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与“朝”:明代朝参议政及其沦失的历史考察

朝参是明代君臣共同议决国事的重要制度。较之唐宋，明初朝参仪制屡经调改，趋于简化，形成更定起居礼仪、分立内外朝仪、弱化朝仪等级等独特运行机制，并在议政、理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君臣互动、决政、共治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初皇权造极之际君臣分明、礼法严明的秩序格局。至明中后期，朝仪繁冗杂复、废时误事，加之时有皇帝怠政不朝、廷臣惰政失朝，以致朝仪与朝政的矛盾日渐凸显，朝参也逐渐失去议政决策的原初功能，进而沦为仅是皇威至上、皇权合法的外在形式和礼仪象征。     

佛法与皇权的象征——论唐代帝陵神道石柱

在唐代,士庶丧礼和皇帝丧礼之中均出现七七斋和地藏十王斋等佛道斋会和行香仪式,以儒家礼仪为主的国丧已经混入了佛教追荐仪式。保存至今的唐代帝陵神道两侧的石柱一改传统样式,采用摩尼宝珠柱的形式,将佛教蕴涵融入帝陵,在帝陵礼仪空间中见出佛法与皇权的结合。对唐陵石柱与佛教的具体关系,其形制来源,以及其在帝陵究竟产生何种意义等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帝陵礼仪空间的文化蕴涵在唐代的演变。透过唐陵石柱,不仅看到当时佛教对皇权的辅翼功能,帝王在佛教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被神圣化,也可读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叠加和交错中的皇室贵族与士民的复杂信仰。     

汉武封禅:儒学正统化大典

汉武时代,形势需要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念来强化皇权、开拓大一统帝国和维护社会秩序,儒学思想应运登上政治舞台。在儒学思想诠释与演绎下,封禅仪式程序不仅成为改德改制、大一统宗教礼仪和皇权至上与“奉天承运”的标志,而且也是宣告儒学正统化、制度化的典礼。     

北朝挽郎选拔与士族激励机制新论

汉晋帝后丧葬,例选显宦名族子弟为大行灵柩挽绋,通过仪式展演昭示君臣同心同德的和谐局面。降至北朝,挽郎在礼仪角色基础上逐渐派生出仕宦资格及仕进途径的政治功能,在九品官人法之外另辟新的入仕门路。遵循贵族社会阀阅流品法则,选拔挽郎注定要与家世门第紧密捆绑,但其宗旨并非单纯巩固门荫制度,而是在既定的门阀秩序和利益分配格局中适度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在仕进方面给予种种优惠,诸如放宽入仕的年龄限制、突破世资局限的破格超迁任用等,以鼓励士族精英奋发进取,杜绝贵族主义安富尊荣、鄙薄实务之积弊。在此背景下,学识素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声望成为挽郎出身的关键,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流社会封闭固化的局面,事实上与秀孝察举和官学试经一道为后世科举制开启先声。尽管前进的步幅相当有限,但对改良中古贵族社会的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西周聘问礼中的“礼赠”特征之分析

聘问礼在五礼之中属宾礼,是周代贵族之间重要的邦交礼仪。聘问礼的进行是伴随着礼物互赠的,称之为"礼赠"。"礼赠"是西周贵族之间交聘往来的一种情感表达与身份标识,其在礼仪交往中体现的等级性、对等性、象征性、敬让等特征恰恰是西周礼制的本义之表达。"礼赠"对于周礼的维系与西周贵族统治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着周人的基本精神。     

从“过渡礼仪”看天鹅仙女型故事中的“解难题”母题

"过渡礼仪"是法国民俗学家范热内普提出的经典仪式研究理论,他在丰富的人类仪式中发现其社会性、文化性的过渡机制,在《过渡礼仪》中将仪式内部结构及运行过程抽象为分隔礼仪、边缘礼仪及聚合礼仪。过渡礼仪是人类生命演进与社会化过程的统一进程,不断在人类历史中上演,凝聚为人类集体无意识,成为"原型"存在于民间叙事。天鹅仙女型故事运用"解难题"原型拟构男子成人礼仪,通过世俗与神圣叙事空间转换,构建成人礼仪进程,象征性展现主人公社会角色与地位的转变。     

