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兼从程序法角度审视刑法的修订与完善

欲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和做法,研究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是必经之路。在研究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时,强调程序法的手段和工具作用是片面的,而用"程序中心论"取代实体公正更是错误的。从哲学上说,关系即联系。因此,对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应用联系的、整体的、辩证的方法来研究。因为某一具体的程序法与实体法相联系构成某一具体的法律调整系统,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以达到最优化地调整某一具体法律关系。因此,从程序法角度审视刑法的修订与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不仅有利于刑法目的的实现,而且有利于刑法更加合理和完善,更加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发展趋势。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刑事纠纷解决——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

社会管理创新注重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结构性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刑事法律在法治社会的纠纷化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社会管理创新融为一体,互为命题。对刑法理念、刑罚观、秩序正义、罪刑法定原则、社会治理理念的理性诠释,有助于发挥刑事法律的"维稳"功能。刑事法律主要通过刑法理念的指引功能、刑事实体法的行为规范功能、刑事程序法的纠纷解决功能三个途径来达到矫正犯罪人,补偿被害人,修复社会创伤的目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能集中体现上述社会效果,实现恢复性司法正义。在此基础上,刑事和解制度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扩充。     

论定罪与量刑之关系--以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为视角

我国量刑问题经历了从以实体法为主到以程序法为主的发展过程。美国量刑指南建立在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十分清晰的基础上。不廓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强推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效果必然不理想。从刑罚具有的惩罚和教育的功能角度,可以划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惩罚功能通过定罪决定报应刑量来实现,教育功能通过量刑决定宣告刑量来实现。各罪报应刑量应由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时发布司法解释来确定。     

从刑法的谦抑性论“婚内强奸”

许多西方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认同了“婚内强奸”行为构成强奸罪。我国对“婚内强奸”立法规定模糊不明,理论学说众说纷纭,司法实践裁决不一。根据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婚内强奸应在一定范围内有限成立强奸罪。作为现代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刑法的谦抑性影响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在刑事立法层面,应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在刑事司法层面,应从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     

再识程序法与实体法之关系

程序法与实体法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功能,二者之间不仅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而且程序法在一定情况下亦可弥补实体法的不足。虽然程序法和实体法“具有同样的精神”,但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执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所致,程序法的价值、功能及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意义,却未被人们所理解,重实体法而轻程序法的观念根深蒂固。随着法制的完备,执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公正性倍受重视,所以重新评价和认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重视程序法的价值、功能,确立程序法与实体法并重的执法观念,应引起法学界、法律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

我国古代和西方国家均不乏宽严相济的思想和规定,刑事政策变迁及适用离不开当时的客观环境.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轨迹最终将体现在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上,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规定的修改.具体地,在刑法上应将宽严相济写入刑法总则、缩小死刑适用范围等,在刑事诉讼法上应规定沉默权、规定刑事和解制度等;在未成年犯罪刑罚立法上应对未成年犯限制或者禁止某些刑种的适用,建立未成年犯缓刑制度,取消未成年犯罪记录等.     

刑事和解立法设置问题研究

我国的刑事立法中有关于刑事和解的间接依据,但其效力有限且缺乏可操作性。刑事和解的立法设置应当考虑立法的现状和实际情况,着重修改现行法律中与刑事和解相抵触或不相适应的部分,为刑事和解的适用提供法律依据,并从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两方面着手分别加以完善。     

试论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适用的正当性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适用具有正当性。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案件中适用的法律根据是刑法第5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法第61条规定的量刑依据,政策依据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关刑事和解在死刑适用的司法实践也表明了其合理性。     

特别程序与检察监督——以刑事和解程序为视角

加强对特别程序的检察监督,保证特别程序顺利运行,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的引入,将使检察机关的权力与职责面临重大调整,将对检察监督提出全新的挑战。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程序的监督,其内容包括案件是否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被害人是否自愿和解,和解协议是否合法等。监督方式包括不批准逮捕、决定不起诉、提出量刑建议、提起抗诉等。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程序的监督,应当注意三个问题,一是监督应以刑事和解协议为中心;二是监督不应损害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三是实现监督职能与诉讼职能的有机结合。     

