄子》里的“遊”和“藏”冯宽平传统哲学把表达思想或叙述事实视为语言的职能。５０年代后期这种看法开始受到洁难。由奥斯汀首先提出，到６０至８０年代又经塞尔等人发展完善成为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各种言语行为，表达思想或叙述事实囊括其中。...     

从《逻辑哲学论》解读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理解他前期思想的惟一线索。通过这部著作,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脉络是:现实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可能世界是事态的总和。事实是存在的事态。存在的事态和不存在的事态构成实在;语言是命题的总和,命题是对实在的陈述;这种陈述有真有假;语言是实在的逻辑图像。事实的最小单位是原子事实,由单纯物1构成,原子事实又构成分子事实,分子事实是复合物;相应地,陈述原子事实的原子命题是命题的最小单位(基本命题),复合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单纯物不可言说;此外,命题陈述实在并且和实在共享的逻辑形式是不可言说的;伦理问题是不可言说的。可说的都能说清楚,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不可说的是神秘领域,只能通过意志的直觉和体验把握。哲学的任务是为语言划界并进而为思想划界。哲学将不再是生产命题的知识体系,而是解释命题、澄清语言逻辑的思想活动。     

生命义名词的语义特征分析

从名词加量词角度分析,汉语中“生命义”名词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生命义”名词一般能带个体量词,但绝对不能带度量词,另外所搭配动词是“自主”动词的典型形式,它的所指是强“个体性”、有较高生命意志的事物。倾向于加个体量词与绝对不能加度量词,已初步成为“生命义”名词的形式“标签”;事物生命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强“个体性”,名词的“生命义”与名词在“空间义”方面的强“个体性”特征相对应,以及与强“自主”的行为性特征相对应;“生命义”、强“个体”义、强“自主”义,是一种跨越了词类层级的、而在语法的释义世界中自成系统的、具有相随性的一组意义。     

奥斯汀论行事语

奥斯汀的“行事语”表明所说的话是在做一件事或作出一个行动。关于“行事语”有两个定义:(甲)一句用在特殊场合下的说话,如果而且仅仅如果这种用法可以作为说话者在做一件什么事情,而不是作为在说真话或假话,或者不仅仅在说真话或假话,那么这句说话便是一句行事语甲。(乙)一句用在特殊场合下的具有“我 X〔怎样怎样〕”形式的说话,如果而且仅仅如果这样用是作为说话者以此作为在 X 着的例子,就称为一个“行事语”乙。我认为“行事语”甲就可以满足奥斯汀的要求,而且他所碰上的困难将因这一选择而得到克服。定义(甲)的一个更严重弱点是,有许多说话的“混合例子”在特殊场合下既可以用来作真假陈述,同时又可以作些事情。奥斯汀于是又提出了“说事的”行动、“非说事的”行动和“通过说事的”行动这三个区别。奥斯汀说,他的兴趣“主要是抓着第二个非说事行动,并拿来和另外两个对比”,并且觉得“看上去最容易有麻烦的是非说事和通过说事之间的区别”。但真正的困难产生在企图区别说事行动和非说事行动的时候。弄到后来,奥斯汀的考察究竟揭露了什么有意思的问题,是可怀疑的。求助于普通语言,在考察特殊的词和特殊词族的逻辑语法时,是有用的,但是用未考察语言怎样作用这样一个总看法对,则不大会有结果。     

事实的客观性蕴涵着主体性和客体性

事实的客观性就内在地蕴涵着事实的主体性和客体性。“事实是表征物质世界客观存在和运动的具体状态、现实环节的概念”这一界说就内涵着事实的主体性，因为人的主体性活动本身就是“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中的一种具体形式。《论事实的客观性》实际上区分了事实的本体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并着重分析了其认识论意义，指出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是具体的、历史的、进入主体现实的求是活动范围的事物及其情况。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理解事实的主体性。笔者的观点是：不能把事实的主体性归结为事实“是人对事物的一种意识和断定”、“是人所把握的一种知识形式”。     

虚构对现实的背离与重返

虚构世界自我包含的本质将确定事实转变为虚构世界对现实的不确定内客，与具体现实相背离，而与虚构世界自身相统一。我们面对的现实，已经包含着不同的虚构，小说的虚构世界一方面是对现实的虚构倾向的加剧，另一方面是对现实世界的融合，虚构世界意味着与事物的事实状态相背离，这种背离是一种与现实的特殊融合形式，只有背离事实状态，才可能揭示出非事实状态的现实，背离事实意味着我们对某种现实的认知失去事实的控制，必须从与事实相反的虚构世界出发来全新把握和表达这种现实。这使虚构世界显示依赖现实又返回现实的特性。     

