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朗利的文化诗学贡献看文学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关联

爱尔兰的南北分治使宗派主义在北爱尔兰应运而生,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因认同缺失而爆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血冲突。诗人迈克.朗利的平衡诗学文化主张不仅帮助好多卷入这场冲突的诗人摆脱了宗派主义的偏见,更为当代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作出了潜在的贡献。对于其他正遭遇类似于北爱尔兰宗派问题的国家和地区,朗利的文化诗学对它们的民族文化建设事业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谦逊的带刺玫瑰：论玛丽安·摩尔女性诗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美国现代派诗人玛丽安·摩尔的女性诗歌贯穿着一条隐蔽的寻找女性作家身份的伦理线，展现了特定时代女性的主体经验和美国父权诗学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伦理机制。以文学伦理批评理论为支点，分析摩尔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及不同阶段对伦理身份诉求所作的种种努力。指出，热衷“男性性别扮演”的家庭伦理环境和“文学是男性领地”的社会伦理环境是诗人陷入身份焦虑的伦理根源；摩尔拒绝“天使”的身份，坚信女人要“带刺”来发起反抗与自我保护，也要如同“变色龙”合理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摩尔晚期诗歌所彰显的谦逊与大爱是其在宏大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和解，昭示出一个女诗人对个人理想、气质素养与独立自由精神追求的高度伦理指向和实践美学。     

血以后是黑暗:海子和荷尔德林诗歌中的人与神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诗坛最为深刻、也是最具争议的诗人之一,海子生前热衷于德国古典美学和现代诗学,并奉荷尔德林为其诗学楷模。可以说,后者对海子的诗学与诗歌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荷尔德林身份、哲学和诗歌观念的体认和扬弃,海子在晚期诗歌中部分实现了自我超越,形成了迥异于荷尔德林的、高度个人化的诗学。对两位诗人的关系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海子诗歌作为当代中国一种特殊的诗学和文化现象的进一步体认。将海子诗学的本体观念、诗人的身份观念作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它们如何影响了海子诗歌中人、神与实体的关系,同时试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思考这种关系的生成机制和文化特性以及荷尔德林如何改变海子诗歌和诗学表意与实践的方式,以期对当代中国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接受和自我塑造问题产生启发性的认识。     

余光中诗学对内地新诗创作的启示

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学理论对内陆地区新诗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饱满诗风品格,对反文化至上者、仅"写我"创作心理有良好的引导作用;其独特创作技巧对内地新诗的诗行、分段等有一定的启发;其融古典于现代的创作理念能促进内地诗人、批评家对传统文化重新思考。     

论北宋熙丰时期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

北宋熙丰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洛阳诗坛以其文化特性而为人瞩目,承载了政治、思想学术等文化意义的洛阳诗歌的形成,与司马光、邵雍等洛阳诗人的政治家、道学家身份和他们的并非纯文学意义的诗歌观念有关。本文对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认为他们总的倾向虽然是重道轻文,但并不否定诗歌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特性     

反镜像的自恋诗学——戴望舒诗歌中的记忆修辞与自我的精神分析

由于现代性的飞逝时间撕碎了中国文化叙述的总体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唯有文化的碎片保存在记忆的气息之中。在这种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转向中,断裂的时间意识在戴望舒的追忆诗学中逐渐内在化,为诗人提供了观照自我与他者之间身份张力的反镜像行为。通过记忆、女性与花朵的修辞转化,戴望舒在现代汉诗的自我形塑冲动中发掘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自我精神分析学,即自我经他者而塑形。戴望舒这种独特的反镜像自恋诗学一方面标明了从郭沫若,经李金发到戴望舒之间,自我形塑嬗变的边界;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新文化叙述中自我身份之进步的成熟展望,从而创造性地回应了自我意识对历史气息的召唤。(1)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吸纳他者与找准自我——试析中西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总体诗学问题

总体诗学建构的最大障碍来自于"西方中心论",故消解"西方中心论"就成为总体诗学建构的前提。但是,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存在着不同的实践偏重。对于西方学界来说,引入他者眼光、跨文明眼光成了重中之重;而对于中国学界来讲,寻求诗学话语的自我身份、形成对非西方文化诗学话语的多元关注,则成为总体诗学寻求的最主要内容。     

“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海德格尔诗人之天命观刍议

海德格尔的诗人之天命观是其诗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内含着诗人之“世界”、诗人之“返乡”及诗人之“倾听”,隐含着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反动和纠正。蕴涵着哲学与诗学的融通。关注诗人之天命,旨在以“它者”的视角,消解传统艺术理论中对创作主体认知的僵化和凝固。     