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契合

在当前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过程中,总是有一道让所有人觉得意欲避开不谈却又无法绕过的高压线,那就是刑事和解与当代刑法所必须具有的罪刑法定、罪刑均衡这两大基本原则是否有冲突。本文论述了刑事和解制度与刑罚基本原则的契合,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存存提供刑事实体法上的正当性理由。     

提高中小学生法律素质的途径与方法

提高中小学生法律素质,既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文章从消化——学法、内化——守法、转化——用法、强化——护法四个方面,循序渐进地论述了提高中小学生法律素质的途径与方法。并指出,提高中小学生的法律素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网络舆情折射下的公众法律意识探微——对药家鑫案的别样透视

网络舆情折射出的公众法律意识现状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传统法律意识、非法律意识还在干扰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公众的法律知识还很贫乏;更令人堪忧的是,公众的法律信赖意识严重不足;此种状况既根源于历史的纠结,亦植根于现实的阻隔。法学界法律信仰的推崇派和怀疑派的对立实际上是西方自然法学、新自然法学与法律实证主义、法律现实主义对立的中国翻版,各有自身的关切及存在的合理性。一种更为可能的公众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演化的路径是:由法律怀疑到法律信赖、由法律信赖到法律信仰。     

市场规制法基本理论探究

市场规制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综合运用民事方法、行政方法、刑事方法调整具有直接社会性的平等主体内部的组织经营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纯粹公共性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 ,市场规制法是对市场的进一步规制 ,市场规制法主要包括 :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业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市场规制法是实体法和具体行政程序法的结合。     

地方高校法律诊所发展模式的可行性探讨

法律诊所实践教学模式的引进,极大地丰富了法学的实践教学内容。但是,随着这一教学模式的深入开展,各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都遇到了师资薄弱、资金短缺、学生实践机会少等问题,寻求新型的法律诊所模式的构建,是突破传统模式的瓶颈所需。新型法律诊所模式主要包括:对诊所进行部门化,扩大学生的参与面;让诊所面对社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设"法律讲堂",把司法引进校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强化学生法律诊所实践课堂的参与度,实行全程实践教学;扩大资金的来源渠道,以保障法律诊所教学可持续发展。     

法学方法新论

法学方法除了已有的价值评判、实证分析和社会实践以及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逻辑分析等方法之外,还有其他法学方法,如从"事"(事物、事情)到"理"(道理),再从"理"到"法"(法律、法学),最后又从"法"到"事"。较之已有的法学方法,这些方法不仅是创新和发展,而且更为基础和根本。     

海事行政法论纲

从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来划分,行政法可基本分为陆域行政法和海域行政法（即海事行政法）。21世纪将是海洋的世纪,海事行政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海事行政法是行政法的子法,是海事法的下位法,是行政法与海事法交叉形成的综合法。目前,中国的海事行政法仍属初创阶段,因此明确学科定位、确立学科体系是海事行政法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民法商法化刍议

本文阐述了民法商法化的起源和定义,简要分析了民法商法化的具体表现,意义。并以民法商法化为切入口,分析了民法与商法的界限,对民法和商法的立法模式作了简要的探讨。     

著作权法的解释学分析

运用法律解释学对著作权法进行了解析;认为著作权法内在的缺陷凸显于问题之中,缺陷与问题是矛盾的统一体;并从聚焦问题,分析缺陷,重点对著作权归属、对象和效力的重要条文展开解释,以此提升条文的可适用性;指出著作权法的解释学分析是实用法解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为法学界探索著作权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并试图增强著作权法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国际法在中国的适用

国际法与国内法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法律体系 ,这种联系的表现之一就是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从我国实在法的角度考察国际法在我国国内的适用 (效力 ) ,国际法在我国国内法上具有效力 ,可以适用 ,但在具体适用条约和国际习惯方面 ,我国宪法在立法层次及效力方面没有相应的规定。我国宪法应该明确规定国际法与我国国内法的关系 ,首先明确我国对国际法的原则立场 ,其次要明确国际法在我国的适用     

公正地对待经济法

长期以来,就有人对中国的经济法持讽刺、抨击和否认的态度,周大伟同志的<谁是佟柔?>一文即是如此,该文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对其予以反击和澄清,以论明经济法存在的正当性,并要求人们公正地对待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