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渊明的归隐和他的田园诗

陶渊明象历来出身于封建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一样,希望通过出仕的途径有所作为。但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的志向抱负很难实现。东晋末年门第高于一切,士家大族凭借“九品中正制”把持仕途,造成“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潦”的局面,才人志士备受压抑。陶渊明出身于一个并非士家大族的没落官僚地主家庭,以如此低下的社会地位,是很难在仕途上求得发展的。诗人几番仕而隐、隐而仕的经历,包含着他屡遭挫折的痛苦,导致他产生了与当权士族在政治上的离异倾向。     

陶渊明的“仕”与“隐”管见

晋末大诗人陶渊明，自沈约《宋书》将他列于“隐逸传”开始，后世就不断有人尊其为“隐逸诗人之宗”；、人们一提起陶渊明就想起“归隐”二字。其实，贯穿陶渊明整个内心活动的，并非单纯是隐逸思想，仕与隐的矛盾在他的心中常常交错地流露出来。陶渊明一生中，先后做过江州祭酒、刺史幕僚、镇军参军以及彭泽令等官，其间三仕三隐，时出时归。29岁首次出仕，确是想做一番事业，但因刚直坦率，“不堪吏职”而辞官回家。可是，他壮志犹在，对统治者也仍抱有幻想，于是在36岁左右第二次出让，做了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僚。由于桓玄企图夺权称帝，陶…     

陶渊明初仕后并未闲居

关于陶渊明从出仕到归田,专家在编年谱时,都认为陶公在州召主簿不就后,即在家闲居数年,等待第二次出仕.今择其影响大者九家予以介绍.1、邓安生《陶渊明年谱》太元二十年乙未,二十七岁.是陶渊明始仕之年,不久,自解归.隆安二年戊戌,三十岁.     

人生支撑点的失落--论陶渊明的人生悲剧

陶渊明的人生悲剧在于其人生支撑点的失落。人生支撑点的找寻与确立应该由社会舞台及生命主宰者两者的合力而定。东晋社会没有为陶渊明这种位卑清高的文人提供施展才华的场所 ,这是社会的悲剧 ;傲岸不屈的个性、安贫守节的人生理想使他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 ,这是其人生悲剧的内在因素。内外因严重扭曲导致陶渊明人生支撑点的失落 ,于是在行动上外化为仕时思隐 ,隐时欲仕 ,隐与仕构成其人生最大的困苦 ,作为著名文学家的陶渊明在作品中处处流露出找寻人生之路的困惑与迷惘。陶渊明的人生悲剧不但是他个人的深哀巨痛 ,更具深远的社会意义     

人生支撑点的失落

陶渊明的人生悲剧在于其人生支撑点的失落。人生支撑点的找寻与确立应该由社会舞台及生命主宰者两者的合力而定。东晋社会没有为陶渊明这种位卑清高的文人提供施展才华的场所,这是社会的悲剧;傲岸不屈的个性、安贫守节的人生理想使他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这是其人生悲剧的内在因素。内外因严重扭曲导致陶渊明人生支撑点的失落,于是在行动上外化为仕时思隐,隐时欲仕,隐与仕构成其人生最大的困苦,作为著名文学家的陶渊明在作品中处处流露出找寻人生之路的困惑与迷惘。陶渊明的人生悲剧不但是他个人的深哀巨痛,更具深远的社会意义。     

刘克庄仕隐的原因及矛盾心态

刘克庄一生仕途坎坷,屡起屡废,他的生活经历客观上在仕隐之间摆动,他的主观心灵也始终在仕隐之间徘徊。他的出仕既是为了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也是为了光耀门楣和摆脱贫困;他的归隐是因为耿介敢言,屡次被贬;同时也是为了远祸避害,平息谤议,保全晚节。欲仕而不得,欲隐而不甘,刘克庄的这种仕隐矛盾贯穿其一生,比一般人更为复杂、激烈和长久。     

洒脱中的圆融，平和中的叛逆——陶渊明人格之我见

在陶渊明的身上有着人生真谛的统一.他的性格是多样的:对于自己的人生信念他执着追求,但在黑暗现实中他又潇洒地放弃;在仕与隐的矛盾冲突中,他又能圆融地化为统一;他有着平和的个性,但其中又有着叛逆的因子.     