维柯:人类语言文化视界的开启者——论维柯的符号学—文化语言学思想

在人类语言研究的历史上,第一个打开语言的文化视界的是17至18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他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全名为《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中把语言作为开启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奥秘的钥匙。他认为知识的标准或依据就是真理(Verum)与事实(Factum)的统一,而“事实”在拉丁文中有“作”“为”即行动的意义,因此知识和行动有密切的关系。“真实的东西就是被制作出来的东西”,人类认识中的所谓真实,实际上是他通过自身的观念和语言所构造的。人类起源和历史发展的全部奥秘就深埋在人类的语言之中。如果说哲学观照理性或道理,从而达到对真理(the true)的知识,那么语言学观察来自人类选择的东西,从而达到对确凿可凭的事物(the certain)的认识。如果哲学家们不去请教语言学家们的凭证,那么他们的推理就失去了科学依据,因此在维柯创造的科学地研究人、社会、意识形态的新学科体     

论当代逻辑意义

俄弗兰在他的两篇文章中,着重说明当代的分析学派“既不描述世界,也不歪曲世界,而是无视它”。他们研究的对象不是事实而是语言。据说,象爱耶尔和莱依尔那样的人,他们所谈的并不是什么哲学理论的问题,而只是哲学理论的分析的问题。他们只是对哲学所使用的语言进行分析,他们只是哲学分析家,而非哲学家。作者强调,分析学派对于一切哲学派别都采取“中立的态度”,因此不能把爱耶尔看作一个现象论者或经验论者,把莱依尔看作一个行为主义者。但是,照作者看来,分析学派中的一些人在进行哲学理论的分析时还是不免运用传统哲学的事实语言,另一些人甚至用一种纯粹分析的成语或逻辑语言来谈论事实性传统哲学的问题。这样就造成一种混乱,使人们容易把哲学分析和哲学本身看作一回事,把哲学分析家也看成是哲学家。最后,作者指出既然哲学分析和哲学还是有区别的,既然单纯语言学的证明不能解决哲学本身的问题,因此还是必须回到哲学问题本身上去,“在有用的情况下运用一下语言分析,但不要滥用它。”作者的这些论点我们认为还是有问题的。首先,不能把爱耶尔那样的人看作是“哲学上的无党派者”或“中立者”。就同所有的逻辑实证论者一样,爱耶尔也是把哲学的根本问题——把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物质世界和其规律是否客观存在等问题看作是“形而上学的”、“虚假的”或“无意义的”问题。他认为人们决不能认识感性经验之外的客观实在。显然的,这不单是不可知论而且是主观唯心主义。爱耶尔还认为宗教信仰发生于感情,不能用科学或逻辑的方法来分析宗教信仰,证明它是真或伪;因此他肯定宗教与科学之间并无矛盾,宗教不能说服科学,科学也不能驳倒宗教。这种主张实质上就是一种信仰主义,其目的是在为宗教留出一个地盘。同爱耶尔一样,莱依尔也提出过所谓“势力范围”的说法,认为信仰与理性各有各的范围,互不相侵,互不相犯。分析学派实际是在“超哲学”或“元哲学”的伪装下来贩卖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陈货。是的,我们必须回到哲学本身的问题上。但决不能希望分析学派会解决哲学本身的问题,其原因倒不在于分析学派所谈的不是哲学,而在于分析学派所谈的是错谬的哲学。这一点作者是看不到的,也决不可能看到。     

奥斯汀论语言和言语

尽管奥斯汀对语言的实际使用比对语言本身更感兴趣 ,但他并不忽视对语言的研究 ,而是从词汇和句法方面对他所构想的S0 和S1 情境以及实际情境中的语言进行比较详细的探讨。作为普通语言派的主将 ,奥斯汀承认普通语言是人类不得不使用的交际工具 ,但是他又指出这种工具远不是完美无缺的 ,而是有缺陷的工具。关于我们如何使用语言谈论世界 ,奥斯汀所作的分析详细并且有趣 ,这种分析在哲学上颇有启发意义     

