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流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 ,五四文学是一种启蒙文学。显示了五四文学实绩的鲁迅即使在后期谈起自己为什么做小说 ,也仍说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而鲁迅的先驱意义在于 ,早在留学日本的时候 ,他就怀抱着启蒙的思想 ,以文学改造国民的精神。这不但是他弃医从文的直接动因 ,而且也是他翻译外国小说、写作《摩罗诗力说》等论文的原动力。《摩罗诗力说》建立了这样一个启蒙结构 :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恶魔 ,对于“天帝”——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的权威以及维护这种权威的统治者 ,要敢于破坏反抗 ,对民众要进行彻底的启蒙。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呐喊》《彷徨》…     

现代中国文学观念嬗变论

一1907年,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它既是系统阐述自己文学观的论文,也是在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影响和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前奏曲的背景下出现的第一篇新文学论文。必须承认,它的观念已经标志中国文学开始真正步入了近代世界文学的思想堂奥。鲁迅之前,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有过巨大影响的是梁启超。他不仅是晚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理论中坚,而且揉杂了一些东西方的文学观点,在近代中国提出了颇有吸引力的“纯功利”文学观。他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美学

中国古代美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遗产,但近现代意义上的系统的美学理论却是在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由王国维输入中国的。1908年发表的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虽然还不是专门意义上的美学论文,但包含有重要的美学思想。它可以说是在中国条件下的第一篇革命民主主义的美学宣言,同还有许多消     

论鲁迅“恶”的文学观及其渊源

<正> 人们对鲁迅美学和文艺思想的研究,总是强调其“善”的一面,然而,鲁迅在第一篇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否定了“无邪之说”而推崇“恶魔”。“恶”,是鲁迅弃医从文之后首先看取的。造成对鲁迅“恶”的文学观研究的空白,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恶”的回避,而对“恶”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缺乏认识。“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     

浙江外国诗研究述略

我省的外国诗研究始于20世纪初。80余年来,在此领域辛勤耕耘的学人众多,成绩卓著,不仅在学术上受到国内外瞩目,而且与本国诗歌事业紧密联系,互相促进。 外国诗这一研究方向是鲁迅开辟的。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中结合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发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号召,热情赞扬以拜伦为代表而“力足以振人”的摩罗诗派即欧洲浪漫主义第二浪潮的诗人群,而特别弘扬其启蒙思想与“立意在     

鲁迅和易卜生——纪念易卜生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易卜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外国作家。他的剧作在当时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斗争中,起了不小作用。但真正理解易卜生、正确评价易卜生、将易卜生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掘深、开阔并发扬光大的,却几乎只有鲁迅一人。一五四运动前十多年,当中国还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鲁迅,就已经向中国读者热情地介绍易卜生了,他是易卜生的最早的介绍者,在一九○七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文中,介绍了易卜生和他的著名剧作《人民公敌》。鲁迅这     

“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初探——从《摩罗诗力说》到两个《艺术论》译本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虽然写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但他“拿来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萌芽却是很早的事,应该从《摩罗诗力说》算起。鲁迅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拿来主义”的榜样。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有人对“洋货”发生恐怖;也有人对“洋货”顶礼膜拜,鼓吹“全盘西化”。近来有人提出要引进外国文化,而一些人则感到震惊,认为技术、资金才能引进,文化怎能引进?因此,现在来探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非多此一举。     

现代诗歌中的“理想中国”书写与想象

<正>1908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写道:"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面对腐朽衰残之中国,鲁迅呼唤恶魔一样的摩罗诗人,奋起建立新秩序。20世纪上半叶,"摩罗"诗人相继出现,他们揭露社会丑恶,深情抒写他们的国家和民族想象,祈望一个理想的中国,这些诗人对理想中国的书写与想象颇值得关注和分析。一、线性时间叙述模式与未来中国预言现代诗歌中的理想中国书写多伴随着对现实中国的挞伐,形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从《摩罗诗力说》说开去——浅析鲁迅的早期文学观

鲁迅于1908年发表在《河南月刊》上的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无疑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文学观.简言之,这一文学观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旧有的“不撄人心”崇尚“和乐”的文学观进行了无情抨击,并试图通过对“摩罗诗人”创作经历及作品的论述,为中国文坛树立起由“天才”型作家创导的富于斗争精神和不妥协性的“撄人心”的新时代文学观.     