应试背景下的元代诗歌教习及其诗学意义

元代科举有明显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元代诗歌教习亦呈现独特的样式。元代举业虽压缩了诗歌教习空间，但经义、古赋等考试内容仍然间接引导初学者习诗。诗法作品、诗学类书等进入元代教育系统，丰富了诗歌初学者学诗的内容，相应地也丰盈了其诗学意义。其一，蒙求诗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学发展的“驱动力”，助推了中国古典诗学在雅俗互动中扩散、普及与扎根；其二，蒙求诗学成为判断古典诗学雅俗高下的“基准线”，是诗人作诗的参照标准。     

大禹叙事的诗学结构、诗学生态及诗学实践

对中国经典叙事的诗学研究是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不同文类，立足本土文化语境，大禹叙事涵盖两个诗学结构，即善恶对照的伦理身份结构及有限变异的形态结构，以此达到修辞指向的可靠性，完成大禹伦理身份符号化的目的。大禹叙事由外在的诗学想象、内在的理念表达及隐性的空间拓展构筑起以农耕文明为底蕴的诗学生态，呈现重民本、求大同的中华审美风范。面对复杂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及诗学生态的改变，大禹叙事借由遗产、表演、景观三种叙事形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常生活审美转向与时代精神引领多重路径影响下进行诗学实践，激活了大禹叙事在当代社会的叙事活力。大禹叙事是中国本土叙事话语的典范，对其展开诗学研究能够为中国式诗学理论的发展及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借鉴。     

个人主义与华兹华斯的诗学观

以艾略特为代表的一些批评者对华兹华斯的个人主义倾向持贬斥的态度.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强调想象和感情,其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均表现出对个人的关注,与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有着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华兹华斯以诗人的身份,从诗的宗旨等诸角度诠释了个人主义思想,展现了诗人在工业化革命时期对个人主体性的关注.理解华兹华斯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实践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对理解华兹华斯甚至整个浪漫主义诗歌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论勃洛克与戴望舒诗学思想的异质性

勃洛克和戴望舒是俄中两国象征诗派的代表,两位诗人虽然在诗学思想上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潮的启发,但是在各自的文学与文化语境及诗人本身的差异中走出了不同的"象征"之路。通过对两位诗人在诗学传统、诗学立场、诗学观念三方面的平行比较,析出其诗学理论的同源异质性。     

水仙依然绽放——从《水仙》看华兹华斯的生态诗学思想

作为最伟大的自然阐释者之一,诗人华兹华斯崇尚自然,尊重自然,并将这一理念带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湖畔诗人的生态思想逐渐为评论家发现研究。本文将尝试重读《水仙》,来探讨华兹华斯的生态诗学思想。诗人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精神的关系。诗中流露出了鲜明的生态诗学思想。     

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的对立统一：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闻一多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兴趣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诗人到学者的文化身份转变过程。这次文化身份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表面上看，诗人与学者的文化身份是对立的，但其内在文化心理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存在统一性。换句话说，闻一多的文化心理是统一的，一以贯之的，改变的只是表达的方式和载体而已。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中，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在精神、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语言表达方面，都与诗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诗人与学者两种文化身份的融合与统一。     

“悲秋”的解读──古典诗词悲秋现象的一种透视

悲秋作品承载了古代诗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感伤世界。对生死的忧患和惶恐是“悲秋”最根本的抒情动机。传统农耕生活习俗和观念习养并赋予秋以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死意味，形成了古代诗人以秋为悲，以悲为美的情感定势和诗学风格。本文从惊秋、悲秋、吟秋三个层面透视秋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诗学意象的内蕴，以此解读“悲秋”感动古今的原因。     

"意象的姿容"与"现实的身影"——简政珍诗歌艺术散论

在中生代诗歌界中享有盛誉而成就卓著的台湾诗学家与诗人简政珍,有着比一般诗人更全面、更深入也更清醒的诗学观念和诗歌理想,并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使其得以有效实现。他以学者身份所坚持的平民化视角与草根精神及由此确立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态势、别具一格的意象叙述风格,对于当下大陆诗歌写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颇有不少可资印证和借鉴之处。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形态及诗学指向

新历史主义的模糊理论定位和松散学派特征是文学批评界的棘手问题。在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对立阐释中，它更是面临着命名危机和方法论困惑。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在对后现代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中引导的是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对话和协调，而在文化诗学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性回归和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中间代”:命名、问题、意义

“中间代”是新世纪诗歌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命名。新世纪初相关诗人对“中间代”进行了反复、持续的建构,呈现出了“中间代”诗人的基本风貌。但是,这一命名缺乏内在的诗学根据,更多的是出于夹在“第三代”和“70后”诗人之间、以“60后”为主体的一批诗人进入诗坛的实际需要。“中间代”诗人集纳在“中间代”的旗号下,是消费时代的诗歌行为,他们以商业营销的方式凝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努力没有诗学价值,他们在危机时代,坚持了新诗的先锋性、纯粹性。     

同中有异：东西“诗人学”理论探幽

在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同中有异的“诗人学”思想。无论是对于古代诗歌创作，还是对于现代文学创作，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的诗人学原理都有很多普遍适用的成分。因此，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对东西方诗人学思想进行现代整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