奥斯汀论知觉

奥斯汀说那种认为我们只看见感觉材料,看不见物体的见解是“学究式”,也就是过分简单化,喜欢“表面整齐的分类”而不喜欢事实的捉摸不定的复杂性。根据他的说法,哲学家总想说,我们“直接知觉到的”只是感觉材料而不是物体,这是一种“伪造的对立”,一种“表面干净的二分法”。他提出的相反说法是:“我们所‘知觉’到的东西决不是只有一个种类,而是有好多不同的种类”。奥斯汀的说法是一种令人误解的片面真理,而且他攻击的物体与感觉材料之间的“伪造的对立”也没有能达到目的。感觉材料论者诚然对笔、虹等一类东西的视觉知觉作过分析,并且认为每一个事例都牵涉到感觉材料在内。但因此说哲学家就是否认或者模糊我们看见的这些形形色色东西的区别,那是毫无根据的。确实在感觉材料、感觉、知觉概念这些名辞后面可能隐藏着一些“令人迷惑的谬误”。但是奥斯汀提到的为我们知觉到的那些东西,并没有能如他指望我们那样,以此作为理由说感觉材料论是对一个错误问题的坏答案。奥斯汀认为那些用来教初学者的、常被人提出来然后又打下去的陈旧知觉学说,都非常粗疏而且容易引起误解;这样看是对的。他认为那些用来赞成或反对这些学说的论证有时也是粗疏和不能令人信服的;这也不错。但是讨论这些学说确有一样好处,就是使学生接触到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他作为一个“不用心思的普通人”头脑里是不会有的。奥斯汀没有看出或者至少不承认,他否认的这些学说会有这样的好处。奥斯汀对于哲学的性质决不会想到提出一个笼统的总的看法,不论是消极的或积极的。但是初学哲学的人读了《感觉与被感觉的》之后,说不定一点信念都不剩了,觉得哲学除掉暴露哲学家的错误外,更没有别的事情好做。     

日常语言哲学维度下的语言与世界关系——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语言哲学思想探索

奥斯汀与维特根斯坦被归入日常语言学派的大传统,他们两人都注重语言批判,强调治疗型哲学,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逻辑实证主义,推动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拟通过两人对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这一语言转向后哲学的重要问题——之阐述的比较研究来分析两人一些哲学思想的异同.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犯罪过失概念剖析

在法的发展历史上 ,犯罪过失是对应于犯罪故意而存在的概念。我国古代刑法中表述无犯罪意图过失的概念 ,主要在于“无认识过失”,强调对事实或结果“无本意”;对非故意罪过而构成犯罪的 ,侧重于通过伦理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 ,以预防和减少犯罪。     

关于“你我他”三者关系的逻辑解读

“你我他”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这个世界所有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如果把“你我他”转化为“ABC”来描述,那么认识事物与世界,则是关于“ABC”言语系统相统一的逻辑判断系统的构建问题。判断是断定事物情形的基本的逻辑思维形态。判断的种类主要有形式逻辑判断和辩证逻辑判断两种。前者的基本理念是对立哲学的思想观点,而后者则是以和谐哲学的观点展开对于事物的认识与判断。判断对象包括事物个体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判断。判断的内容包括对判断对象的存在状态、性质和相互关系的判断。     

论“对应统一”规律——马宝善“对应统一”观解读

马宝善综合运用数字、文字图象通过对太极图、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图及后天八卦图的解读,得出“对应统一规律”是宇宙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一结论.它与“对立统一规律”究竟是什么关系,文章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二者并不矛盾.“对应”的实质是保持事物平衡的“中和”;“中和”符合中国哲学精神;和谐社会与“中和”相契合.     

全球化趋势与世界语言问题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特征。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性的语言问题随之加剧或进一步突出,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冲击日趋严重。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简要介绍世界全球化趋势,讨论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语言问题,即英语霸权现象和语言濒危现象,可找出应对这些语言问题的措施。     

日语会话“生きた隱喻”形式特征探析

“生きた隱喻”（创新隐喻）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说话人为了实现某种言语交际意图,以说话人在这一语境中所认识到的两类事物或者现象之间的某种相似性为依据,用描述某一类事物或现象的语言表达评价另一类事物或现象的一种语言的使用。日语会话中“生きた隱喻”的表达形式分为“系词隐喻”、“主语隐喻”、“谓语隐喻”、“综合隐喻”和“语境隐喻”。     

关于价值的几个概念问题

本文针对我国哲学界在如何理解价值范畴和价值属性等问题上,存在的采种将价值“事实化”的倾向和一定程度上混淆“价值”与“事实、“评价”与“认识”间差异的现象,提出了不同意见。     

生命义名词的语义特征分析

从名词加量词角度分析，汉语中“生命义”名词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生命义”名词一般能带个体量词，但绝对不能带度量词，另外所搭配动词是“自主”动词的典型形式，它的所指是强“个体性”、有较高生命意志的事物。倾向于加个体量词与绝对不能加度量词，已初步成为“生命义”名词的形式“标签”；事物生命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强“个体性”，名词的“生命义”与名词在“空间义”方面的强“个体性”特征相对应，以及与强“自主”的行为性特征相对应；“生命义”、强“个体”义、强“自主”义，是一种跨越了词类层级的、而在语法的释义世界中自成系统的、具有相随性的一组意义。     

浅谈《水浒传》中的乡村意象

通过对《水浒传》中乡村意象的文本解读,具体分析了“村景”、“村酒店”和“村庙”等意象,从诗化的语言中探究所蕴涵的俗文学里文人化因素和其创作倾向,从模式化的内容中发现民俗文化的痕迹。乡村是《水浒传》人物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与城市相对应的另一重要环境,解读其中的内涵,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水浒传》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