醉醒其间 荣枯咫尺——谈陶渊明《饮酒》诗中体现的人生感悟

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包含了复杂而丰富的思想内容,它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示了诗人对于人生、对于生命、对于社会、对于理想的感悟。生死的幻灭与荣枯的悲凉,是非的叩问与仕隐的矛盾,都在二十首《饮酒》诗中得以体现。诗歌从更深的层面展现了诗人壮志难伸、理想破灭的悲愤,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世风的靡丧,同时,也向我们勾勒了他从出仕到归隐之间的艰难复杂的心路历程。饮酒只不过是他的一种疏解忧愁烦恼,暂时忘却世事人生的方法,然而,陶渊明却在这种方法之中,找到了更多的关于人生问题的解答,完成了多少人一直梦寐以求的终极追求——达观的超脱。     

白居易的中隐观与中隐园林

仕与隐一直都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难选择.作为中唐文化的代表,白居易调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出仕与退隐中达到了很好的平衡并提出了中隐的概念.白居易亲手建构的私家园林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     

"田园"、"山水",异趣别情--浅谈陶渊明、谢灵运的归隐和诗作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晋宋时期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都有着类似的仕而隐、隐而仕,最终又复隐的人生经历。但是,陶、谢二人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以及他们的诗作则迥然不同。     

论唐人对陶渊明的受容

陶渊明以其坚守志节自然纯朴的人生境界和高旷真淳的审美境界为后人所仰慕,但时代精神和个人兴趣的不同,人们对他的理解、择尚也有所不同。本文即从唐人对其隐逸和诗酒风流两方面的受容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唐代对其趋尚的时代原因以及唐诗与陶诗的个中渊源关系。     

论陶渊明亦隐亦侠的双重人格

从人格认同的角度探讨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可以看到陶渊明的人格由隐士和侠客两部分构成。表面上看,这两种人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它们却可以在热爱自由和生性浪漫的个性上达成统一。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对陶渊明诗歌内容的丰富性和统一性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野草》: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现代转换

《野草》中潜伏着一种隐逸的精神向度,体现在作品中类隐士的人物形象上和关于死亡的欢喜体验中。这种精神向度是对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一种现代转换。     

论郁达夫的“隐逸”

隐逸,是郁达夫最典型的人格特色,几乎囊括了现代隐逸的各种形式。他＂隐于自然＂,认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他＂隐于酒色＂,几乎把＂酒色＂当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隐于书斋＂,读书、买书、藏书、著书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爱好。他＂隐于宗教＂,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淡泊出世、放达超俗的佛道意识。他＂隐于死亡＂,在＂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满与超越。在郁达夫的＂隐逸＂中,＂隐于自然＂和＂隐于酒色＂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爱欲和自然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命的两极。     

魏晋时期儒道合流影响下的隐士形象——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时期的隐士作为一特殊的群体深受儒道双重思想影响,内心的冲突促成了形象的生动与多样。成书于南朝宋时期的《世说新语》集中对该群体的言行思想进行了描述,透过该书可管窥魏晋时期在儒道合流影响下独特的隐士形象。《世说新语》三十六门,隐士近三十人,涉及隐逸思想和言行的有六十余条;且特辟《栖逸》一门,可见当时隐逸之风盛行。综观《世说新语》中的隐士皆受儒道双重思想影响,两种思想的合流渗透于隐士思想并体现在其言行中,矛盾性与复杂性更突出了形象的生动性与多样性。     

内在与超越——孔子中庸思想阐微

孔子思想中存在诸多二律背反式的冲突模式,比较突出的如天人冲突、礼仪冲突、德刑冲突、仕隐冲突。这些冲突关系中实含有相互依存、彼此互动的内涵。孔子通过“命”来调谐天与人的冲突,通过“诚”来达致礼与仪的统一,通过“仁”来实现德与刑的互补,通过“时”来决定仕与隐的抉择。孔子解决其思想中内心冲突的原则归根到底是他的中庸思想,“命”、“诚”、“仁”、“时”都只是中庸原则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冲突模式所选取的具体超越路径。     

浅论柳宗元诗文的禅境

禅宗美学是佛教禅宗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美学思想.以中唐柳宗元为代表的山水散文、诗的创作,正是禅宗美学影响于文人创作的产物.禅的定慧双修确立了柳宗元山水散文、诗的禅悦境界,突出了柳宗元啸傲山林的人格魅力.     

从乡村到都市:逸乐之美的两种形式——论陶渊明和白居易生活的艺术

中国文人的"独善"往往表现在"逸乐"中,而"逸乐"在西方的美学观念里与"颓废"相对应。逸乐作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陶渊明与白居易的诗歌中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陶渊明开创的是乡村的逸乐之美,他的逸乐是生命与自然的融合;白居易开创的是都市的逸乐之美,他的逸乐是生命与世俗的融合。逸乐是生活的艺术,具有现代性的永恒之美,不仅对于古人重要,对于崇尚休闲的今人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意义。     

自我的迷失与膨胀——韩寒笔下的“上海印象”

文章拟从韩寒的文本出发，以其笔下的“上海”印象为切入点来展现作品人物自我缺失、迷失的心路历程。通过对上海“城市建筑”呆板、人工化、无生气特点的描绘，表现了城市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冲突；通过对精明世故、人情淡漠的上海人生存状态的再现，凸现出物质繁荣与精神虚无之间的不协调；通过对以城市文明和现代化为主导的上海文化的反思，表明了作者以边缘立场对抗主流话语的反叛姿态，其结果却导致一度迷失的自我得以极度地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