浪漫主义思潮与文学研究会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鲜为人议的话题。一般认为,以提倡现实主义著称的文学研究会,对浪漫主义是反对、或至少是排斥的。这种看法把一个影响巨大的文学团体和一个影响巨大的文艺思潮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 其实,在几乎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印记。以冷静深沉著名的新文学开创者鲁迅,就是在激烈昂奋的浪漫主义启发下,开始了他的文学道路的。在鲁迅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里,他曾怀着怎样的兴奋之情描述过浪漫主义:“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此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大都不为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变异——读摩罗《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

一、能绝望的是高贵的几年前摩罗以一册《耻辱者手记》为荒芜沉寂的文化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摩罗之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恐怕主要是由于他批判的激情与青春的血性以及他锐利的锋芒。钱理群先生欣然为摩罗的第一本书做序文:《“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称摩罗继承了由鲁迅先生开创而中断已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很多人一直以鲁迅为中国20世纪道德文章的楷模,认为回归鲁迅,可以找到前进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然而人们多关注的是鲁迅作为一个批判者的勇气与骨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先生称摩罗是对鲁迅谱系…     

谈屈原《天问》的怀疑思想

<正> 以《天问》为主要标志的大胆怀疑的思想,在屈原思想的发展中,占有突出位置。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写道:“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已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     

“爱国主义”没有错，“学理疏漏”方为错——评析摩罗《中国站起来》

2010年初,摩罗先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书《中国站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摩罗在此前创作的《耻辱者手记》等著作中,曾坚定主张继承五四传统和鲁迅精神,对“耻辱”的奴性主义中国文化极尽批判,对具有尊严感的西方文化不吝颂赞。而在《中国站起来》这本书里,摩罗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较诗学在中国

“诗学”本是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亚里斯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称,后来西方一直把它作为文学理论的别名,因此“诗学”可以等同于“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近年来,比较文学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便提了出来。它的对象是两个国家、两种民族以上的文艺理论;它的目的在于探寻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比较诗学”也叫“共同诗学”。一中国“比较诗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04年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特别是鲁迅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鲁迅在他的文章中通过比较各民族文学发展的特色,研究了文学的作用。他指出印度、希伯莱、伊朗、埃及等文化古国,由于政治上的衰微带来     

中国最早在著作中介绍歌德的是王国维

贵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出之《歌德在中国》一文,称:“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论及歌德的,恐怕仍要推鲁迅先生。”随即举出鲁迅于一九○七年写的《人之历史》及《摩罗诗力说》为证。其实不确!王国维于一九○四年夏天所写的《红楼梦评论》,早已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歌德的《浮士德》称之为“宇     

“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批判-解构”型话语形式——青年鲁迅的精神建构之一

青年鲁迅对"摩罗"精神的呼吁乃是对一种"反叛抗世"型生命存在范式的摄取,鲁迅冀望以这一生命范式去建立起自我生命与现实世界的创造性联系,去创造自我生命存在的独立价值.青年鲁迅所向往的"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正是被儒家正统文化长期压抑的"异质"生命力量.与"反叛抗世"的生命范式相联,青年鲁迅拥有一种藉"批判解构"而"肯定建构"的话语形式,而发现青年鲁迅的这一话语形式其意义在于它启示我们在研究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时,应当透过他的"批判解构"话语而发现其背后蕴含的理想建构.     

开拓新地 栽培鲜花——读鲁迅“五四”时期的新诗札记

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鲁迅,用战斗的笔,用多种文艺形式,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在用小说、杂文进行战斗的同时,还吹响了诗歌这一时代的号角。鲁迅一生写的诗,无论是新体诗、歌谣,还是旧体诗,现在能收集到的,已近八十首。这些诗从篇幅来看,比起他的小说、杂文、散文,数量是少的;这些诗又是散见在鲁迅一生的各个时期,但它伴随着鲁迅前进的步伐,同样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鲁迅光辉战斗的一生。“五四”时期,鲁迅写了《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     

鲁迅论屈原与宋玉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诗歌之敌》《厦门通信》《言论自由的界限》《喝茶》以及《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与宋玉曾进行多次评论,对于两位诗人思想言行的巨大意义及其不足,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 屈原《离骚》不遵矩度,影响深远 在鲁迅一九二六年写作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屈原与宋玉是列为专篇论述的少数成就卓著的作家。尽管在评述两位诗人的思想与创作时,鲁迅曾具体指出了他们的一些缺点与不足,但直到逝世前一年,还明确表示,“屈原与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屈原的作品较多,鲁迅在评论其创作活动时,除重点论及他的代表作《离骚》以外,仅简略提及他的另一长诗《天问》,认为《天问》是涛人在被楚怀王放逐过程中“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的产物,指出其由于“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并未对其思想与艺术作细密评析。对于屈原《离骚》,则一再热情洋溢地给予高度评价。 《离骚》问世以后,历来反响不一。“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鲁迅认     

《伤逝》：一种“悖论式”的启蒙话语

《伤逝》是一篇具有学术诱惑性的小说,鲁迅在这里最大限度地坦露了自己思想晦暗的一面,因此它也最能揭示鲁迅在这一时期的精神困境。小说借助一段失败爱情叙述了一次失败的启蒙,反映了鲁迅启蒙思想深处的犹疑和矛盾。这也使整篇小说为一种沉重的忏悔氛围所笼罩,这一方面源于鲁迅思想深处固有的那种负罪意识,同时它又加剧了鲁迅的负罪意识。寂静和空虚是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它直接指向了鲁迅思想深处的虚无和绝望。小说中这些因素交错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鲁迅早期的思想困境,也给鲁迅的启蒙话语蒙上了一种独特的悖论色彩。