祭孔与清初帝王道统形象之链接

祭孔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统的仪式化表征,自西汉以来,已转化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祭孔大典成为清代前期格外引人关注的祭祀仪式;清初帝王对于孔子的祭祀,其规格、意义远远超出了以往对孔庙的祭祀仪式,特别是由于皇帝亲祀跪拜孔子的介入,对于这一跪拜祭祀模式的认可与持续,促使祭孔的信仰及其仪式具有前所未有的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意义,礼如弟子的祭孔仪式则是透过身体象征来诉求统治正当性,给统治者铭刻了道统形象;确认了政权对于道统的承袭,也就是确认自我的统治正当性.     

“告庙”与“庙见”之别:春秋时期大夫以上阶层婚礼礼俗考证——从《左传》“先配后祖”说谈起

《左传》隐公八年记载郑国公子忽"先配后祖"之事,历代经学家对此众说纷纭,持论不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春秋时期大夫以上贵族阶层通行的婚礼礼仪问题。告庙的仪式与婚礼仪式并无直接关系,而庙见的仪式才是婚礼中必要的一环。春秋时期,大夫以上阶层的婚礼礼仪与士昏礼有所区别,尽管都有"三月庙见"这样的仪式,但是士昏礼中新妇到达当日便"成夫妇","庙见"只具备禀告先祖"来妇"的意义,而在大夫以上阶层的婚礼中规定"三月庙见"之后才能"配夫妇",因此庙见具有保证婚姻合法性的特殊地位,是大夫以上贵族阶层婚礼中尤其重要的一环。     

仪式礼仪:新时代推动政治认同的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载体

政治认同与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互促共进,前者是后者的核心内容,后者是实现前者的重要途径。当前,政治认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仪式礼仪作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教育内容的拓宽、情感认同的激发、行为规范的引导、文化氛围的营造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对于新时代条件下塑造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具有独特意义。仪式礼仪在发挥其独特价值的过程中还面临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甄选符合时代主题的仪式活动,规范仪式形式,挖掘创新传统仪式礼仪,不断丰富爱国主义仪式教育内涵,拓展爱国主义教育载体。     

汉代诸侯荐璧朝觐制度探因

汉代诸侯的荐璧朝觐制度不只是一项礼仪制度,而且还是重要的政治制度与财经制度。由于玉璧具有强烈的等级表征功能与政权象征意义,所以诸侯的荐璧朝觐,也是确立君臣名分、彰显等级尊卑的过程。同时,皮荐制度也是汉廷凭借政治权力攫取诸侯贵族经济利益的财政工具,旨在解决中央的财政危机。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确定性的毁灭——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开端试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起源".本文将首先说明黑格尔为什么要以"感性确定性"作为<现象学>的开端;其次,我们将阐明黑格尔本人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过程;最后,我们将指出黑格尔在此处用语言瓦解感性确定性时所犯的错误,并就此提出我们的见解.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论纲

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背景凸显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新的理念和新的目标定位,创新方式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找准着力点是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绩效的实践路径.     

期货期权风险管理探析

期货期权是期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目前虽没推出期货期权,由于它对深化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具有重大作用,因而其产生、发展和壮大是必然的。期货期权的主要作用是为期货提供避险工具,但同时它本身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风险。借鉴国外期货期权风险管理的经验,探讨我国期货期权风险的管理,对日后推出期货期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古典美学意象概念的主体间性

相对于现代美学的主体间性而言,中国古典美学的主体间性是前主体性的主体间性,即主客体尚未充分分化、主体未获得完全独立状态的主体间性。中国美学的意象概念就是这种古典主体间性的体现。意象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意与象的合成过程,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意象通过审美感兴而产生,突破物我、人我的屏障,达到了主体间性的审美境域。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